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篱下集》的命运与不惑

王炳根

《篱下集》是萧乾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有作者自1933年至1935年之间发表的小说12篇。该书作为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种，由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3月出版。     1936年的春天，萧乾被《大公报》派往上海，筹备沪版。这年7月，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前往欧美游学，途经上海，萧乾便将刚刚出版的《篱下集》题赠冰心，上书：“送给冰心姊指教炳乾一九三六·上海”。萧乾在题签上称冰心为“姊”，不是一般的称呼，融有一种亲情。萧乾曾在北新书局当练习生，该书局出版了冰心早年大部分著作，包括三卷本的《冰心全集》。萧乾非常喜欢冰心的作品，凡给冰心送校样送样书送版费，总是自告奋勇，骑了脚踏车，飞快地送至中剪子巷冰心的家。如果是稿费，则用手绢扎在手腕上，进了院子便大姐大姐地叫，说，秉乾给您送银子来了。萧乾那时的名字叫萧秉乾，冰心幽默地叫他为秉乾（饼干），或亲切地称之为“饼干弟弟”，每回送来校样样书或稿费，都请他到屋里坐坐，喝点热茶，聊聊天。而萧乾与冰心的三弟谢为楫同龄，后来又都成为了燕京大学的同学，来中剪子巷的机会更多，干脆便与谢为楫一道，称冰心为姊。由于这样的关系，冰心将萧乾的赠书，这本精致的《篱下集》，带在了身边，从日本，到美国，之后到英国、法国和德国，最后借道苏联，一年之后，回到了北平，将它放在了燕南园66号小楼的书房里。     冰心回国后不久，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1938年夏天冰心离开北平，前往大后方的云南昆明。在离开燕南园时，冰心和吴文藻除生活与教学的必需品外，绝大部分的书籍与资料，打了包装了箱，存放于阁楼。《篱下集》自在其中。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人闯入燕大校园，冰心居住的小楼成了拷问教授的场所。存放的几十箱书籍与资料，全部散失，到了1945年初，《篱下集》却奇迹般地在旧纸堆中出现。于是，在萧乾题签的右下方，出现了如下的题字：“拾于北楼（燕大）旧纸堆里一九四五、二、五”，还有一行字，不知何故被擦去，有一方篆刻印章，证明了拾书人为张式谷先生。至此，《篱下集》在战乱中易主。     但《篱下集》终又回到了冰心的书架上。2004年早春，我在整理冰心的遗物时，在客厅的书架上发现这本书。这本周游过世界、经历过战乱与“文革”抄家的《篱下集》，却原来又一次流入旧书店。这时已是“文革”之后了，书的品相被定为甲等二级，有一方中国书店旧书定价的印章，对话框中用原珠笔填写着：册数1定价070，也就是七角钱吧。是冰心或吴文藻从旧书店购回，还是萧乾购回后再赠，就不得而知了。     有着如此丰富与苦难经历的《篱下集》，从出版到现在已近七十年，却完好如初，布纹封面，淡绿依显，精装书脊无一脱页，散发着铅印旧墨的书香。读这样一本书，不仅是一种艺术享受，还有一种历史沧桑。但我在阅读这本书的“题记”时，却产生了一点疑问。     1930年，萧乾曾在辅仁大学英文系就读，以“半工”维持大学的生活费用，帮一个美国人编写英文《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在为简报写访问记时，结识了沈从文，从此成为好友。萧乾习作小说，多请教沈从文，沈从文也说，他是第一个读者，所以，萧乾在出版第一个小说集时，自然想请沈从文作序，沈从文未推辞，但不作序，以题记代之。题记主要是谈“乡下人”的朝气、自由、胆量大和精力旺等，对比着“城里人”的怕事、偷懒、不结实与凡事投机取巧，沈从文说，他不喜欢和这种人要好，宁要“乡下人”的反对，也不要“城里人”的同情。从城乡一般概念上的划分，萧乾无疑属城里人，但沈从文以为，“他的为人，他的创作态度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乡下人’，才能那么生气勃勃勇敢结实。”所以，他说，萧乾的文章，“除了觉得好，说不出别的意见。”他还希望萧乾“永远是乡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应该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产生他更完全的作品。”“乡下人”的自卑与自尊，是沈从文基本的人生与艺术的出发点，他用在这里评论萧乾，却也非常贴切，可见他的“乡下人”不以地理位置划分，主要指的是精神的与气质的。但就在读到最后一行时，也就是写作日期时，却有些疑惑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就是1933年12月13日，而收在这个集子中的12篇小说，只有《蚕》《小蒋》作于1933年，其余的9篇均写于1934年，《道傍》还是作于1935年9月，如果沈从文的“题记”，果真写于1933年，不也染上了“城里人”请名人作序、撑门面的陋习？沈从文未读过两篇小说便开了一通议论，也有失“乡下人”的生活与艺术的准则吧。     为此，我专门查阅了《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初版），在第16卷中，收有此文，题目为《萧乾小说集题记》，落款日期也为“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但在文末出现了“本篇发表于1934年12月1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说明文。根据这个说明，我推断，“题记”的写作时间应是1934年，也就是民国二十三年，“二十二年”属沈从文笔误或排版差错？如果将时间确定在1934年12月，那么，一切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最后一篇写于1935年的《道傍》，是本书发排之后加上去的，不涉及“乡下人”的原则。     而这一误，就是将近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