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旧书店留影（刘元东 摄）

2007年4月1日 Su   阴，雨

    昨晚熬夜，晚睡晚起，听说要下雨，都以为去不成文庙旧书市了。一会儿罗新安先生就叫我，要不要去文庙？还买得成书？！当然要去喽。
    乘公交过去，走了一小截路，这就到了文庙。已有许多人在那里淘书，只是并不十分热闹。很自然，昨晚已有几许读书人看过天气预报了，没有来。
    没多许即淘到几本影印的新文学图书，分别有生活书店版朱湘诗集《中书集》、新月书店版《新月诗选》、生活书店版《我与文学（文学一周年纪念特辑）》和星群版辛笛诗集《手掌集》。这几书均是从同一套影印本的近20册书中挑出的，摊主索价15元每本，也不是便宜的价格。只是我在找书的某一瞬突然发现《手掌集》是辛笛诗人的亲笔签名本，已颇难得，攥在手里和摊主侃价，4册书给50元。只讨一次还一次即成功得书了。
    接着去另一摊位，一眼看到黄裳《翠墨集》的初版本，要价100元，文物价。另一册《使滇日记·杂记（外一种）》，喊价20元，左侃右侃，15元成交。
    再到另一摊位，30元拿走一册1940年（民国廿九年）世德堂陈《当大事》，中有许多空白页，只是作为一范本而拿下，乃平价故纸。这一故纸摊上还有一民国结婚登记册，上有送礼记录。我仔细一看，彼时结婚送礼，瓷器、字画等古董在上海亦为时尚之举。
    下午由小刘陪同去福州路买书。此为一条名符其实的“书街”，除了附设“上海旧书店”的博古斋就在福州路，上海书城等亦林立左右。除了花20元在特价书店买到徐雁教授著《故纸犹香》和山谷著《夫子庙》，主要是去博古斋。
    博古斋三楼即是上海旧书店店址所在地，一派浓浓的书香味充盈其间，惜均属非古董却是古董价格的旧书。一套复刊前的山东《藏书家》，竟要160多元，一册1950年代的画册《云南风光》在昆明不过50—100元，在此处却是185元。徐志摩《爱眉小札》的初版本要价1500元，《中国抗战画史》的影印本要250元，一本还算可以的民国相册要10000元，那些日本侵华罪证“写真帖”更是不敢问津了。我只买了一册曹正文主编的《我的书斋》纪念此行。另外，在博古斋的新书店买到了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的黄裳著作《插图的故事》。
    出上海旧书店，就去上海书城走一圈，没有买一册书。有一个印象，在上海许多书店都不兴寄存行包，完全给人信任，这和昆明是完全不同的。
    这一日，只是走马观花地感受上海书市的氛围罢了。

辛笛签名本《手掌集》

在博古斋

在上海书城

福州路一角（云南中路）

南京路 （除书影外均为 刘元东 摄）

    中午，童翠萍来电话，询南京行程安排。转告徐雁教授意见，若中午能到南京，就一起吃中饭。明天到了南京再说吧。
    

附：

1948年初版<<手掌集>>原版书影欣赏

 强手抢“手”——由《手掌集》的封面画谈起
　　肖毛/文
　　

　　
　　 一、美的手
　　
　　 1948年1月，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表里俱佳”的新诗集：《手掌集》。关于诗作者辛笛先生及这些诗本身，前面已经谈过；这里，该集中谈谈《手掌集》的“外表”了。
　　 看过该书封面的人知道，它的主图是一幅版画：一只唯美的手。
　　
　　 许多年后，对它感兴趣的读者很想了解：这只“美手”，究竟出自何人的手笔？是以新诗及装帧知名的、辛笛的友人曹辛之吗？
　　
　　 这个问题，我曾自问过；“对《手掌集》的封面和版式之美，多年来一直惊艳赏玩不已。”的网友沈先生也问过。后来，经过各自查证，我们都得到了明确的答案：
　　
　　 《手掌集》的封面设计者，当然是曹辛之先生，网友沈先生那里有一本岭南美术出版社的《曹辛之装帧艺术》，其中便附印了这张封面。但这只手的版画，原作者却是Gertrude Hermes（裘屈罗·赫米斯）女士，该图题为《花卉》（Flowers）就收在一本我们各自拥有的新版画册——萧乾先生编选的《英国版画集》中。
　　
　　 看来，这问题该到此为止了。但是，三个新问题又出现了。
　　
　　
　　 二、问题之一：谁之手
　　
　　 2003年6月6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过一篇王圣贻女士的回忆文章《父亲的手》，文章有声有色，把一个立体的辛笛先生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很可感谢的。不过，文中的这些话却引起了我的思索：
　　
　　　　“父亲辛笛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诗作《手掌集》的封面，是一只有款有形的手：张开着手掌，自然地舒展着三个修长的手指，微曲着后二指，撒下了一朵又一朵姿态各异的花。…但小时我从未把《手掌集》封面上这个潇洒的动作与父亲的手联系起来，直到上小学，…才发现父亲的手掌很厚…那潇洒的动作竟和曹伯伯设计的诗集封面上的手势一模一样，于是我恍然大悟地叫着：‘《手掌集》上的手就是你的，你的！’父亲欣慰地笑了，张开五指抚摸着我的头。”
　　　　
　　　　从文中看，辛笛先生对女儿的推测是默许的。可是，按《英国版画集》的后记，该图的原创应为裘屈罗·赫米斯无疑，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曹辛之先生在采用此图时，特别将这只手的手指变成了上述姿态吗？
　　　　
　　　　翻出《手掌集》初版的影印本，将其与收在《英国版画集》中的那幅《花卉》仔细核对，发现除颜色不同（在《手掌集》封面中，手的线条颜色是蓝的）外，再无别的差异。
　　　　
　　　　可见，“《手掌集》上的手”，绝非辛笛先生的，故《父亲的手》一文中的这段记忆显然有误。虽然作者毫无恶意，但如不加以澄清，恐有以讹传讹的危险，如“巴金从废纸篓里捡出了《雷雨》”的谣传就是一例，害得韩石山先生只能撰写一篇“《雷雨》是巴金发现的吗”这样的文章，来专门揭露“巴金发现《雷雨》这个神话，是萧乾制造出来的”这样的事实。
　　　　
　　　　
　　　 　三、问题之二：可有第三只手？
　　　　
　　　　在姜德明先生与人合作的《美的书衣》一文（刊于 2001年4月29日《北京青年报》）中，也曾提到《手掌集》封面上的这只手：
　　
　　 “《手掌集》的图案取自作家萧乾收藏的英国近代版画，优美和谐。”
　　
　　 据网友沈先生在姜德明先生的《书衣百影续编》一书中查证，在《英国版画集》的初版封面，竟然也采用了裘屈罗·赫米斯的散花手——《花卉》。　　
　　
　　 从新版《英国版画集》（萧乾编选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8月2印，定价18元）里，我却找不到这样明确的表示。文洁若先生在其2000年2月11日所作的后记中，是这样回忆的：
　　
　　 “……曾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了一版。……重印……版式、纸张、开本均跟原版一样。”
　　
　　 可惜，这里没有并提及封面。倪墨炎先生早在1988年1月所作的“萧乾编的《英国版画集》”一文中，也曾提到此书，但亦未言及封面：
　　
　　 “萧乾编的《英国版画集》…分中文版和英文版两种，两集都是装帧一样的硬面精装，封面和书脊上的书名、图案都烫银……笔者于80年代中期在旧书店同时遇到《英国版画集》的中文本和英文本，每本标价20元……几经斟酌，只购下了中文本……”
　　 ——《现代文坛内外》
　　
　　 那么，如姜先生所言不差，从英文版的《英国版画集》初版封面上，应该也能看到那只手：加上图的中文版，还有《手掌集》的封面，共三只手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手”？我想，原图实在太美，这才让萧乾、曹辛之这两位“强手”，各自都想要把它“抢”过来，放入书中去的吧。
　　
　　
　　 　四、问题之三：手的“伯乐”
　　
　　
　　 先有《手掌集》还是《英国版画集》？按文洁若先生的回忆，后者既是在“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当然先有《英国版画集》了。那么，这只手的“伯乐”应为萧乾先生。是不是呢？
　　
　　 从《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年》（辽宁美术1982年初版，定价（精）3.1元）一书中，查到这样一行：
　　
　　 1947年春（1月），萧乾选编的《英国版画集》，在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看来，这只手的确是由萧乾先生最先“引进”的。——至此，再没有新的问题了。
　　　　
　　　　
　　　　 五、裘屈罗·赫米斯与《花卉》与萧乾
　　　　
　　　　说到这里，也该对这只手的作者，及这只飘洋过海的手经过交待一下了。这却容易，从《英国版画集》中的“附录：作者略传”中抄抄即可：
　　　　　
　　 “裘屈罗·赫米斯：是Leon Underwood的高足。1939年，威尼斯开国际展览，她是代表英国出面的七位版画家之一。……住在Chelsea，距编著的住所不到50码，然而到我临回国前几天才碰头……我硬由她手里买到一本早已绝版的《花卉》，就是本书选用的……她为许多书做过插图，但花卉是她对木刻最重大的贡献是无疑问的。”
　　
　　 从这些叙述看，这只“从英国伸过来手”，可不是一般的手：既有难得的艺术美，更是“一只”中英文化交流的艺术见证。而且，若非萧乾先生“独具慧眼”，这幅画却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而且，正如萧乾先生所言，花卉才是“她对木刻最重大的贡献”。在《英国版画集》的第四卷中，共收录了13幅以花卉为主题的版画，其中，裘屈罗·赫米斯的作品竟然占了9张之多，每一张都是精致的艺术精品。
　　
　　
　　 六、中国手——黄永玉
　　
　　 萧乾先生在《英国版画集》的“代序”中，曾经写道：
　　
　　 我觉得中国版画之过于粗糙，正如英国版画之过于纤细。这两个极端间如能找到平衡……除了“农村破产”之外，还能兼及宇宙间其他题材，则中国版画必将具有更深邃的艺术性。
　　
　　 这段话，的是高论。可是，这样的中国版画的确太少。能够媲美裘屈罗·赫米斯的花卉版画的“中国制造”又在哪里呢？
　　
　　 在三折买到大本的《黄永玉画集·版画》之前，裘屈罗·赫米斯的那些花卉作品一直是我心目中难以企及的木刻神品。
　　 从这本版画集的第103页起，连续用几页的篇幅印出了黄永玉先生1958年创作的17幅花卉版画。如果说，其中的“西府海棠、马樱花、凤凰花、木笔”这四幅还是对裘屈罗·赫米斯的花卉版画的精心模仿的话，那么，“石楠花”、“石蒜”等十几幅，却都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尤其是乡土特色。
　　 这些木刻，都是为郭沫若的诗集《百花齐放》所作的插图，《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年》一书曾经言及：
　　
　　 “1958年，6月，郭沫若诗集《百花齐放》木刻插图100幅。由人民日报社出版。”
　　
　　 估计，这100幅图，当出自不同的版画家之手。但我猜，黄永玉的创作或许是最精彩的。在《黄永玉画集·版画》中，还有一幅创作于1963年的大型木刻《菊花》，其气魄与神韵，更为裘屈罗·赫米斯所难及。
　　
　　 或许，有一天，黄永玉先生创作的这些花卉版画，也能飘洋过海，来到裘屈罗·赫米斯的故乡，作为中英艺术交流的又一个见证……
　　
　　 2003年12月20～21日20:55肖毛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