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几个大字。这所成立于70年前抗日战火纷飞岁月的大学，看似破败，却被学术界一致认为是战时中国最成功的大学，它由迁至昆明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建立，其自由教学、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使之成为中国学人的精神殿堂，缔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今年是西南联大成立70周年，明天，西南联大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就将在清华大学举行，昆明也将于下月举行相关的研讨会。当人们穿越尘封岁月屡屡回眸，总能抵达这座心灵故乡感受一股不朽的精神。

■战火中完成世界教育史上的罕见“长征”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铁蹄踏进了神州大地，平津危急！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深陷战火，为保存文化力量和教育命脉，三校奉命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这一天后来成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但没多久，上海、南京相继陷入敌手，武汉告急，长沙震动！面对华北沦陷、中原动荡，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一条南迁的征程何其漫长而艰难。当时师生们兵分三路，一路人沿粤汉路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一路人乘坐汽车，沿湘桂路经广西镇南关、越南进入云南；此外，还有一支近300人的步行团，沿湘黔公路进入云南。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师生们栉风沐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于1938年4月28日终抵昆明。一路艰辛，师生们并不言苦，因心中怀着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热望，正如罗庸教授为西南联大所作的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雠寇复神京，还燕碣。”

■艰难岁月里联大师生安贫乐道以苦为乐

抵达昆明后，建筑学家梁思成为西南联大设计了校舍，原准备盖两层楼的瓦房，然而，由于通货膨胀，钱不够了，巧妇亦难为无米之炊，最后所有的办公室和教室都盖成了土墙铁皮顶的房子。

说起这铁皮顶的教室，西南联大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趣事：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某日上课时正好下起了大雨，雨水砸在那马口铁做成的屋顶上叮当作响，学生根本听不到教师讲课，陈教授无奈便在黑板上写下“静坐赏雨”。对于西南联大师生而言，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啊。

学生宿舍的情形比教室更糟，学生宿舍也是土坯墙，但却是茅草顶。屋外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睡在上铺的人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

而当时联大没有教师宿舍，有的教授为了躲避日军空袭，且图房租便宜，迁到郊区居住，有的甚至住到了50多里外的呈贡。由于住得分散，当时流传着一句话：“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据西南联大校友回忆，当时周培源教授家住昆明西山龙王庙，离联大20余里，他骑马来上课，下马后先牵马溜汗，再进教室上课。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生活十分困难。微薄薪金不足糊口，教授们穷得“十儒九丐”。西南联大流传着一个笑话：一名乞丐在大街追逐朱自清乞讨，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艰苦的岁月逼得教授们不得不想出各种办法筹措口粮，吴晗、闻一多等人都以刻印为生，费孝通卖起了大碗茶，吴大猷则去菜市场捡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治病，就连梅贻琦夫人也不得不与潘光旦夫人制售一种名为“定胜糕”的米糕贴补家用。

因为时局艰难，师生们很长一段时间一天只能吃上两餐，早上一般是稀饭，晚上才能吃到米饭。当时当局供给的是劣质米，米饭里有很多沙石、老鼠屎、糠屑，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

■“豪华”师资阵容培育“学术明星队”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形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这是弗吉尼亚大学一位史学教授对西南联大进行了十年研究后的评价。

西南联大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在滇整8年。“西南联大的这8年对中国整个文化教育的影响将长达80年、800年都不止，它的影响会是永远的。”龙美光如是说，他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网”的站长，这个网站专门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文章、回忆文章及老照片等。龙美光表示，西南联大的办学精神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有很大启示作用，“现在国家的教育一直在改革，但一直没达到理想效果，而西南联大应该成为一个样板，整个中国教育都应向西南联大靠拢。”的确，在短短8年时间里，联大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近百人，成为真正的“大师之园”、“学术明星队”。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共主校务，梅贻琦兼常委会主席，挑起主要负责的重担。梅贻琦曾言：“师资为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至极。”西南联大师资阵容在全国都堪称最为“豪华”，可谓大师云集，群贤毕至，教授中多为一代宗师和文坛泰斗。搞社会科学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杨振声、罗常培、冯友兰、王力、罗庸、向达、陈达、潘光旦、叶公超、朱光潜、汤用彤、陈序经、吴晗、吴达元、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钱钟书、刘文典、冯文潜、费孝通、沈从文、冯至、郑天挺、卞之琳、任继愈、游国恩、余冠英等；从事自然科学的有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江泽涵、杨武之、陈省身、赵访熊、赵忠尧、赵九章、吴大猷、王竹溪、方毅、任之恭、曾昭抡、黄子卿、李继侗、沈同、牛满江、吴征镒、朱德祥等。诚如梅贻琦所说：“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而西南联大的课程教学是一流的，杨振宁曾如是评价他的西南联大生活：“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

■教学自由校风民主的葱茏学习岁月

几乎每个西南联大的校友都会不吝最美好的词汇谈及母校，回忆在联大学习的葱茏岁月，他们无比神往。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敏说：“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学校，好像一个思想的大集市，讲课的都是大师，没有课本的，老师讲的就是他们鲜活的思想，他们正在面对的问题。各老师有啥特长就开课，没人审定，课程非常丰富，听课自由，没人点名，也没人督促你，每个人凭自己的良知学习。知识分子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幸福——这是联大对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和治学方向最重要的启蒙。”

西南联大有宽松的学习环境，但也有非常严格的考核制度。学生听课自由，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考试非常严格，考试不及格的课程不能补考，必须重修。曾求学于西南联大的中科院院士潘际銮回忆：“我在中学期间是理科尖子，但进西南联大第一学期期中考试的物理居然不及格，当时吓了一跳。我发现，原来不仅考讲过的内容，没有讲的也要考，所以，课余时间我就去茶馆看书，把所有物理书都拿来看，直到把所学的范围融会贯通，只有这样才能考好。实际上这就培养了很好的自学能力和独立钻研能力。”

潘际銮提到的茶馆看书是当年西南联大的一景，当时在校园附近，每条街上都有好几家茶馆，而每个茶馆里都能找到西南联大的学生，尤其是文林街上的很多茶馆，茶客甚至都是清一色的联大学生，学生们笑称这些茶馆为“校外的第二学习阵地”。不少人的论文和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后来著名的小说家汪曾祺的很多小说就是在泡茶馆中构思写成的，后来汪也自认“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小说家”。无怪乎，林语堂1941年底到昆明演讲谈起西南联大时，评价说：“西南联大物质生活不得了，但精神生活了不得。”

西南联大融合了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弘扬了三校的科学与民主的优良传统。联大8年，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均学有成就，有的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

西南联大不仅“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且有“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三校本来就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和中坚力量。联大继承了三校的光荣传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广大师生高举爱国民主大旗，坚持团结抗战，成为了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在全国震惊的“一二·一”惨案中，联大师生更是英勇斗争，横眉冷对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潘琰、李鲁连、张华昌、于再四烈士的血唤起了更多的民众。毛泽东高度评价“一二·一”运动是“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的标志”。

“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征。”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树起了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最后铭曰：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先来哲。1946年7月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而国民党反动派乘三校北返之际，竟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李公朴先生被暗杀，闻一多拍案而起，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特务又将罪恶的子弹射向了他。闻一多的死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为联大的历史写下了最精彩的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