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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1896——1946），原名叶为询，字西夷，号西平，广东省归善县（今惠阳县）人。1912年从军，1924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工农红军总司令、新四军军长。1946年4月8日，在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省黑茶山，年仅五十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最早从事军事斗争的一位。
叶挺是中共军事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如果能走上共和国的红地毯，他肯定会被授予元帅军衔。
他是中共最早从事武装斗争的职业军人，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天才之一。广州平叛、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几乎早期党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都打上了叶挺的印记；
他是第一位红军总司令，比众所周知的朱德总司令早五年；
他的经历充满曲折，既创造过无数辉煌，也经历过许多挫折。据他自己统计，一生之中，三次被判“叛逆”之罪，七次遭受败绩。他担任新四军军长三年，三上辞呈，两次出走，最后兵败皖南，谈判被擒。好容易获释出狱，又在飞机失事中遇难。
叶挺曾经自题墓碑：“历史悲角叶希夷之墓”。随着周恩来《为江南死难者志哀》一首的流传，“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与叶挺相生相伴，流传后世。
叶挺集军事天才与政治悲角于一身，大喜至悲，含而揉之。他的故事令人回肠荡气。
一次不如意的婚姻，将调皮鬼逼上军旅生涯。聪而好学，敏而多思，使军中翘楚多了几分儒将风采。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叶挺最初的名声是追随孙中山赢得的。三战三败，屡踣屡起，他的英勇善战、刚强不屈的品质威镇粤军。三次败仗也让他对龙蛇混杂的国民党深感失望，选择共产党作为自己的政治归宿。
叶挺从小性格执拗，富于反抗精神。
他出身贫若农民家庭，父亲叶锡三是个老实巴交的佃农。叶挺曾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三个哥哥都因家贫而病死，两个妹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其中一个到夫家不久就因劳累而死。
在叶挺童年的记忆中，家里有办不完的丧事，哭不完的哀歌。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他们都凋谢在花季岁月，这些给叶挺极大的刺激，使他从幼年时代起就对黑暗社会产生怀疑和反抗，使他萌生了对“权威”、“神明”的反抗。
在叶挺的家乡，流传着许多关于他“调皮捣蛋”的轶事。
还是在描红开蒙的时候，叶挺就时常与私塾老师争辩。一日，老师教育学生要好好读书，“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话没说完，叶挺就提出问题：“老师，你说的话全无道理，没有人种田，能有千钟粟吗？”
老师说不过他，动手鞭挞他一顿，罚他中午煮饭。叶挺气忿不过，暗中报复，将白沙掺入饭中，把苍蝇裹在卷心菜里，吃得老师满嘴虫，牙齿也崩坏了几颗，大叫：“反了，反了！”
对于乡民供奉的土地公公，叶挺也不以为然。父亲每到初一、十五都虔诚地给土神上香，祈求风调雨顺，恩赐一个好年成。父亲年年勤扒苦做，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那十几亩租地上，但打下的谷子都交给地主，到头来还是一贫如洗。
“年年丰收，年年受穷，这样的土地神除了享受丰盛的祭品外，从不给乡民带来一点半点好处，拜他作甚？”叶挺纠集十几个同学，一夜之间，将乡中所有土神庙里的香炉打破，神像推倒。乡民们大惊失色，惟恐得罪了神灵，群起到学校问罪，要求肇事学生赔偿香炉，到庙里忏悔。其他的学生都照办了，惟有叶挺坚决不从，还与乡民、老师辩理，结果被恼怒的父亲暴打一顿。叶锡三老泪长流，跪在土神庙，代子赔罪，连称：“逆子造孽，神灵莫怪。”
清朝末年，男人都留辫子，表示甘当满清皇室的顺民。惠州一带革命党人号召人们剪辫子，反抗清廷。年仅13岁的叶挺响应号召，私自把辫子剪掉，这下把他母亲吓得半死。“你无法无天，不要命了！”母亲将他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顿，命令重新蓄发。叶挺不听。两年后，他考入惠州府立中等蚕业学校读书，后逢革命党在广州发动起义，清政府大肆搜捕“叛党”，剪过辫子的人一律不放过。叶挺躲在学校内，不能外出。校长怜惜他的才学，亲自带他到知府面前，央求发给他一个特别护照，然后遣送回家。同学、亲戚笑话他“自讨苦吃”，他反唇相讥：“能做个革命党，也强过龟缩一辈子！”
自小就闯祸，人越大叛逆性越强。叶挺的父母经常摸着叶挺的脑袋问：“脑后没长反骨呀，为什么野性这大？”十六岁那年，为了让儿子收敛野性，叶锡三做主定下一门亲事，逼他立即完婚，想用家庭和婚姻来约束儿子。叶挺不满父亲的做法，离家出走，跑到广州谋生。适于此时，设在广州黄埔岛的广东陆军小学招生，考取者可以免费读书。叶挺抱着试试的态度，前去报考，结果名列前茅。叶挺从此踏上军旅生涯。
一桩不满意的婚事竟然会逼出日后震动环宇的军事天才，历史就这样充满了戏剧性。
叶挺的青年时代基本上都是在军校渡过的。1914年，他从陆军小学毕业，考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该校又被称为武汉南湖陆军中学。两年后，他以优等生资格被保送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
军校学习期间，叶挺博览群书。他最爱读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文天祥的《正气歌》、苏武的《致李陵书》和邹容的《革命先锋》、陈天华的《猛回头》和“鉴湖女侠”秋瑾的诗。这些古今人杰身上都张扬着为国赴难、舍我其谁的牺牲精神和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高尚情操。叶挺称他们为“悲剧英雄”，为他们的气节和命运而叹息不已，并立誓要像他们一样，做出一番惊世伟业，哪怕是最后同样以悲剧告终，也决不后悔。
叶挺特别关心时事政治，经常独立思考个人和社会的出路问题。军校读书期间，他父母先后病亡，家计不堪，而国家又陷入连年的军阀混战，人们思想蒙昧，他的同学，那些被视为今后中国军队脊梁的军校士官生无不沉迷于花天酒地和钻营投机之中，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救国拯民的出路在哪里？叶挺感到迷惘。这时，《新青年》开展了一场关于新旧道德的讨论。叶挺有感于心，写了一封长信寄给《新青年》编辑部，提出了破蒙昧、求觉悟、立道德、救国家的新颖的观点4。
这封长信引起《新青年》编辑部的重视。编辑部荟萃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著名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等人。他们都被来信忧国之切、持论之新、论说之严、气势之壮所打动，特别是当听说这封信出自一个年仅二十岁的青年军人之手，更是感到意外，决定公开发表。陈独秀亲笔加写一段编者按：“尊意以觉悟为道德之基，阳明之旨也”，“而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思想也，是邻于科。”
在叶挺同时代的军人中，经过系统军事教育的人不少，具有非凡军事才能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像他这样立志“振污世，起衰溺”、既是军中翘楚又具有敏锐政治分析能力的青年军人却是凤毛麟角。精学业，有思想，聪而好学，敏而多思，这些优秀的品质使他从旧军人堆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军人的先驱。
叶挺从保定军校毕业后，成为各方争相延邀的对象。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委任他为惠阳县县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能够当上富庶州府的父母官，这是官场上梦寐以求的肥缺。更为重要的是，惠阳为东江诸县的首镇，历来为兵家屯兵、练兵、进兵的战略要地，退可以拥兵自重，进可以直取广州。主政惠阳，犹如占据了向政界、军界腾飞的黄金跳板。但是，叶挺却视如草芥，他宁可闲居在家，也不愿意与旧军阀同流合污。
1917年冬，孙中山在福建漳州招募援闽粤军，准备进攻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叶挺听到这一消息，千里迢迢，赶往漳州投军，被委任为第一支队参谋。在粤军，他与当时担任军官团教官的叶剑英和督战队队长张发奎（字向华）结成好友，并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
放弃实权在握、威镇东江的惠阳县县长不当，而去外省他乡谋取无职无权的参谋，亲友们对叶挺的取舍之道不理解。叶挺解释说：“我谋职不是为了当官发财，而是为了干一番事业，跟着孙先生可以实现我的理想。”
叶挺声名鹊起是在与陈炯明叛军作战中。
陈炯明是典型的阴谋家。他先是以学生自居，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依附老师大力扩充军队，发展自己的势力，等到羽翼丰满之后，立即撕破伪装，勾结其他反动军阀，密谋打倒孙中山，独霸广东。孙中山发现苗头不对，立即宣布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职务，自己日夜兼程，从广西桂林赶往广州，处理善后事宜。可是，局势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
1922年6月，陈炯明指使部下叶举、洪兆麟两个师公开发动叛乱，计划集中攻打总统府。总统府当时只有警卫团两个营的守卫部队，分别由一营营长薛岳和二营营长叶挺指挥。16日，叶挺接到叶举部队一名士兵关于部队频繁调动和进行战斗准备的密报，立即向警卫团团长陈可钰报告：“广州可能会发生叛乱。”
孙中山开始还不相信。随着各种渠道的消息陆续传来，他意识到叶挺的判断有道理，于是于16日深夜匆忙离开总统府，秘密转移至停泊在珠江的永丰舰上。宋庆龄为掩护丈夫安全转移，毅然留在总统府粤秀楼。
这晚，观音山上的粤秀楼灯光亮了一夜，不时可以看见宋庆龄上楼、下楼和临楼远眺的身影。叛军认为孙中山仍在总统府，遂按原计划于17日凌晨发起攻击。叶挺率二营正面迎敌，坚守总统府前院。
战斗从凌晨打到中午，又从中午打到下午，二营击退了叛军两个师十多次进攻。总统府前面，尸体枕藉。叛军丧心病狂，用伤亡士兵的身体垒成掩体，节节向前推进。叶挺变换战术，一边用机枪组成火网封锁前沿，同时令炮兵吊射纵深。叛军前后受击，只得后退。
在战斗中，叶挺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指挥风格令二营官兵心仪不已。二营排长李洁之回忆道：“叶营长始终奋不顾身在最危险的地方指挥全营官兵抗击，并亲自督率我们填塞炮眼，使叛军想把小小的一个总统府拿下来，终不得逞。”
区区数百平方米的前院，寥寥二三百人的守兵，竟然让叛军不能挪动一步。叶举大为恼火，问前方指挥员：“驻守前院的是哪些部队？”
“是叶挺的第二营。”
“叶挺是块石头，不要和他硬碰硬。把兵力转向后院。”
叶举此招立即见效。下午四时，叛军突破薛岳把守的防线，攻破后院，分路搜索孙中山夫妇。叶挺见势不妙，命令主力保护宋庆龄突围，自己亲自率领机枪连断后，负责阻击追兵，拖延时间。
潮水般的叛军很快将阻击阵地淹没。叶挺与薛岳合兵一处，冲至前门，陷入重围。
“缴枪者不杀！”
“抓活的有赏！”
叶挺急中生智，从怀中掏出军费，朝空中一撒，叫道：“这里有五万元，抢去吧！”叛军顾不上抓俘虏，忙着争抢撒落在地上的钞票，叶挺、薛岳与众人趁机冲出重围。
逃至街上，叶挺等人遭到叛军预设阵地机枪扫射，部下大都战死，叶挺与薛岳在撤退中失散。在追逐中，叶挺逃入一个小巷，小巷尽处是高逾丈余的壁墙。后面追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正在焦急时，一位洗衣妇从房中取出一个梯子，帮助叶挺攀上屋顶。叶挺在屋顶跳跃疾走，越过数十栋房屋后，方才摆脱追兵。
叶挺示警于前，阻敌于后，对于保护孙中山、宋庆龄的安全起到关键作用。他也因此遭到叛军的忌恨。陈炯明悬重金通缉叶挺，将他的画像贴满大街小巷。叛军、警察、民团纷纷出动，拿着画像盘查行人，都想抓住“案犯”，发一笔横财。
叶挺乔装打扮，躲过了重重关卡，潜往停泊在黄埔岛边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继续抵抗叛军的围攻。蒋介石闻讯也从家乡赶来御敌。疾风知劲草，危难见忠心。孙中山对叶挺、蒋介石等人能在危急之时挺身赴难十分感激，与他们一一合影留念。
同样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同样是孙中山倚重的两位年轻将领，对于这段历史，叶挺与蒋介石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叶挺虽然立下汗马功劳，但从不挂在嘴上炫耀，也不凭此谋取政治资本。蒋介石则大做文章，把他千里赴难、忠心护主的事情写成小册子出版发行，把他和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合影广为散发，从而迈出了从军界挺进政坛的第一步。他们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叶挺终其一生，始终驰骋于军事领域里，后来成为著名的军事家，而蒋介石却在张扬中获得了显赫的名声，自许为孙中山患难与共的“学生和战友”，日后谋取了国民党领袖的宝座。叶挺守节如玉，把人格看得高于一切；蒋介石为求权力，不择手段，一切为了个人野心。他们都得到了自己珍爱的东西。
陈炯明必欲除去孙中山而后快，继续调兵围攻永丰舰等舰只。孙中山转乘楚豫舰突围进入白鹅湖，再陷困境，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偕蒋介石登英舰转赴香港。转移前，孙中山令叶挺留守楚豫舰。楚豫舰舰长欧阳格一面派人监视叶挺，一面与叛军谈判投降条件：“我有一份厚礼，准备送给陈司令。那就是叶挺的颈上人头。”这一消息被水兵听到，暗中告诉叶挺。在这个水兵的帮助下，叶挺逃离楚豫舰，来到香港。
在香港安顿下来不到数日，孙中山即命叶挺赶往广东高州，与电白县县长谢晋臣组织兵暴。叶挺到电白后，奔走于山寨之间，与各路绿林豪杰联系，召集1000余人，树起反对陈炯明的旗号。经过两个月的转战，最后失败，再次亡命香港。
1923年1月，粤军与桂军、滇军配合，收复广东。孙中山返回广东设立大元帅府，组建宪兵司令部。叶挺由于在平叛中忠于职守、沉着善战被提升为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同时兼一营营长，继续留在孙中山身边负责指挥警卫部队。
陈炯明叛乱给孙中山沉重的打击。他说：“文率同志为民国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烈，未有甚于此役者。”
经过这次失败，孙中山深感国民党内真正致力于社会改革的党员太少，投机钻营者太多，开始思考国民党的改组问题。
在半年之内，三战三踣，也令心高气傲的叶挺陷入沉思。据叶挺自己统计，他一生中共有七次“一败涂地，落荒逃生”，最初的三次就是总统府被攻、楚豫舰遇困、电白山失利。叶挺从失利中得出与孙中山同样的结论，这就是国民党内部成分严重不纯，从党内高层到军中将士，暮气沉沉，口里高呼革命口号，暗地里干的却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在这样的党内、军队里谋取一官半职很容易，想飞黄腾达也不难，但要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却是缘木求鱼。
1924年，由于对现状的不满，怀着另寻出路的想法，叶挺辞去所有军职，申请到苏联去学习。他是第一个到苏联学习深造的国民党党员。
1924年秋天，叶挺抵达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前身为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学习，次年春又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聂荣臻，并在他的帮助下参加了共产党。对于这段经历，聂荣臻回忆道：
叶挺原是孙中山警卫营的营长，属国民党左派，由廖仲恺派到苏联学习。我们起先都在东大，以后一起进了红军学校。因为他思想进步，愿意向党靠拢，多次向我表示要求入党，我向旅莫支部汇报同意后，作为介绍人之一与王若飞一起介绍他入党。
加入共产党，是叶挺一生中最成功的选择之一。尽管他后来在党内曾经遭受过误解，在一段时期内饱尝党内“残酷斗争”的磨难，但是入党将他的个人前途与祖国、民族、人民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他的事业融入到亿万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富强的洪流之中，他有机会在更为广阔的舞台施展自己的才华。
叶挺精于练兵，长于野战。攻平江，战汨罗，夺汀泗，袭贺胜，破武昌，他率领的独立团打遍两湖无敌手，赢得“北伐先锋”和“铁军”称号。其后，在风雨飘摇之际，他又成为稳定武汉政府的一根柱石，建树盖世奇勋。
1925年9月，叶挺从苏联回到广州。
仅仅小别一年，十里羊城已经物是人非。不到12个月的时间，赏识他的孙中山已经病逝，派他出国的廖仲恺遭到国民党右派暗杀，一向以“左”派领袖身份顾盼自雄的汪精卫被逼出国，国民党内风头最劲的是他一向瞧不起的蒋介石。围绕领导权的争夺，革命阵营内“左”、右派斗争日益尖锐激烈。中国共产党开始感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决定在广东肇庆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
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叶挺。
粤军上下都知道叶挺是位能征善战的虎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练兵高手。
叶挺走马上任不到三个月内，就组建完成了约二千余人的部队。独立团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原来隶属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二是黄埔军校抽调的部分骨干，三是从两广和湖南招募的农民积极分子。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组建的第一支部队，带有鲜明的“党军”特色。全团刚成立时，有二十多个党员，建立党支部，作为全团的领导核心，部队名义是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序列，实际领导权掌握在中共广东区委手中。
为了把这支新军锻造为所向披靡的雄师，叶挺亲自主持制定干部训练和新兵训练计划，别出心裁地实现“四操”、“三讲”、“三反”制度。
“四操”是指早晨一次跑步操练，上午、下午各一次军事训练，黄昏一次体操；
“三讲”是指上午一次政治课，下午一次军事课，晚上一次列队评讲，总结全天训练情况。
“三反”是指反长官贪污，反打骂下级，反官兵假报籍贯。
其他部队的训练场一般都设在兵营之中或者是军营附近的平地。叶挺不然，将训练场设在40里开外的鼎湖山、七星岩、北岭山一带，这里不仅距离肇庆市区远，而且地形复杂，山道崎岖，沟壑纵横。每天早出晚归，开始只能进行一个拉练，队伍拉成一条长线，头尾相距数里之遥。到了后来，一天能够拉练几个来回，无论平地行军还是爬山涉水，均能保持战术队形。独立团最令人惊奇的就是部队士气振奋，官兵关系和谐，连队战术素养高。
观摩过独立团演习的行家总结出叶氏练兵的三条秘诀：一是身心双修，既重视军事科目的操练，更重视政治素质的提高；二是注重体能，各种训练科目达标要求比其他部队提高一倍，无论急行军还是打野外，运动量之大，速度之快，持续时间之长，大大超过甲等部队要求；三是讲究战术素养，从全团集中行动、营连协同行动到单兵行动，都能做到收发自如，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时具有超强应变能力。
有的行家认为叶挺独立团的战斗力可以等同甚至超一个甲等师。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不信，专程到独立团来视察，逐项考核部队出操、紧急集合、野外拉练和实弹射击等课程。
亲自考核过后，陈可钰心服口服：“希夷，你这不是在练兵，而是在铸剑，是在铸造一柄神兵利器。它一旦出鞘，将吹毛断发，无坚不摧。你们把旧军队的习气一扫而光，是完全新型的革命军。就是有一点不太好，它太红了！”
“红，才能打胜仗！”叶挺知道老长官所说的“红”就是指独立团中共产党人的色彩太浓。
“红”是叶挺独立团的特色，也是它特别具有战斗力的法宝。当年担任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后来总结道：
由于认真执行了党的指示，进行了生动的政治思想教育，开展了反贪污反打骂反报假的斗争，党的领导加强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生活严格了，干部团结了，官兵觉悟提高了，官兵关系融洽了。因此，独立团的各种工作都进了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奠定了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的初步基础。
宝剑出鞘的时候到了。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奉命作为北伐先锋提前入湘作战。出发前，周恩来在叶挺家里召集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提出独立团要起三个作用，即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
“现在要北伐了，有些军却不愿意派部队出去，还在观望、犹豫。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你们是北伐先锋，历史的重任落在你们肩上，希望你们不辜负全党同志的厚望。”周恩来与每个同志握手告别，用“饮马长江，武汉见面”来鼓励大家。
6月上旬，独立团第一仗在湘南攸县打响。攻城前，叶挺命令撤去涞水上的浮桥，烧毁所有舟船。他大声地说：“同志们，桥断了，船烧了，没有退路了！我们的前面是长沙、株州、醴陵、萍乡，这一带工人、农民、学生都发动起来了，只要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就一定能取得胜利。革命战士，就是死，身子也要朝前倒！”
独立团人人争胜，仅以一个团的兵力击溃了敌人6个团的进攻，夺取攸县，取得北伐首战的胜利。
开始时，遭受湘鄂敌军攻击退守湘南的唐生智第八军，连电广州政府从速北伐，告急电、求援信雪片般飞向广州。好容易等来了援敌，却只有叶挺独立团区区二千人。唐生智没好气地说：“这点兵够什么用？塞牙缝都不够！”攸县一战过后，唐生智亲自到独立团致谢。
“我们兵少，不够用。”叶挺揶揄道。
唐生智红着脸说：“你们一个团打垮了两个师，够用了。”
7月初，广州革命政府正式出师北伐。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陆续到达攸县，独立团拨归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指挥。
张发奎生得粗壮，皮肤黝黑，作战勇猛，人称“张飞”。他一向眼高过顶，对于自己的攻击能力十分自负。7月10日，在部署攻打泗汾、醴陵的战斗时，张发奎吩咐叶挺部担任偏师，清除泗汾及其以西地区的敌人，自己亲率十二师主攻醴陵。分手时，他还一再叮嘱：“希夷呀，我的部队开进速度很猛呀，你们要注意跟进！”
叶挺笑了笑，说：“知道了。”
独立团在当地农民的支持下，一鼓击溃泗汾、豆田之敌，然后强渡渌水，尾追溃敌，率先占领醴陵。在城门口，叶挺立马等了一个多小时，张发奎才气喘嘘嘘带着主攻部队赶到。
“我们今天是运用灵活的战术，把佯攻变为主攻，先进了醴陵城。没有耽误你们的行程吧？”叶挺笑语盈盈。
张发奎嘴上并不认输：“你们打得好，我们也打得不错。你们是打得猛，追得快，我们是打得稳，追得稳。”
叶挺大笑不止：“你们太稳了！太稳了！”
自此之后，张发奎再也不敢在叶挺面前夸口。
平江之战是北伐军在湖南境内打的一场大仗。吴佩孚派亲信陆沄亲临平江设立指挥部，调遣精兵一万余人沿汨罗江布防，由远及近逐层布设地雷阵、鹿砦、地堡和机枪阵地，扬言要令北伐军遗尸三千。第四军和第八军集中数万人采取强攻的办法，层层突破，不仅进展缓慢，而且伤亡极大。在僵持时刻，又是叶挺独立团起了关键作用。
叶挺打仗崇尚勇猛、硬朗，但从不蛮干，总是因人、因地灵活变阵。他见敌军正面预设了宽广的纵深阵地，易守难攻，便从小路渡过汨罗江，攻克平江后方，然后从侧后向敌军天岳山制高点发起突然进攻，致使敌军全线崩溃，陆沄饮弹自尽。苏联军事顾问在讲评这次战役时，点评道：“敌人全部防线的命运是叶挺独立团解决的！”
作为北伐的箭头部队，叶挺独立团的进展、动向，成为当时国内政坛关注的焦点。为了使这把尖刀更加犀利、刚猛，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从广州抽调许继慎等三十多名优秀军事、政工人才到独立团担任营、连、排干部，充实和加强领导力量，二是命令湖南党组织选派忠实、勇敢的农友参加独立团，扩编了一个特别大队和一个补充营。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举全党之力建设独立团，使独立团具备了相当一个师的兵力。四军同僚不无嫉妒地对叶挺说：“你们真是独立的，总是先斩后奏。”
扩大编制、补充兵员、充实干部之后，叶挺由一只傲啸山林的猛虎变成了插上翅膀的飞虎，更加骁勇，更加灵活，更加自由。
占领平江后，第四军进入湖北作战。当时，驻湘溃敌乘坐火车后撤，与此同时，直系主力陆续向南挺进，准备与入鄂北伐军决战。四军的当务之急是先敌占领咸宁中伙铺车站，截断粤汉铁路，扼住溃敌退路。
“哪个部队愿意担任抢占中伙铺的任务？”在军事会议上，陈可钰一连问了三遍，帐中将领面呈苦色，无人作声。
这确实是个艰巨的任务。受领任务的部队必须在三十个小时之内强行军一百多里，翻越三座高山和两条河流，在行军途中还可能与溃敌相遇或者被南下的直系部队主力咬住。
陈可钰无奈，只好点将。点到的将领举出种种理由，都说不敢徒步与火车赛跑。
“希夷，你们去吧？”陈可钰把希望寄托在叶挺身上。
“好！”叶挺不说二话。
叶氏训练法在这场行动显示出威力。出身两广和湖南的战士本来就善于爬山，加上经过反复拉练，练出了一双飞毛腿，他们爬高山如履平地，仅用一昼夜就赶到中伙铺。赶到之时，天刚发亮，乘车逃至中伙铺的敌军李金门团正在给火车加水，准备继续北撤。独立团迅速投入战斗，仅用一个小时，即生擒李金门以下官兵数千人，一举切断湘敌北撤的通道。
能为人所不能，这就是叶挺的本领，也是叶挺独立团威名远播的原因。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的主要对手是吴佩孚。吴佩孚在军阀战争拼杀半生，创造过不少军事奇迹，自称“百战之雄”，他的直系部队被公认为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在被逼出湖南后，吴佩孚亲提主力，南下贺胜桥、汀泗桥，寻找北伐军主力决战。
决战在汀泗桥展开。
汀泗桥是由鄂南通往武汉的咽喉要地，古来即有三镇“第一门户”之称。为取得战场的主动权，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与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亲临一线指挥。他们决定集结第四、七、八共三个军协同攻坚，把主攻任务交给第四军。蒋介石对声誉日隆的独立团不感兴趣，令叶挺部担任战役预备队。
8月26日，战斗打响。第四军连续发起冲锋，打了整整一天，伤亡惨重。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利用狭窄地形，将火力密集在一处，死死地封住去路。
叶挺冷静地观察战场形势，发现正面硬攻很难奏效。汀泗桥东邻高山，其他三面环水，仅由一座铁桥沟通南北。铁桥宽约十几米，只需一二十挺机枪即可完全封死。看来，只能从侧翼想办法。叶挺到附近农家作调查。有药农说，东面大山有条隐秘的小路，可以绕到汀泗桥东北的古塘角。叶挺大喜，立即向军部建议出奇兵，攻敌后背。得到批准后，独立团于27日凌晨二时出发，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接近古塘角，发起突然进攻。古塘角的攻击，令吴佩孚猝不及防，连呼“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与此同时，第四军、第七军也发起进攻。遭受在腹背夹击的直系部队兵败如山倒，纷纷后退。吴佩孚带领大刀队连斩溃兵几十名，都压不住阵脚，最后被部队裹带着后退至贺胜桥。
贺胜桥是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屏障，吴佩孚集中了二万多兵力固守，并将六十多门大炮和一百余挺机枪悉数部署在正面。见识了独立团威力的蒋介石把主攻任务交给叶挺。
战前，叶挺进行政治动员：“我们有广大人民的支援，攻破贺胜桥是有把握的。但贺胜桥战斗与过去几次战斗不同，这次吴佩孚亲自指挥，有一部分生力军，敌人炮火较强，防御纵深很长，所以我们必须更加勇敢作战，不怕牺牲，完成光荣的战斗任务。”
突破讲究迅捷。枪声一响，叶挺独立团就像一把利刃，在友邻部队的火力支援下，迎着枪林弹雨往前冲，不顾一切接近敌人阵地前沿，突破敌阵前沿，向纵深疾进。由于他们行动太快，担任协同任务的左翼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和右翼第七军第二路都跟不上，完全不能起到配合作用。叶挺独立团楔入过深，陷入敌阵，左冲右突，硬是杀出一条血路，把敌军纵深达十余里的防御阵地搅得稀乱。在激战一个多小时后，后续部队终于赶了上来，共同发起总攻。直军再遭大败，沿铁路向武汉撤退，吴佩孚为免被擒，命令乘坐的火车全速前进，从潮水般的人群中轧出一条通道。铁轨两道，散落着大量被轧断的残肢，火车车厢上也挂满了直系士兵的尸体。战斗之惨烈与逃窜之狼狈，可见一斑。
8月底，北伐军直指武昌城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困，于10月10日攻克武昌。在围攻武昌的战斗中，又是独立团首先登城，攻上城内惟一的制高点――蛇山。蛇山被占后，敌军见大势已去，遂停止抵抗。
仅仅三个月，北伐军长驱一千余里，从广东打到两湖，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完成了近代史的创举。而无役不战、无战不胜的叶挺独立团更是如日中天，成为神奇的威武之师。国民革命军各路将领，甚至包括交手过的各路军阀都称叶挺独立团为“铁军”，称誉叶挺为“北伐名将”。
独立团入城那一天，武昌万人空巷，争睹“铁军”的风采。他们看到骑马走在队伍前面的军官，身材修长，一身戎装，面如冠玉，风流倜傥。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叶挺的“美男子”名声也传遍武汉三镇。
不久，国、共两党中央机关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叶挺奉命率部驻扎在武昌南湖，负责保卫首都安全。1927年3月，叶挺晋升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接着升迁为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一个月之后，又兼任武汉卫戍司令。
1927年春，国共斗争趋于白热化。先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叛变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举起屠刀，接着，江浙、两广、江西也纷纷“清党”，华东、华南陷于血雨腥风之中，控制两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产生了动摇。5月17日，驻扎在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突然发动武装叛乱，日夜兼程，奔袭武汉。叛军沿武长铁路北上，一路势如破竹，经蒲圻、咸宁，进逼武昌，先头部队打到距武汉仅三十里的纸坊。这时，武汉政府统辖的主力部队远在河南进行第二期北伐，三镇空虚，武汉国民政府的大人物惊慌失措，纷纷收拾细软，准备外逃。
在这个关键时刻，叶挺挺身而出。他下令分驻三镇的独立二十四师紧急集结，令许继慎率七十二团开赴纸坊，阻击、迟滞叛军推进，自己亲率后续部队前往平叛。中共中央政治局把武汉军校和武汉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力量全部拨给叶挺指挥。惊恐不安的武汉市民听说铁军平叛，人心迅速安定，他们认为夏斗寅不是叶挺的对手，“小麻雀（夏斗寅是麻城人，市民称他为麻雀）斗不过过江龙”。
铁军出马，果然不同凡响。许继慎指挥第七十二团在纸坊一战而取车站。第二天，叛军发动反扑，叶挺率大部队及时赶到，摧枯拉朽，将夏斗寅第十四师驱出鄂东。武汉化险为夷。
从1926年6月到1927年5月，这是叶挺军事生涯中流光溢彩的一页。他像一股旋风，席卷半个中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成为胜利的代名词。他像一颗彗星，骤然升腾于军事舞台，照亮了整个军界。他在这一年所打的大仗、恶仗、险仗和他在军事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大部分职业军人一生难以企及。
彗星也有彗星的命运，他的闪亮虽然璀璨，但也消逝得迅疾。南昌起义可以视为叶挺从巅峰走向坎坷的界碑。
南昌起义产生了日后共和国的四位元帅，如果加上危急时刻递送情报的叶剑英和没有走上授衔台的叶挺，应该是六位元帅。大胜之后，叶挺迭遭意外：好友出走、酷暑减员、铁军迷路、作战计划被否、三河坝分兵，最后兵败潮汕。他与聂荣臻护送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经历了十分落魄的逃难之路。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1927年夏，对于所有共产党人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失败中归于沉寂。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幸存的党员也被笼罩在追捕的罗网之中。
九江，北面长江，南倚庐山，是著名的水乡重镇。7月下旬，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朱培德等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首脑齐聚庐山。
汪精卫开门见山：“我们虽然政治上分共了，但军队里还有大批共产党掌握的部队，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还有由叶挺独立团扩建的第二十五师，都在向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序列里，你们看怎么办？”
张发奎说：“我的意见是，凡是参加共产党的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一律退出军队或者退出C•P，叶挺也一样。”
朱培德表示反对：“我比你们早几个月清共，这些共产党员信仰坚定得很，他们宁可丢掉脑袋也不愿丢掉红帽子。向华宽宏大量，给他们两条路走，他们难道不会带着部队造反？”
汪精卫等人经过反复策划，决定演一出“杯酒释兵权”：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山，解除兵权，命令叶、贺部队开赴九江至南昌之间的德安，集结三个军的兵力强行收缴他们的武器。
当时，张发奎还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中共中央还想团结他一起起义，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和张国焘等中央常委对他不曾提防。如果他的这个计划得逞，南昌起义将胎死腹中。
关键时刻，叶剑英获悉了这一阴谋。他当时担任第四军参谋长，深得张发奎、黄琪翔信任，能够参与所有重大的军事计划。叶剑英心急如焚，趁夜下山，约叶挺、贺龙、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到四军驻地甘棠湖烟水亭见面。
甘棠湖，烟波浩渺，凉风习习。皓月当空，清辉映照着湖中亭阁。叶挺等人面沉如水，冷峻，严肃。
“又是一个陈炯明！”叶挺气愤地说：“国民党盛产陈炯明式的阴谋家，蒋介石是第二个，汪精卫是第三个。”
“汪精卫靠不住，路人皆知。没有想到，张发奎也是这样。其实在河南作战时，我们的私交还是不错的！”贺龙叹息道。
在烟水亭，大家决定采取三条对策：叶挺、贺龙不上庐山；叶、贺部队不按命令集中到德安，而是径直开往南昌；叶挺部队第二天开拔，贺龙部队第三天开拔。
7月27日，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开到南昌。这天，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负责组织南昌起义。前委委托贺龙、刘伯承制定起义计划。
刘伯承、贺龙熬了一个通宵，拟定了一个详细、周密的计划，送给周恩来审查。
周恩来说：“我没意见，你拿去给希夷，征求他有什么意见。”
对于这位北伐名将，刘伯承早闻大名，心生仰慕。他拿着起义计划，请叶挺指教。叶挺接过计划，看得很仔细，阅完，退还刘伯承，始终一言不发。
刘伯承忐忑不安，跑去找周恩来回话，说：“叶军长不表态，不知什么意思？”
“咦，你们以前没见过面？”周恩来奇怪地问。
刘伯承点点头。
周恩来哈哈大笑，解释道：“你还不熟悉他，他是那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
“果然有性格！”刘伯承莞尔一笑。
7月31日，叶挺代表前委向各参战部队发布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一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8月1日凌晨，枪声划破长夜的寂静，起义爆发。按照刘伯承拟定的计划，各路部队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
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解决了敌第六军第五十三团和第三军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
贺龙、刘伯承指挥第二十军攻占了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消灭敌第九军第七十九团和八十团；
朱德利用南昌公安局长和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的身份，控制全城局势。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南昌守敌三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起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新的第二方面军。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任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委员会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聂荣臻任第十一军党代表，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刘伯承任革命委员会总参谋长。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后来都成为共和国元帅，如果算上早逝的叶挺和秘密传递消息的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共诞生了六位元帅。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期。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创建人民军队。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八月一日定为建军节。
南昌起义是伟大的，但起义后部队却坠入了路越走越窄的怪圈，一步步由胜利转入溃败。关于这次失败的原因，周恩来事后总结道：“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是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当时所有的人都没有就地扎根的思想。起义的领导人当年都很年轻。周恩来，29岁；叶挺，31岁；贺龙，34岁；刘伯承，35岁。他们脑海里占主导地位的战术模式还是北伐军式的攻城野战，还没有游击战争的思想。由于这个致命的缺陷，叶挺这位北伐名将开始遭遇一连串意外。
叶挺爱交朋友，许多人也爱与叶挺结交，他们喜爱叶挺的古道热肠和讲信义、重然诺的性情。叶挺对朋友从不设防，这一点让他吃尽苦头，也给他的事业带来损害。起义军南下广州途中第一次意外就是因他轻信朋友而引起的。
蔡廷锴是叶挺的粤军同事，两人无话不谈，关系一向要好。南昌起义前，蔡廷锴第十师也驻在城内。在讨论如何对待蔡部时，前委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谭平山、贺龙等人认为蔡廷锴革命意志动摇，坚决要求撤换其师长职务或者予以扣留。叶挺表示反对，提出：“廷锴也是穷苦人出身，革命觉悟还是有的，他作战勇敢，为人仗义，他来南昌，对我们表示好感，如果我们丢掉他或者扣留他，不光对不起朋友、十师官兵不服，就是汪精卫、张发奎也会借此大做文章。我看不如仍然信任他，令他继续担任十师师长，团结他一起革命。”周恩来不好再说什么。起义时，蔡部既没有参加战斗，也没有被缴械。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蔡廷锴被选为委员，他所统的第十师编入第十一军，受叶挺指挥。
将心比心，以情感人，叶挺以为深厚的友情和毫无保留的信任会留住蔡廷锴的心。他没有想到，8月4日，起义军撤离南昌的第二天，第十师就突然脱离既定行军路线，朝浙江方向扬长而去。
聂荣臻在回忆中认为叶挺对此事负有责任：
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信任他，并认为蔡对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因此，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锴率第十师作前卫，结果被蔡廷锴钻了空子。该师8月3日出发，4日到进贤就叛逃了，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
蔡部出逃不仅带走了全军将近四分之一的兵力，还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士气。
叶挺来到总指挥部：“我误信朋友，此事我要受处分。”
贺龙满怀遗憾：“若依我的意见，把他扣起来，哪有这等事？”
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教训啊教训！这事怪我大意，我负完全责任。”
起义军遭遇的第二个意外是酷暑行军，非战斗减员严重。起义军南下路线有两条。周逸群主张走大路，沿赣江南行，经樟树、吉安、赣州，取道韶关，直下广州；周恩来、叶挺等人主张走小路，由赣东经寻乌直取东江。最后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起义军进入了赣东山区。
时值八月，天气火热，山路崎岖难行，每个战士背负二三百发子弹，还要自扛机枪、大炮，沿途居民听信反动派谣言大都逃散，不仅食物不能保证，就是茶水也难以买到。行军三天，非战斗减员即达三分之一。
第三个意外是“铁军”迷路。8月下旬，起义军抵达瑞金，侦知钱大钧率三个师屯兵会昌，企图堵截和消灭我军。前委决定由叶挺指挥第十一军二十四、二十五师主攻会昌。8月30日早晨，朱德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在城北攻城，吸引守军视线，然后由第十一军强攻城西。第二十四师准时投入战斗，可第二十五师却不见踪影。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叶挺急得团团转。倍则攻之，十则围之，这是兵法常识，如果不能集结优势兵力就无法突破敌人防御。
第二十五师的底子是原来的叶挺独立团，从来都是提前进入战场，这次竟然延时误事。周恩来也感到奇怪，派出通讯兵去联络。
战斗打了半天，第二十四师攻击一再受挫。时近正午，周士第带着第二十五师赶到。原来二十五师半夜行军，走错了方向，冤枉赶了好长一截路才发现错了，又折回来，耽误了时间。
叶挺指着敌军制高点——寨岽，对周士第说：“看见那座山了，上面都是敌人，攻上去了，城就破了。”
钱大钧部与第三师和二十四师拼了半天，已经筋疲力尽了，哪里经得起二十五师的冲击，很快就败下阵地。
会昌之战，是起义军南下后的最大胜仗。敌军六千人被歼，钱大钧带着余部三千余人落荒而逃。在这场战斗中，起义军也付出伤亡一千余人的代价。
第二天，黄绍竑不知钱部已败，带领二千余人逆袭会昌，攻入城内。城内起义军猝不及防，十分被动。叶挺沉着冷静，亲率部队将黄部赶了回去。刘伯承亲眼目睹了叶挺卓越的军事才能，钦佩地对参谋团的人说：“没有见过一个军人在兵临城下万分危急时刻，能够像叶挺那样沉着！”
第四个意外是作战计划被否决。会昌战役后，部队改变原来由寻乌入东江的计划，决定取道长汀、上杭入东江。9月5日，前委在长汀福音医院举行会议，研究攻取东江的作战计划。叶挺拟定的作战路线是：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攻梅县，然后经兴宁、五华取惠州，同时派小部兵力，最多两个团直趋潮汕。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叶挺解释说：“一是潮汕敌军兵力空虚，地势又无险可守，估计可以不战而得。二是如果先以主力取潮汕，再折回来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可能过于迂缓。”
“希夷是粤军老将，对广东的军情、地理十分熟悉，我赞成他的计划。”周恩来补充道：“当年黄埔军东征时首取惠州，惠州一下，东江平矣。如果因取潮汕而迟误攻惠州，可能会造成三个恶果，即敌人会从容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向我军主动发起进攻。”
叶挺、周恩来的作战路线遭到许多人的质疑：
“我们南下为什么？重要的目的就是占据海口城市，取得国际援助。汕头是粤东主要的海港，应该首先占领，补充军事物资。”
“以小部兵力攻打潮汕，是建立在敌人兵力空虚的判断上的。如果敌人兵力充裕怎么办？如果敌军顽强死守怎么办？”
持反对意见的前委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路线图，即以主力攻潮汕，留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然后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夺取惠州。这个方案得到苏联顾问的大力支持，他一再质问：“你们还要不要国际援助？”大部分军官也渴望得到一个巩固的、有充足物资保障的后方，表态赞成先取潮汕。
叶挺方案被否的直接后果，导致起义军在战略上处于被动。更加糟糕的是，起义军在经过三河坝时，作出了分兵的决定，所分部队正是战斗力最强的叶挺第十一军。这一决定加速了起义军的失败。
9月19日，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等部留守三河坝，掩护全军侧背，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带领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直取潮汕。潮汕守备情况正如叶挺所料，国民党军队十分薄弱，虚晃一枪就分路撤离了，起义军顺利占领潮安、汕头。
在潮汕，愁眉不展的叶挺又向前委提议放弃潮汕，集中兵力回击惠州，将多余的枪支悉数运往海陆丰。他的提议再次遭到拒绝。不仅如此，前委还作出了第二次分兵的决定，再留一个师由周逸群带领留守汕头。
敌军抓住起义军攻打潮汕的时机，分三路进逼。陈济棠率领粤军主力第四军十一、十三和新编第三师从广州出发，抢占原来可以作为潮汕屏障的揭阳、汤坑一带有利地形；黄绍竑率领第七军两个师从粤北出发，日夜抢渡韩江，悄悄地绕到潮汕后翼；钱大钧所部进逼三河坝。
叶挺的担忧终于成为可怕的现实。但是，陷于重围之中的起义军对敌情的严重性还没有察觉，占领潮汕后又花了一段时间筹饷，然后才进军揭阳，迎击粤军。由于三河坝分兵，起义军只有六千余人，不及当面粤军的三分之一。要命的是，前委接到敌情通报，说当面粤军只有一千余人，于是决定在揭阳北部向山湖发起进攻。山湖均为丘陵地带，起义军处于仰攻态势。
错误的决定，谬误的敌情，不利的地形，使起义军举步维艰，敌人越打越多，苦战三昼夜，虽然歼敌三千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达二千余人，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不得不退回揭阳。部队30日凌晨回到揭阳，就接到黄绍竑袭取潮汕的消息，部队再损一千余人。这时，起义军只剩下不到三千人，并且陷入数万敌军的铁桶阵中，败局已定。
10月3日，起义军领导成员二三十人在普宁县流沙镇召开善后会议。此前，中共中央派张太雷前来传达指示，要求部队开赴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部队一切事务均由周恩来全权处理。
流沙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中央指示后，征询叶挺、贺龙两位军事领导人的意见。
叶挺说：“到了今天，只有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的！”他说的当流寇是指“打游击”。
贺龙说：“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卷土重来！”
会议还未开完，就遭到敌军攻击，大部分领导人化装离开部队。周恩来这时正在发高烧，躺在担架上，落在队伍最后面。有人见他病成这样，劝他也离开部队。
周恩来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
叶挺说：“有我在，就有恩来在。你们快走吧！”
起义军撤离流沙不久，就被敌军主力截为两段，全部溃散。震撼中外的南昌起义就这样失败了。贺龙的第二十军全军覆没，叶挺的第十一军有少量部队突出重围，第二十四师一千二百余人由董朗、颜昌颐带领到达海陆丰，改编为红二军；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三千余人在朱德、陈毅的带领下坚持下来，第二年奔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改编为红四军。
部队被打散后，叶挺、聂荣臻搀扶着周恩来，边打边撤，转移到海丰县。他们不熟悉当地的路，听不懂老百姓说的话，手上又没有钱，几个人只有叶挺带着一只小手枪，饥肠辘辘，连起码的防卫能力都没有。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地方党的负责人杨石槐，找了一只小船，将三人送了出去。
死里逃生的聂荣臻对那颠行于大海之上的一叶扁舟有很深的记忆：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槐，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两人和那船工只好挤到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有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非常艰难，在茫茫大海里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容易才到了香港，杨石槐同志同省委取得联系，把恩来同志安置下来以后就走了。”
由于才华、名气和影响，叶挺受命去指挥一场注定不可能胜利的战争。在广州起义前三小时，他被通知到位；战斗打响之后，他几次提出转兵海陆丰。他的正确建议被拒绝，却要为此承担失败的责任、处分和批判。申诉无门的叶挺脱党十年，后来他辛酸地对孩子们说：“哪里是我脱党，是党不要我。”
叶挺与周恩来感情深厚，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党内知己和革命的引路人。在南昌起义过程中，他坚决拥护周恩来的领导，两人心意相通，意见常常不谋而合。兵败潮汕之时，他保卫着重病之中的周恩来，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在转移到香港后，叶挺又将惟一的手枪送给周恩来防身。他的侠义之风令周恩来终生不忘。
据叶挺自己说，他一生中最难挨的日子是逃亡香港的那段时间。
由于忘记了周恩来反复叮嘱的接头暗号，叶挺等人找到中共广东省委秘密联络点，负责接头的同志闭门不纳。他们举目无亲，只好四处漂泊，希望能碰上熟人、朋友或者同志。数着越来越少的盘缠，同伴忍饥挨饿，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一天，实在饿得不行。叶挺说：“走，吃白食去。”他带着同伴来到一家靠近池塘的早餐店，叫来许多盘馒头、包子和点心。吃完一盘，他就将盘子偷偷地丢进池塘里，再叫一盘。原来这家早餐店结账是按盘子算，过早的人很多，老板一时也搞不清楚，没有发觉他们这种孩童式的把戏。
人生有起有回落，英雄也有无奈时。后来中共广东省委证实他们的身份后，派人接上关系，才结束这段充满度日如年的日子。
1927年12月，叶挺被任命为广州起义总指挥。
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被称为土地革命初期的“三大起义”，叶挺参加领导了其中的两次。与南昌起义相比，广州起义显得十分仓促，在起义爆发前几小时，他才匆匆赶到广州。
当年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的聂荣臻回忆说：“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的几小时——12月10日晚上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其实，广州起义酝酿的时间长达一两个月，此前一直由广东省委组织的三人革命委员会负责，具体分工是：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负责军事和政治，广州市委书记黄平和省委军委书记周文雍兼任赤卫队总指挥。当时，由于驻扎在广东的国民党军队内部发生混战，广州城内反动派兵力空虚，市内只有四个团，力量最强大的是教导团，该团由原来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改编而成，团长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共有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共产党员有二百余人，三个营长中有两个是共产党员。教导团只要除去少数顽固分子即可投入起义。其他三个团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战斗力极弱，凭教导团的实力，有把握消灭或击溃他们。党除了能够控制和影响教导团外，还可以直接指挥广州数量庞大的工人赤卫队。为准备起义，广东省委将全市工人编成联队，派遣徐向前等大批黄埔军校毕业生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
起义原定12月12日举行，计划分两步走，首先以教导团十一个连为主力，分途攻打第三师新兵一团、炮兵团、公安局和第四军军部；广九车站铁路工人集中进攻警察署。待起义军占领全市后，将收缴的武器发给工人，合编一至二个师，然后攻打驻守珠江南岸的李福林部队。
即使是在战争中，女人的嗅觉也比男人灵敏。12月上旬，起义各项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着，比邻而居的城内国民党驻军丝毫没有察觉，但到广州逗留数日的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却看到了共产党即将暴动的迹象，立即赶回上海，向汪精卫和粤籍国民党中央委员报告。12月9日，汪精卫发出密电，命令陈公博、张发奎派兵包围苏联领事馆，解除教导团的武装。教导团是起义的主力，如果被缴械、分编或遣散，广州起义将无法举行。这一消息被共产党获悉，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经过磋商，决定提前于11日清晨3时举行暴动。
“既然决定起义了，军事总指挥应该赶快到位。”广东省委内部有人建议赶快通知远在香港的叶挺火速回粤。
“叶挺是国内著名的大人物，广州城内家喻户晓，如果过早回来，一是可能引起敌人更大的注意，打草惊蛇，二是会增加他被捕的危险。”三人委员会仍然决定叶挺于起义正式爆发前回粤。
身为军事总指挥，既没有时间熟悉敌我情况、兵力部署，又不能参加制定决策，还必须指挥作战，这在叶挺还是第一次。这个决定被陆定一认为是广州起义失败的重要失策之一。
12月10日深夜，叶挺赶到指挥部。他不想做单纯的“执行官”，军人的常识和指挥习惯提醒他要首先了解情况，摸清动向，做好应付各种可能事变的预案。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他与张太雷等领导人交换看法，同总指挥部和各路战斗部队首长碰头，召开战前调查会，亲赴重要暴动点检查准备情况……在接触和交谈中，他发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迹象：
——广州虽然敌军兵力空虚，但广州周围却聚集了多达十万的国民党正规军，其中距离最近的为李福林第五军和黄琪翔第四军，随时可以合围广州城；
——起义决策层和中层干部中意见不一致，以广东省委军委委员聂荣臻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起义的时机不成熟，以区区数千人对抗多达十几倍的敌人，并且把占领和据守广州城作为目标，似乎不太现实；
——起义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军事联络工作不够严密，如总指挥部和情报、交通、宣传队等组织不健全，办事细则和人员、赤卫队编制、各工会负责人都没有确定下来；
——工人赤卫队虽然有七个联队，但大部分都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小部经过短期训练的也没有实战经验，最为不利的是，这些队员基本上是赤手空拳，只有少数枪械和少量手榴弹。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叶挺找到总指挥张太雷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纽蔓：“我执行三人革命委员会制定的起义计划。但是，广州周围，敌人力量强大，只要他们一转身，我们就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我提议起义成功后，不宜在城内久滞，应当将队伍拉出城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军汇合。”
“你这是什么意思。起义还没有开始，你就想跑，想到农村当土匪？”纽蔓暴跳如雷，指责叶挺有“动摇情绪”。
张太雷说：“先指挥起义吧，其他的事打下广州城再说。”
11月11日凌晨，起义准时举行。战事出奇的顺利。教导团分路攻击驻沙河的步兵团、驻燕塘的炮兵团，大获全胜，占领了省公署、军事厅和至关重要的城北制高点——观音山；警卫团第三营在击毙该团反动军官后，攻占第四军军部、军械库和第十二师留守处，打开库门，向工人发放武器。公安局是叶挺认为最难啃的骨头，结果黄平带人长驱而入，警察没有任何抵抗就撤退了。仅用了两个小时，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即占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转眼之间，白色恐怖的中心变成了红色的海洋。
攻占公安局后，张太雷、叶挺即将总指挥部迁入该处。在楼下会议室，他们主持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会议，叶挺报告军事情况，杨殷报告肃反情况，周文雍报告工人赤卫队的情况，恽代英宣读《苏维埃告民众书》。会议正式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张太雷代理主席，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红军总司令。
11日下午，西关被工人赤卫队攻克，整个广州城只剩下驻守南江的李福林部还在顽抗。
一切都是按原定起义计划在进行，击溃南江之敌看来不在话下，控制广州城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当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叶挺脸上却露出了与大捷不协调的冷峻。
11日20时和12日凌晨1时，张太雷连续召开两次军事会议，讨论局势问题。
纽蔓有“暴动专家”之誉，广州起义的计划就是在他的参与下制定的。他处于亢奋之中，大叫：“目前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进攻，进攻，再进攻，这就是我们的方针。”他还指责叶挺在西关被占后，指挥不够敏捷，未能全力增援西关和打下河南。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兵力不足，不是不想打，而是打不下来。
叶挺在顺利的表象下看到了汹涌的暗流，再次发言：“我们手头上只有一个多团的正规武装，还有几千没有经过训练的工人武装，凭这点兵力是不可能坚守广州城的。我的意见是，以保存实力为主，将部队撤出广州，拉向海陆丰。”
他的建议得到聂荣臻等人的支持。
“打了胜仗，不去追击溃败中的敌人，反而要往外撤？这是什么逻辑！”年轻的广州书记黄平坐不往了，慷慨陈词：“我不知道叶挺同志顾虑什么？现在伤脑筋的不应该是我们，而是敌人。我们的任务就是乘胜追击，把苏维埃的旗帜高高地打起来。”
纽蔓说：“苏联城市暴动的经验，我多年领导暴动的经验，就是要反对右倾思想，特别是领导人要坚决克服动摇、犹豫的情绪。”
叶挺和纽蔓都是军事权威，他们的意见却要张太雷这样一个对军事十分陌生的书生来取舍，令他十分为难。最后，渴望胜利的心理和对苏俄革命的崇拜让张太雷偏向了纽蔓。
12日下午，形势突然逆转。从韶关赶回的敌军偷袭观音山，李福林部队乘势展开全面反攻，广州城四面都响起激烈的枪声。张太雷正在西瓜园主持召开群众大会，闻讯赶往大北门去指挥战斗，乘车行至大北直街，遭到敌军伏击，身中三弹，壮烈牺牲。当晚，苏联领事参加了指挥部的会议，四面告急电纷纷打来，甚至有消息说，敌人十五分钟后就会打到公安局。苏联领事提出：“情况既然如此严重，党和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可以暂时撤退，留下管军事的同志在这里指挥。”
匆忙之中，总指挥部作出主力经花县和石龙、惠州之间撤往海陆丰的决定。在敌军冲进城内、部队被打散后，叶挺化装成瞎子，戴上破帽子和墨眼镜，遮住脸，一手拿着竹竿，一手扶着妹妹，凶险万分地逃到了香港。
这次起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缺点，就是撤退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好，缺乏通盘规划，指挥也不够统一，许多战斗单位根本就没有接到通知，仍在原地作战，损失惨重。教导团撤出城后，敌人杀红了眼，见到口音不对、衣服不对的人就抓、就杀，仅仅三天之内就杀了七千多人，党和工人赤卫队的力量几乎被搞垮。徐向前当时担任工人纠察队第六联队军事教官，他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和敌人战斗了一天多，情况越来越危险。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同志不幸牺牲；观音山丢失，部队也打散了。傍晚，我到公安局起义总指挥部住地去找徐光英同志，请示下一步怎么办，谁知那里空空如也，办公机关已全部撤走。屋里乱糟糟的，地上摆着些木箱，盖子已打开，里面净是银毫子，我抓了两把，留着备用，转身走出了指挥部。正巧，碰上了武汉军校时期我那个队的区队长朱先墀，他和六七个人正匆匆忙忙路过这里。他说：人家都 走了，你还不快走！快走，到黄花岗集合！我就跟他们一起到了黄花岗。那时也没有部队，听说已撤往桂县，我们赶紧出城，去追赶部队。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叶剑英同志住在北京西山，聊起了这段历史。他说，那天我也没有接到撤退的通知，晚上到总指挥部去，不见人影，才知道情况有了变化。我在楼上，见桌子上满是一叠一叠的港币，都是一百元一张的，也没有拿点，转身就走了。剑英同志说：我们那时傻得很，不知道带点钱在身上有用处。我说：我比你还强点，抓了两把银毫子，装进口袋里才走的。
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在当时党内引起激烈争论，这场争论从中央政治局扩大到广东省委，尔后又蔓延至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大多数起义的当事人，特别是领导人通过亲身体验和冷静思索，认为关键的原因是总指挥部坚持城市中心论的思想，几次拒绝叶挺向海陆丰转移的正确意见：
——徐向前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除敌众我寡、缺乏经验等客观因素外，主要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以夺取大城市为中心，机械地搬运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起义成功后，没有立即把队伍拉出城市，转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而是死拼硬打，想占住城市不放。”
——聂荣臻、叶剑英认为，起义初胜后两次军事会议是一个关键，如果采纳叶挺的意见，把部队拉到海陆丰去，情况就会大不相同，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因为那时已经占领了银行，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起义队伍包括人数巨大的工人赤卫队还没有被打散，如果带往海陆丰，加以整顿，会打开新的局面。
——当时负责处理广州起义党内纠纷的周恩来十年后在《六大研究》中也提到：“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撤退，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革命干部。”
——连当时坚决反对撤退的广州市委书记黄平也在《往事回忆》中承认：“事实证明，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被采纳，可能要避免很多人的牺牲。”
但是，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特别是受由于敌人大屠杀所激怒的复仇情绪影响，党组织作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1927年12月下旬，中央巡视员、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到达香港，经过调查，写出《向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提出了四条批评意见：1.起义前后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单纯搞军事运动，甚至借口保密而阻止鼓动群众。2.起义后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3.完全没有执行没收反动政府和反动派逆产的政策。4.未能有计划撤退，许多负责同志没有接到撤退的通知，因而很多干部和赤卫队未能撤出，在敌人反攻进城后被杀数千人。应该说，这个报告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广州起义中的失误。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也基本上采纳了这些观点。
错误起缘于1928年1月1日至5日举行的新广东省委全体会议。在会上，许多参加者怀着复杂的心情，激烈地批评起义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领导起义的总指挥张太雷和红军总司令叶挺首当其冲。主持会议的李立三不仅拒绝叶挺等人与会，剥夺了他们说明事实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不仅未能引导出席者冷静地理顺情绪，把注意力集中到总结经验教训上来，反而提升和张扬了这些不适当的追究、迁怒和罚办倾向。会议通过《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严厉处罚了所有起义的领导者，分别给予七人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议案指斥叶挺在担任红军总司令期间，“表现消极”，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叶挺怀着一腔委屈，向中央提出申诉。中央接到一些广州暴动负责同志的申诉和李立三的信件、广东省委的决议案后，认为：“广东省委的决议案，完全成立于当时群众因失败而愤激的感情下，立三同志的指导也就随着偏下去，甚至党的改造也和广州暴动混在一起，于是广州暴动的意义愈觉模糊，过去各级指导机关的不尽完善也完全归论到暴动中的指导机关身上。” 中央派周恩来到香港纠正李立三主持下对广州暴动的错误结论和处罚决定，派邓中夏接替李立三的省委书记职务。
留党察看的处分虽然撤销了，但是叶挺“表现消极”、“指挥动摇”等罪名依然未改。叶挺觉得不满意，继续要求改正错误的指责。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已远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留守国内的中央机关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于是，叶挺追到苏联，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出申诉。
在苏联，叶挺受到冷遇和明显的歧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主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不让他参加六大，共产国际不给任何答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不给他安排工作。更有甚者，深受米夫青睐的王明还写《广州暴动纪实》一文，指责叶挺在指挥起义中违背了苏联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验和原则。叶挺奋笔疾书，写下关于广州起义的总结报告，同时致信共产国际，要求认真讨论和评判广州起义中的问题，如果在一月之内仍然得不到答复，自己就离开苏联。
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答复，连个回条都没有。莫斯科的高官们好像没有意识到叶挺已经来到了这座城市，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叶挺这个人。
共产国际不理睬叶挺，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却景仰这位传奇英雄。他们派代表邀请叶挺去作报告，用鲜花把会场装扮得十分美丽。可是，米夫、王明又指使一批学生故意捣蛋，共产国际也下令不准叶挺去演讲。叶挺一气之下，离开了苏联，来到德国。
后来，叶挺意识到党内的争论不能靠怄气解决，愤然出走过于意气用事，于是又回到苏联找共产国际。这时，谁也不理他，连以前的熟人都像遇见瘟神一样躲着他。叶挺无奈，只好再次选择流亡。
在党内，他是不受欢迎者，苏联没有他的容身之所；在国内，他是红军总司令，被蒋介石悬赏缉拿。有党难归，有国难投，他只好选择欧洲和澳门作为避难地。这一避就是十年。
对于这段历史，叶挺怀着十分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深怀委屈，当孩子们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党时，他辛酸地说：“我没有离开党，是党不要我呀！”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当年的负气出走也觉得惭愧。
其实，当年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党组织实行罚办主义，不只是他，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内的许多起义领导人都遭受过各种处分。毛泽东自己统计，他遭到的党内错误处分达八次之多。但是，毛泽东、周恩来选择的是继续工作，让实践来证明孰是谁非。
周恩来是叶挺信赖的朋友和知己，他以当事人的身份解释这段历史：“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训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应该给叶挺伸冤。”
主动请缨，担任新四军军长。身为军长，叶挺理应成为决策核心，但是他的非党身份又使自己处于配角地位，加上与项英的分歧，他在三年任职内竟然两度出走，引发政坛轩然大波。蒋介石大做文章，毛泽东亲拟电文，明确叶、项的职权。周恩来由渝赴皖，调解军政矛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海外流亡十年的叶挺毅然回国，上书请缨出战。北伐名将重新出山，成为当时政坛关注的焦点。
当时，国共两党达成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个军的协议。由谁来领导这支队伍?国民党提出由陈诚任军长，共产党提出由彭德怀或叶剑英任军长。双方争执不下，都退一步，提出邀请叶挺出任这一职务。叶挺既参加过国民党，也当过共产党党员。他是双方可以接受的最佳人选。
蒋介石认为，经过党内斗争的沉重打击，叶挺这次回国恐怕不会死心塌地地为共产党卖命，如果主动提出让叶挺挂帅，可以施恩于他，便于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捏在自己手中；同时，叶挺毕竟是正规军人，不同于以钻山窜岭、分散割据为资本的“山大王”，通过叶挺将他们集中起来，调虎离山，既可以稳住后院，也可以驱虎斗狼，让红军游击队与日军拼个两败俱伤。于是，他不等中共方面正式表态，就抢先发布委任状。
叶挺渴望上阵杀敌，立即同意领导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这个军，并提议这个军改编后的番号为“新四军”，以纪念北伐战争中威震遐迩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蒋介石与叶挺的举动，引起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疑窦。毛泽东10月1日发电给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的方法拔去他们。现在却利用抗战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各区游击队暂缓集中，叶挺需到延安来，在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南方。”19日，毛泽东又来电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
叶挺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后，万丈豪情刹那间灰飞烟灭。叶剑英来看老乡。他委屈地说：“国共两党都对我不信任，出于需要又都在争夺。我夹在中间，进退不得，左右为难。早知如此，我又何必争这个宝座，真是骑虎难下啊。”想到今后的路还长，现在还只是开始，这位硬汉一时激动，禁不住流出热泪。
叶剑英告诉叶挺，目前的误会是因蒋介石抢先发布命令引起的，劝他到延安当面与毛泽东讲清情况。
这年秋天，叶挺听从劝告，专程前往延安，拜谒毛泽东，表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随后，他又作出虽然人在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忠实工作的承诺。
中央正式决定，由叶挺任新四军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党内称政委)，由他们共同领导新四军。在延安，中央专门为他举行欢迎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钦和：《为民历艰苦，大义照千秋》。）
在叶挺之后，坚持赣南游击战争达三年之久的项英也到延安，受到全城英雄般的欢迎。毛泽东在与他商谈新四军组建工作时，特别交待了两条，一是要善待叶挺，争取与他融洽共事，二是对国民党要警惕，不允许安插一兵一卒。
12月23日，项英返回武汉，与叶挺见面。第二天，叶挺在武汉大和街二十六号新四军军部宴请项英和从延安来的干部。宴会气氛十分热烈。项英端着酒杯，对大家说：“新四军的成立，是国共两党谈判确定的，是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叶军长是北伐名将，希望大家今后要很好地尊重叶军长的领导，认真执行叶军长的命令和指示，在叶军长的领导下早日完成编组，上前线，打鬼子。”
叶挺既感动又惭愧地说：“大革命失败后，如同爬高山，大家都不畏艰险，坚持爬到山顶上去了，而我却在半山腰折了回来。今天，党中央既然如此信任器重我，让我当新四军军长，使我有机会能跟大家一起学习、战斗，我一定与项军长以及大家和衷共济。”
叶、项两人虽然都想把对方融化在自己的怀抱，但是领导体制上的弊病使他们的合作从一开始就笼罩在猜疑的阴影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麻烦是叶挺自找的。
毛泽东在延安接待叶挺时，建议恢复他的党籍。叶挺主张留在组织外做党分配的工作。这在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新四军，实际上是将自己摒弃于决策圈之外。项英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很自然成为决策的中心和主角。作为军长的叶挺则成了决策后征求意见的对象和配角。一种失落和惆怅的情绪慢慢爬上叶挺的心头，挥之不去。叶挺为改变被动的处境，曾经向中央提议建立新四军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中央同意他的建议，任命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仍旧是政委当家。
一天，叶挺郁闷，饭后散步至军部参谋处窗下，里面传来项英的声音：“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说白了，就是延安与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军部与三战区搞统一战线，我与叶挺搞统一战线，团结他一起抗日。”叶挺仿佛被一柄利刃刺穿了内腑，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他明白自己原来与项英还不是同一个战壕的同志，而是争取团结的局外人。他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介布衣却坐在满座华服轩冕的高官之间，显得那样不协调，甚至有些滑稽。更为可笑的是，自己还不觉得。他渐生去意。
项英并没有意识到叶挺情绪上的变化。1938年7月，中央通知项英到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项英将军政事务托付给叶挺，并关照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等人注意配合。
叶挺平静地问：“你去多久?”
项英说：“估计一个月，最多两个月。”
“好，我就代理总管军务两个月。你快去快回，这里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
“你是军长，没有你更不行。”两人在打趣中挥手告别，项英离开皖南云岭，经南昌、西安转赴延安。9月30日，六届六中全会才召开一天，项英就接到叶挺的紧急来电，称：“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逾去时之约，恳即从速南归。”“我拟于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
接到电报，中央感到震惊。因为当时新四军四个支队正按原定计划进入抗战阵地，没有出现什么重大情况，而且部队整训，本来就是军长的职责范围，在新四军组建到集结过程中，叶挺一直做得非常出色，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而且，在这封电报之中，叶挺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将辞职不干。这样新四军就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毛泽东等人商量后，决定项英立即赶回军部，设法化解矛盾，留住叶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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