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将军虽然在上饶的时间不长，但在其一生中也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1939年春由皖南迁来上饶后，叶挺作为列入三战区战斗序列的新四军的军长，自然和三战区长官部有所联系，也因此会来到上饶。根据各种史料记载，叶挺至少到过上饶三次。下面就有关史料作一些分析研究，澄清和纠正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的说法。

关于叶挺第一次到上饶的史料

　　叶挺第一次到上饶的情况，各种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上饶县志》大事记中十分简单地记道：1939年“是年，叶挺将军视察新四军驻上饶办事处”⑴(引者注：“新四军驻上饶办事处”应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该办事处原设于南昌，南昌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迁到吉安，1939年5月迁至铅山，6月移驻上饶)。这里没有具体月份，一年跨度太大，而且只提视察一事，过于简单。叶挺作为一军之长，他不太可能仅为视察一个办事处而不远千里特地来上饶一趟。据多数史料记载，叶挺这次来上饶主要是到三战区长官部交涉所扣压的枪支问题。几本叶挺传记中都写到了这件事，而有关此事的第一手史料，则来自当年任叶挺警卫员的熊辉的回忆录《追随叶挺将军两年》。文章说：叶军长的爱人从自己家里设法张罗了一笔钱，在广东、香港一带买了3600支手枪，准备运往皖南，供给新四军抗日。这3600支手枪从广东起运路经上饶时，竟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无理地扣押下来。军长的爱人从上饶立即拍了个电报到我们军部。一见电报，军长非常恼火，叫我们立即备马。从我们军部驻地云岭要骑马到太平，太平有公路直通上饶，军长有一部汽车就停放在太平新四军兵站上。没有吃晚饭，我们就随他骑马出发，到达太平……(天黑后)跳上汽车走了。第二天清早，我们到了上饶，汽车直接开到第三战区司令部门口停下。下了车，我们便随同军长一起走进司令部。军长进了顾祝同的办公室，我们就在门口等着。门没关，从门外看得很清楚，军长一走进办公室，便气呼呼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⑵ 以下便是一长段的对话及具体场景的生动描绘，活现出顾祝同的狡辩伎俩，突出了叶军长义正词严的驳斥与质问。当天交涉未果，叶军长住进了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经过据理力争，顾祝同不得不将被扣压的手枪如数交还给叶挺带回。熊辉是这件事的直接见证人，他写的自然值得相信。这篇回忆录写得生动具体，但遗憾的是没有点出叶军长到上饶的具体时间，甚至连大致的时间都没有。时在上饶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的胡金魁，回忆了一个大致的时间。他说：新四军驻赣办事处1939年6月迁至上饶，先在十里埠一个庙里住了三四个月，后搬到县城水南下滩头一地主家里。“办事处搬来滩头后，形势更紧张。这期间叶挺来过上饶，住在旅馆里，随身带个照相机，曾到我们办事处指示工作，并给办事处5条新的双保险驳壳枪，我拿了一条，四个警卫员4条”⑶(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叶挺是从什么地方取出5支枪给他们的，但依据其他史料的记载，当可肯定这5支枪就是从三战区长官部追还回来的那批枪里面的)。按此推算，新四军驻赣办事处6月间迁至上饶十里埠，在十里埠住了三四个月才搬到城南下滩头，到下滩头的时间当在9月以后。叶挺若是办事处搬到下滩头之后才到上饶，那他到上饶的时间最早也在9月之后。而这个时间也值得商榷。据《叶挺研究史料》所载《叶挺生平活动简表》等资料，叶挺4月下旬去江北，直到8月初才从江北回到皖南军部，14日致电顾祝同谈及拟将新四军二支队暂归一支队陈毅指挥事宜，21日致电周恩来提出去重庆，月底(另有文章说是9月1日)即动身前往重庆(至1940年8月返回云岭军部)，这样叶挺既不可能8月初之前到上饶，也不可能8月底以后到上饶，可能到上饶的时间就是8月初回皖南军部之后至本月底去重庆之前，因此我认为比较准确的说法应是8月间到上饶。胡金魁接近这个说法。接近这个说法的还有黎汝清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指出此事发生在“1939年的夏天”⑷。另外一个问题是枪的数量和名称，也有好几种说法。熊辉回忆是3600支手枪；小说《皖南事变》笼统地写是“一批短枪”；曾任军部机要员的何凤山回忆录《叶挺军长在新四军》则说是2000支驳壳枪⑸，胡金魁也说叶挺给他的是驳壳枪；近见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内部出版的2003年第一期《铁军纵横》第29页有文章说是3700支手枪(笔者附带指出：此文还说得知3700支手枪等被扣留在上饶后，“叶挺连夜骑马赶去，直闯顾祝同的卧室”。事实上叶挺既不会也不可能从皖南云岭骑马赶到上饶的，此事应以熊辉回忆为准，先骑马到太平兵站，再转乘汽车连夜赶到上饶)。枪的准确数字，大概难以考证清楚。全是手枪还是驳壳枪？我看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驳壳枪。手枪和驳壳枪大概都是短枪吧，故称短枪为宜。综合研究上述各种史料，我认为对叶挺第一次到上饶比较准确、完整的表述应该是：1939年8月间，叶挺特地到上饶与顾祝同严正交涉，追回了被三战区长官部扣押的一批短枪；同时看望了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同志，并从要还的短枪中送了5支驳壳枪给办事处的同志。

关于叶挺第二次到上饶的史料

　　叶挺第一次到上饶的史料来自老同志的回忆录，而第二次到上饶的史料则来自档案馆的电报资料，没有一位老同志回忆录谈及此事。这也许是事关机密而且是上层机密，知情者甚少的缘故。已经公开的几份电报资料见之于有关皖南事变的资料书中。198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央档案馆编辑的《皖南事变(资料选辑)》，只收录了一份电报，是1940年11月10日毛泽东致叶挺、项英电，指示叶挺到上饶会见顾祝同时要谈的第一位的问题：希夷见顾时，请要求顾电蒋停止汤恩伯、覃连芳两军东进，否则引起战事，由彼方负责。覃军两师已到商城、固始，覃及各师长均集立煌，计划攻皖东。汤军九个师在南阳准备东开，形势紧急。请质问顾，一面苏北言和，皖南令我北移，一面派二十万大军东进，是何用意，是否彼方已准备决裂。希夷谈判时，应以此项大局为第一位问题，其余都是第二位问题。⑹ 199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皖南事变》编纂委员会编辑的《皖南事变》，收录了另外3份有关叶挺到上饶谈判的电报。电报一，是1940年11月6日新四军军部关于叶挺将去上饶与顾祝同谈判报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 (一)希夷去上饶，我们只准备谈军部的问题，条件为：⒈要求保证安全；⒉要求划出溧阳给我们住两个月，部队逐渐伸苏南北渡；⒊要求补给开拔费、弹药及预发半年津贴； (二)其他请你们即告，我们以为愈早愈好，因已复说真〈十一〉日到上饶。三战区部队正在调动，二一军有向徽州、屯溪集中讯，尚在侦察中。现在我们仍作战斗准备，即盼复。⑺ 很明显，前引毛泽东11月10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是对此11月6日新四军军部请示电报的回复。叶挺去上饶和顾祝同原只准备谈军部北移事宜，毛泽东则指示叶挺去上饶谈判时将“要求顾电蒋停止汤恩伯、覃连芳两军东进”作为第一位的问题，其余都是第二位的问题。电报二，是项英11月11日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致周恩来、叶剑英电，告知叶挺于本日去了上饶，所带去给顾祝同的呈文中，提出了北移的具体条件，包括“北渡路线及行期事项”和“军需补给事项”两项共11个小点。电报三，是项英11月18日报毛泽东、朱德并周恩来、叶剑英、刘少奇电。因是叶挺到上饶与顾祝同谈判的具体内容，故重点抄录于下：希夷已于巧〈十八〉日回军部。见顾谈(上官参加)无具体解决，仅要我军北移，允经苏南，不批准驻地，即十二月份起，苏北、皖南同时北移。顾对叶所提补充，只说转呈何(引者按：即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批准，对移动安全，则说以政治人格担保，而对汤恩伯调兵事，推说不知。因此，对停止进兵为第一问题之谈判不能实现，顾之态度，显然以局部解决方式逼我北移，可以发现国民党之方针，对北守、南逼、中打之企图。此事中央具体方针和指示如何，以便此间作具体布置(移或拖)。北移方针 当无问题，如依目前情况，确定速移，则我们仍再交涉北移期限延长，无论如何弄点补充，并作各种实际之准备和布置。如认为目前局势有拖下去之必要，也请指示，以作应付，盼即复。顾对希夷所带去之北渡所提条件，既不下命令，也不正式决定，仅以战区司令部参谋处签名一件，作为备忘录式交我。如下文……⑻(引者按：下文的要点上文已提及，故略) 这份电文说明，叶挺到上饶与顾祝同谈判并没有什么成果，不但毛泽东指示作为谈判第一位问题的“要求顾电蒋停止汤恩伯、覃连芳两军东进”事宜被顾祝同“推说不知”而拒绝，就是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条件也多被否定或向上推诿，虚于周旋。尽管如此，叶挺此次上饶之行仍很重要，正如项英电文中说的，从顾祝同的谈判态度“可以发现国民党之方针”，也因此有关叶挺的传记和生平活动简表都作了记载。但看过这些传记和生平简表的记载，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即究竟是谁要叶挺去上饶谈判的？这些传记和生平简表对此说法有所不同。有的说叶挺是奉中共中央指示去的，如《叶挺》传写道：“十一月中旬，叶挺奉党中央指示，到上饶找顾祝同，就皖南部队北移路线及行军事项等问题进行交涉，并要求顾提前发给三个月经费，补发枪械弹药及粮食等物资”⑼；《叶挺传——骁将的坎坷》写道：“11月11日，叶挺按照党中央的电报指示，专程前往江西上饶三战区总部，找顾祝同商谈北撤事宜”⑽；有的说叶挺是遵照毛泽东指示去的，如《叶挺研究资料》中的《叶挺生平活动简表》写道：“十一月十一日 叶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前往上饶见顾祝同，提出有关问题要顾解决”⑾；有的说叶挺是新四军军部研究决定他去的，如《叶挺》传(199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写道：“11月上旬，新四军军部经研究，决定由叶挺前往上饶找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交涉皖南部队北移等问题”⑿。这三种说法我觉得都不准确。我认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叶挺是应三战区长官部之约去上饶谈判的。依据为两份电报：一是1940年10月30日叶挺、项英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并致胡服(刘少奇)、陈毅、张云逸电，称“希夷二十八日去泾县五十二师晤上官云相，本日午后回军部”，告知上官二十三日在徽州已“与顾(祝同)通电话报告我方态度，并约定电告我们，必要时邀希夷去上饶见顾，当面决定”⒀。这里说的很明确，上官云相和顾祝同将于“必要时邀希夷去上饶”。正因为如此，叶、项在电报中才向中央请示叶挺“与顾及上官谈判时之方针”。二是前面提到的1940年11月6日新四军军部关于叶挺将去上饶与顾祝同谈判报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其中有句“已复说真〈十一〉日到上饶”，联系到10月30日电报所云顾和上官“必要时邀希夷去上饶”，这里的“复说”当然是指新四军军部已回复三战区长官部的约请，叶挺将定于十一日去上饶。至于叶挺应约去上饶与顾祝同谈判的内容，那就不存在什么异议了，自然是遵照了党中央、毛泽东的电报指示和新四军军部研究的意见。

关于叶挺第三次到上饶的史料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叶挺第一次到上饶是主动找上门去追还被扣压的枪支，第二次到上饶是应顾祝同的约请去交涉北移事宜，而第三次到上饶则与前两次性质根本不同，是被武装押解到上饶软禁的。这方面史料较多，既有老同志的回忆录，也有档案文献资料，在各种版本的传记、生平简表和有关纪念馆、党史书籍及地方志书中都有记载。但这些史料也存在一些需要考证准确的问题。问题一，关于叶挺被押送到上饶的具体时间。《上饶县志》和《上饶地区志》都记为1941年1月，太笼统。《叶挺研究史料》中《叶挺生平活动简表》记为“一月下旬 被押送至江西上饶顾祝同处”⒁。其他史料均未记载具体日期。就这个问题，笔者曾于1983年10月采访过当年和叶挺一起从皖南押送到上饶的随同人员之一、原新四军军部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据他告知叶挺是1月17日晚被押送到上饶的。他板着手指头对我说：“可以算得出到上饶的时间。叶军长是1月14日下山谈判被扣的，当天被押在国民党一0八师，15日押送到五十二师，16日转押到上官云相总部，17日一早从太平县动身，坐了一整天的汽车，当天晚上到达上饶。”笔者认为国民党当局扣押叶挺后，为防止可能出现叶挺被新四军抢回去等意外情况的发生，不会让他在事发地久留，而会立即将他送往三战区长官部驻地上饶软禁，所以觉得亲历者王聿先说的这个日期是准确的。于是，我在编写上饶集中营大事记时就采用了这个说法⒂。问题二，关于叶挺是否在七峰岩监狱囚禁过。长期以来，不少史料都说叶挺押送到上饶后先在七峰岩监狱囚禁了几天，再转押到李村监狱的。1957年7月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就在“七峰岩监狱”一栏注明：“我新四军叶挺将军及叶庆和等干部十余人被囚禁于此。”这说明至今还悬挂在七峰岩监狱旧址——七峰岩庙宇门前。《叶挺传——骁将的坎坷》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叶挺被押到江西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后，“反动派把叶挺和他的随员们拆散开来，把他一个人用汽车送到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一座庙堂，单独关押起来，随员们则绳捆索绑，步行押往七峰岩，被钉上脚镣，投入了暗无天日的山洞。”⒃ 《叶挺传》的作者肯定没有到过七峰岩监狱旧址，不然不会把同一个监狱写成两个不同的监狱：文中所写叶挺“单独关押”的“七峰岩监狱一座庙堂”，实际亦即所写随员们“绳捆索绑”押往七峰岩投入的山洞。七峰岩监狱就是设在七峰岩山腰间天然大山洞里的一座庙宇。当年没有公路，也就不通汽车(最近几年才修筑了到七峰岩庙宇的公路)。且不说作者这样将七峰岩监狱写成两处不准确，实际上叶挺并没有在七峰岩囚禁过。1983年10月在上饶召开的上饶集中营斗争史座谈会上，当年和叶挺一起押来上饶的随员、叶挺的两个侄子叶天流和叶钦和严肃指出，过去宣传叶军长被囚于七峰岩监狱，这是没有的事，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应该纠正过来。他们回忆说：当年他们和叶军长同坐一部汽车被押解到上饶，到上饶时已是夜晚了。汽车先在皂头停了一下，叶军长被押下车，由三战区长官部一个副官和卫兵带到李村去了。我们则坐在车上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路，再下来，走小路，被押到七峰岩监狱⒄。座谈会后我采访了王聿先，他说叶天流和叶钦和的意见是对的。我向他询问了一件事，他和叶育青(叶挺之侄)联合署名的回忆录《叶挺将军在上饶集中营斗争片断》，也是写“在上饶，叶挺将军最初被囚禁在七峰岩，不久，就转押李村”⒅。他说此文是上饶一位整理者根据以往的说法代写的，搞错了，应该改正过来。在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增补本《上饶集中营》中，他又和叶育青联合署名发表了一篇《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记叶挺将军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片断》，就只写叶挺囚于李村。虽然叶挺有没有在七峰岩囚禁过并非事关重大，但我们毕竟应该忠于历史事实。问题三，关于叶挺“3月20日的代电稿”。《叶挺》传中，有一份叶挺1941年3月20日代电稿(即信)的全文：委员长钧鉴：当今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举国军民团结一致对外之际，皖南事变突然爆发，举世瞩目。凡我军民无不痛心疾首，亲痛仇快莫不以此为甚。三战区在日伪配合下乘我军北撤途次泾县之机，大打内战，全力向我围攻。我军被迫应战，以寡敌众，损失惨重。顾同室操戈不足取，宜即公布真相以安民心，以利抗战。特陈三点：㈠无条件释放我军全体官兵，因部下听我指挥，责任在我，与任何人无关。㈡组织军事法庭，澄清事变真相，惩办首恶，公布全国。㈢经法庭判决，如责任攸归罪有应得，情愿坐穿牢底，著书写作以度余年。义无反顾，临电泰然。 叶 挺 1941年3月20日于上饶⒆ 这封代电稿我很熟悉，原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馆还一直展览着代电稿的“手稿”。我曾问过原纪念馆的一位负责同志，得知这份代电稿的内容是当年看过代电稿的几位老同志回忆整理出来的，并请其中一位模仿叶挺的字迹抄写了一遍，便作为叶挺“手稿”在纪念馆里展出。我开始也对此代电稿内容深信不疑，后来发现有人从中央档案馆查到了原稿，自然觉得应以原稿为准。《叶挺研究史料》收录了原稿全文，不妨也抄录于此作个对照：司令长官并恳转呈委员长钧鉴：挺部未能恪遵军令，致酿成横决覆没之惨祸。挺上负国家，下负部属，虽百死不足以赎其罪。恳即明正刑典，以昭炯戒，幸甚，幸甚。兹尚有恳者：一、请即遵钧令交军法判，并在上饶组织军事法庭，立付判决，并以明令公布，以免周折迟延。二、请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彼辈在此次意外行动中，概奉挺令而行，无责可言，且其党籍问题在挺部合法存在之日，不属违法。在事败被俘之后，假若横加追究，备受折磨，于法于理于情，均欠恰当。挺闻之，凡自爱其人格者，必能尊重他人之人格；凡宝贵自己政治节操者，必能尊重他人之人格。螳臂当车，贤者过而式之。今委座方以尊重道义节操人格为天下倡，且执政党亦应以宽大为群伦楷模，则挺愿以一死为部属赎命，谅不至斥为矫情钓誉，故作不情之念也。三、或判挺以无期徒刑，并准所部少数高级干部伴随禁锢，其余概行释放。则挺多年所抱而未能实现之愿望，当借此而伸。挺少时深感隐遁山林，静读研习之乐，从此长隐于牢狱以研读终其残年，并从事于译述关于文学、军事书籍，于社会不无小补，妻儿亦可资为教养。若准予前者，挺当从容引颈就戮，无须怨言；若准予后者，尚望明令宣判后移渝执行。因交通较便，书籍借措较易，而质疑问难亦较便也。挺今日为未判决之囚，本不应有所申述，但因上峰之周全，友朋之爱护，纷谋代为法外求宥，私衷感激，更因此令其陷于痛苦之深渊，故不得不一述其志。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盖为绝无自私观念之人，始能说真话。委座信仰上帝，挺愿以耶稣之名，保证所言之真诚无伪。委座对国策曾宣示以不变应万变，窃念个人之操守，亦有至死不可变者在。韩文公云：无入而不自得乐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御外物者也。胡木翼公云：近年来官长之所少者才略，而尤少者真性情也。挺不愿苟且偷生，以玷前修，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幸垂谅焉。临电泰然，心地光明。 罪囚 叶 挺 敬叩 1941年2月12日⒇ 两相对照，一看就知道老同志回忆出来的“3月20日代电稿”实际上就是这份2月12日的代电稿(笔者按：《叶挺》传作者也许因不清楚“3月20日代电稿”的来历，信以为真，书中按时间顺序既用了档案馆找出的原文代电稿，又用了老同志回忆出来的代电稿，作为两封代电稿来记述。由于同样的原因，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革命烈士遗文大典》第402页上也收录了叶挺这份老同志回忆出来的代电稿)。三点内容的要点基本相同，末句都有“临电泰然”，我真佩服那几位老同志的记忆力，事隔那么多年还能比较准确地记住了那三条要点，以及结句中的“临电泰然”四个字，可见此代电稿给他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但既然是他人事隔多年后回忆出来的，和作者原稿有这样那样的误差也就在所难免。如写作日期，原稿是2月12日，他人回忆稿为3月20日，虽相差一个多月，但应该说回忆还是比较准确的。两者最主要的差异是语气上的不同，也显出斗争策略的不同。原文写得很讲斗争策略，有理有据，看似柔软，实则刚强，多处用蒋介石的话“将”蒋介石的“军”。如原稿提出“请即遵钧令……在上饶组织军事法庭，立付判决，并以明令公布，以免周折迟延”，发“钧令”的蒋介石就不好作答。1月1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出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公开宣布要将“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但这仅仅是装腔作势的宣传而已。叶挺被扣押之后，国民党当局慑于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不会也不可能把叶挺“交军法审判”“依法惩处”。因为一进行审判就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民众就会更清楚事变真相，自然对国民党更为不利。又如叶挺表示愿“以一死为部属赎命”，称“委座方以尊重道义节操人格为天下倡，且执政党亦应以宽大为群伦楷模”，但向来言行不一的蒋介石自然不会“以宽大为群伦楷模”。当然这封代电稿的真正作用，是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表明了“挺不愿苟且偷生”、“个人之操守”“至死不可变”的决心，让他们不要再费尽心机纠缠劝降。结合叶挺的其他文稿看，档案馆发现的原稿是和他的一贯文风相吻合的。而老同志回忆出来的代电稿则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与原稿的文风大相径庭，可见并非叶挺本人所作，而是后人加工而成的。虽然出现这种艺术加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既已在档案馆找出了原稿，那种经过加工的回忆稿就已完成“历史使命”而该退出了。继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档案馆发现叶挺致蒋介石代电稿原文之后，90年代初该馆又发现了叶挺在上饶写的另一篇重要文稿《囚语》，《党的文献》杂志1994年第3期公布了此稿。《囚语》原文所署的写作时间为“民国三十年元月二十一日起，至”(未标明写至何日)，比致蒋介石的信早动笔22天，是押送到上饶李村监狱后的第四天起开始写作的。我从内容上推测，此稿当写至1月底或2月初。身陷囹圄的叶挺将军，在文中回顾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从早年思想性格的形成到参加革命以来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直至“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战场，又自动投入另一个心灵苦斗的战场”，无情地解剖自己，没有虚伪，没有掩饰，处处流露出真情实感，是一首荡气回肠的心灵之歌。文中还表达了对事变中殉难者的悲痛之情，但这不是“懦夫的眼泪”，而是“壮士哭战友的眼泪”；表达了被囚禁后宁死不屈和争取自由的决心。文末说：“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评述。
　　总之，这篇长达4000余字的《囚语》，可以说是叶挺一篇十分重要的著作，是研究叶挺生平和思想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2003年3月初稿)

注 释 ：
⑴《上饶县志》，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第39页。
⑵《回忆叶挺》，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第153-154页。
⑶《上饶市文史资料》第一辑，上饶市政协1982年12月编印，第22页。
⑷《皖南事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47页。
⑸《叶挺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570页。
⑹《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第98页。
⑺《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第45页。
⑻ 同上书，第66页。
⑼《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7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第53页。
⑽《叶挺传——骁将的坎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第386页。
⑾ 同⑸，第764页。
⑿《叶挺》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第431页。
⒀ 同⑸，第160-161页。
⒁ 同⑸，第770页。
⒂《江西党史资料丛书第八辑•上饶集中营斗争专辑》，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8 年11月出版，第272页。
⒃ 同⑽，第449页。
⒄ 同⒂，第262页。
⒅《忆上饶集中营的斗争》，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第28页。
⒆ 同⑿，第514-515页。
⒇ 同⑸，第189-190页。

作者单位：江西上饶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