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正大，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的长子，１９２７年生，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中将军衔。１９５５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制造系，回国后历任沈阳飞机公司设计室副主任设计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６０１所副所长、副院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顾问。军用飞机设计专家，我国飞机设计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二等奖，军事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二等奖，１９９８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奖。



1939年叶挺全家合影于澳门

　　今年４月８日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等“四·八”烈士殉难六十周年。３月初，本刊记者专门电话采访了叶挺将军的长子叶正大中将。
　　记者：叶将军，您好！今年４月８日是您的父亲和母亲殉国六十周年，为表达我们的哀思和悼念，《铁军》杂志安排了对您的这次专访，希望得到您的支持与配合。
　　叶正大同志说：好的，我会很好地配合你们的采访。
　　记者：我读过您写的《周恩来总理和我的一次谈话》一文，您专门记叙了周总理对黑茶山飞机失事真正原因的揭露，您能否将六十年前“四·八”烈士飞机失事的真正原因披露给我们的广大读者？
　　叶正大：我作个简单介绍吧。１９５１年，我们在苏联学习的留学生，于暑假期间回国参观学习。６月的一天，周伯伯和邓妈妈要我和二弟正明到他们家里去吃午饭，周伯伯很关心我们全家，问了我外婆、弟妹等家里的情况。之后他又动情地说：“关于你爸爸的坐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是说因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５年，他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多年，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周伯伯说的“做了手脚”，是指国民党特务利用飞机在西安稍停加油的时间，在机上安装了定时破坏装置，把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破坏了，使飞机抵达延安上空时，迷失了航向和高度。
　　记者：国民党蒋介石一手炮制的黑茶山事件，使我们党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叶正大：它使我们的党损失了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重要领导同志，使我们兄弟失去父亲、母亲、五妹、九弟四位亲人。你知道，我们当时是何等的悲痛吗？特别是二弟正明和四弟华明，他们俩那天也在延安机场等候亲人的到来，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眼看就要和父母弟妹见面了，那时心里多么高兴啊！可是，突然间这一切全化为乌有了，极度的悲伤向我们袭来，这么大的心理落差，幼小的心灵怎么经受得住啊！当然，后来我们兄弟们一直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前辈的关怀照顾，但从心理上说，我们真说不清楚，没有父母的岁月我们自己是怎么度过的。毕竟，我们坚强地成长起来，我们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诲和期望，继承了父辈的传统，一步一个脚印地、健康地走在为人民服务的大道上。
　　记者：听说父母殉难的事件，对您选定志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叶正大：是这回事。因国民党特务陷害而遇难的“四·八”烈士共有１３人，连同美国飞行人员４人，共１７人，其中，我的父母弟妹共４人，都死于国民党特务在美国飞机上做的手脚。我到苏联学习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更没有新中国的飞机。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学习飞机设计，回国后，我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服务了几十年。
　　记者：您的父亲叶挺将军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您觉得你们兄妹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父亲影响最深的美德是什么？
　　叶正大：你用美德这个词来概括父亲对我们的影响，颇为新鲜。我觉得父亲身上最具个性，也是对我们影响最大、印象最深的美德，是父亲用战斗的一生、用一生执着的追求，证明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共产党的忠诚。父亲的一生经历过较多的曲折，他始终听从党的召唤，执行党的决议。北伐革命之初，党要建立自己领导的军队，要他担任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主体的独立团团长，他勇敢赴任，并在北伐革命兵兴之时，率领该团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党要他参与南昌起义担当指挥重任，他充分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天才。党要他在广州起义中负责军事指挥，他在匆忙赴任时及时了解情况，全力以赴，尽管他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他事后仍然不推卸责任。在受到党内的错误处分和在莫斯科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拒绝时，他黯然出走，到德国，到澳门，但他的内心始终向往共产党。所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向他发出第一声召唤时，他随即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主动通过陈诚向蒋介石请求，由他出面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建成抗日的新四军。担任军长期间，他以党中央的要求为准星，依然积极指挥部队，筹措军需，尽全力加强新四军的部队建设。皖南事变后，他在五年的囚禁、软禁的境遇中，依然追随共产党，立志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陈诚受蒋介石指派，企图说服他到国民党领导的军中任职，他始终不允。气得陈诚反问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日，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也抗日，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到国民党军中来任职？”父亲回答：“道不同，不与为伍，我的追求只有共产党。”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没能动摇父亲的意志。蒋介石威胁说：“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可是，父亲在出狱后的１０小时内，却向共产党提出了入党请求。在生死关头，父亲的执着追求依然不变，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美德。



1946年4月9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和延安三万余人沉痛悼念叶挺等"四.八"烈士

　　记者：您认为父亲叶挺将军最具魅力的人生格言是什么？
　　叶正大：这在父亲于狱中撰写的《囚语》中有准确的记载，那就是“人格重于生命”。在我们与父亲的相处中，也都感受到了这句人生格言的无形力量。“人格重于生命”既是父亲的人生格言，也是父亲的人格宣言。父亲从少年时代就培养了自己不向恶势力低头的性格。父亲从军之后，他热爱自己的士兵，热爱自己的部属，热爱工农民众。父亲担任新四军军长后，对新四军的声誉更是维护有加。国民党军在皖南事变中拘押了父亲后，蒋介石自以为得计，他以为，叶挺已落入自己的掌心，只要假以时日，软硬兼施，折服一个叶挺只是早迟而已。殊不知，父亲叶挺不是政客，而是共产主义战士，虽然脱党十年，但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严守人格节操，其志永不可夺。顾祝同作为蒋介石的劝降代表，曾对父亲说：“这次事变其实没有你的责任，是共产党副军长项英没有服从统一的军令、政令。”父亲当即斥问：“我新四军按照你们指定的路线北撤，怎么是不服从军令？你们袭击抗日友军，反把责任推到项英身上，推到共产党身上，岂不伤天害理吗？”父亲曾给蒋介石写过一封信，提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并多次向蒋提出“挺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挺不愿苟且偷生”，“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父亲在囚禁期间，愿以一死维护新四军的荣誉，维护共产党的尊严。这就是共产党人叶挺的生死观。父亲被囚禁的五年，也是父亲顽强战斗的五年，他为新四军的荣誉而战，为真理而战，为人格而战，父亲是胜利者。当然，此时的父亲和常人一样也渴望自由，渴望重新回到抗日的岗位上，但是，“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如果获得自由是以出卖灵魂为代价的，他绝不为之，他宁可永远不自由，因为还有比自由更高贵的东西，那就是人格，“人格重于生命”。我喜欢父亲的格言，我也把父亲的格言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
　　记者：叶挺将军是组建新四军的功臣，在向国民党蒋介石提出编组新四军的请求，尔后全力组建新四军军部和部队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有人称，叶挺是组建新四军的第一功勋，您怎么看待？
　　叶正大：别人怎么认为，我不好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这么认为过。父亲的一生就是为祖国而战，为人民而战，为真理而战，为信仰而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中国大地的时候，父亲自然就是抗击日寇侵略的勇士了。说到新四军的组建，父亲一直认为共产党的军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如果没有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没有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可能；没有陈毅、项英、粟裕、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刘英等一大批共产党员领导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下这批红军游击队，也不可能组建起新四军。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建为一支统一的抗日部队，这本身就是中共中央的主张。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员，也曾经是共产党员，当时既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的特殊身份，以及北伐名将的声望，造就了一个机缘，正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把握了这一机缘，利用了这一机缘，及时向父亲提出了建议，才有了蒋介石可以接受的军长人选。父亲从不贪天之功，他惟一牢记的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军，把日军打出中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