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挺·项英·新四军 |
| 作者：张亦民 文章来源：2005-4-12 资料通讯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6-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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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和项英，是与新四军的名字分不开的两位革命志士。他们抱着抗日救国的共同心愿，为组建新四军走到一起，各自为筹建新四军作出重大贡献，又因为在新四军斗争方针和发展方向上的分歧，最终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以悲剧分离：叶挺在同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囚禁五年之久，获释后不幸于空难；项英在突围后，躲避在山洞中被叛徒杀害。他们为什么有良好开端，却遭到不同的结局?怎样看他们之间的是非责任?有的批评项英，也有人责怪叶挺，还有主张平分秋色各打五十大板。认真搞清他们的是非真情，对正确评价叶、项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与研究新四军前期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有重要意义。
一、叶挺与项英在延安会面
叶挺，1896年9月10日出生在广东省归善(现惠阳)县，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叶为询，字希夷。少年时目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与欺凌，立志“强兵富国”。1912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并依次升入湖北陆军第二预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初毕业后投奔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任命为一支队少校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4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统一两广，叶挺担任警卫团二营营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时，叶挺指挥部队打退了叛军向总统府的5次进攻，掩护孙夫人宋庆龄安全冲出险境。
1924年7月，叶挺以国民党员身份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过程中萌发了参加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后经王若飞、聂荣臻介绍，于1924年12月1日，由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接收为中共党员。1924年9月回广州，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参谋处长，后调任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1926年1月1日，三十四团改称第四军独立团(后称叶挺独立团)。5月初，独立团作为北伐军先遣部队先期入湘，率先攻占汝城，奏响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先声。7月26日，以独立团担负主攻任务的第四军夺取了天险汀泗桥的胜利；接着，又取得了号称鄂南第二门户的贺胜桥战斗的胜利。这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名声鹊起，为第四军荣膺“铁军”称号作出巨大贡献，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叶挺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部队经过长途跋涉到广东潮汕一带，在汤坑(今丰顺县)遭严重失败后，原叶挺独立团扩编的25师余部，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粤赣湘边区，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组成部分。叶挺在汤坑失败后经香港转广州，担任广州起义总指挥。后因起义失败，叶挺受到共产国际不公正的处分，投诉无门，随赴德国、奥地利、法国、新加坡转到澳门等地度过了十年流亡生活。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叶挺回国请缨抗战，欣然接受周恩来的委托，主动向国民党当局表示由他出面来领导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此间，蒋介石也正想利用机会将共产党的南方红军游击队通过整编控制在自己手里，于是，不经与中共商量就于1937年9月28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刻了关防，批发了五万元开办费。延安当局看出了蒋介石的用心，即于10月1日致电南京八路军办事处，邀叶挺到延安商谈。事也正巧，此间中共中央正从国民党新闻媒体中获悉三年前失去联系的项英正在赣南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即于10月2日致电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要他们设法寻找项英“告以政策”，并令其去“中央讨论”。就这样，叶挺与项英先后于11月上旬到达延安，分别向中央汇报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并在毛泽东主持的党中央欢迎大会上，叶挺与项英第一次见面。
会后，叶挺于11月12日到武汉。次日，首次以新四军军长身份对报界发表决心抗日的谈话，并着手筹建军部。21日，叶挺在叶剑英陪同下，带着中共中央关于筹组新四军的方案在南京与蒋介石商谈。蒋以延安方面所提的干部名单均为共产党员为由，否定中共方案，并在两叶面前挑拨叶挺和共产党的关系，说：“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叶挺见蒋的偏见太大，缺乏合作抗日的诚意，就愤而向蒋提出辞职。蒋介石深知无他人能取代叶挺职务，就在经费上作出让步，但不准叶辞职。叶挺后来曾戏说自己“三年军长，四次辞呈”，这就是他第一次辞呈。
项英留在延安参加了王明回国后的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关于《三年来坚持游击战争》的报告。得到中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项英就在此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并以新四军副军长的身份履行政治委员职责。会后，他率领中央派往新四军工作的一批干部，于12月23日到达武汉与叶挺会合。12月25日，叶、项共同主持了新四军干部大会，宣告新四军军部成立，合作共事正式开始。
二、叶项互相配合为组建新四军作贡献
在新四军初创时，叶项两人各以自己的特长，相互配合，紧密合作，从不同方面为新四军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
军部成立后，叶挺留在武汉，往来于南京、武汉、延安之间，利用他同国民党军政要员的老关系在国共两党之间折衷疏通，争取编制、经费、军械物资，交涉集结地点、开进路线。凭着他的社会声望，四处奔走，各方联络，招兵买马，集资筹款，动员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愿为抗战出力的国民党退役军官、无党派人士、医务工作者和文化人士参加新四军工作。如留任战地服务团团长的朱克靖、敌工部部长林植夫、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擅长文墨的吴振邦等一批文化、医务工作者；还有他的胞弟叶辅平、侄儿叶育青、叶敛和、侄孙叶大流等，都是追随叶挺参加新四军的。同时，以其北伐战争中立过赫赫战功，在港澳与海外侨胞中的声望与影响，吸收了一大批华侨华人到新四军工作，并在“香港八办”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密切配合、联手协助下，致力于募集捐款药品、医药器材、被服、电台等大量物资，支援了新四军，为新四军的组建、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叶挺起到了项英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1938年1月4日，项英率军部机关人员离开武汉转移到南昌，以其党内的资历地位和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熟知与影响，展开收编工作，项英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劳累。
项英原名项德隆，1898年5月出生在湖北武昌县，小学毕业后，15岁入纺织厂当学徒工，1919年就学于董必武、陈潭秋所办的工人夜校，启开了革命觉悟。1920年4月，他发动了武汉纺织工人的第一次罢工。1922年入党，并参加了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调上海工作，任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另一处说郑覆地为主任、项英为秘书)。“四大”、“五大”任中央委员。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上进入政治局，与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等一起被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大林还单独接见过他。1929年11月，在上海秘密举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30年，任中共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书记、长江局书记。六届三中全会后，离开白区到苏区任代理党的中央局书记、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朱德的顶头上司。从此，他从白区秘密工作转向苏区的军事工作和政府领导。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与张国焘一起被选为副主席(主席毛泽东)。他参与领导了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党中央决定在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军区，项英为中共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与政委，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从此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艰苦卓绝的南方游击战争。南方游击区在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分局领导下，游击区军民不但钳制了国民党的强大军事力量，掩护了主力红军的突围与转移，而且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特殊条件下坚持了游击根据地，保存了革命种子，为抗日战争准备了一支生力军。
项英到达南昌后，与陈毅、张云逸、曾山等迅速开展工作，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排除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阻挠破坏，克服各种困难，分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和下山整编的方针政策，仅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将分散在八省40多个县的游击队集中起来，完成了下山、改编、开进、集结的任务。在集结整训中，强调在新形势下继承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建立政治工作系统，统一认识，统一编制，克服山头主义和游击习气，促进了部队的团结与统一，增强了部队战斗力。项英起到了叶挺当时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充分发挥项英和叶挺的主内主外配合，军事与党政结合的典型作用，可谓天生一对。
三、叶项关系不和与叶挺出走
然而，叶项间密切配合的情景不长，就因为关系不和，开始出现裂痕，并导致叶挺出走。
新四军在岩寺集结后，叶挺以军长身份，接受了第三战区要新四军“出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行动”的任务。叶挺认为这项任务符合党中央对新四军要到敌后去的精神，是可行的，而项英则认为这显系蒋介石“借刀杀人”，不可行，并致电党中央说：“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并把叶挺与第三战区交涉说成是“以间接方式解决”。抱怨“我又不能出面谈判”，要求“由党直接交涉”。项英的这份电报，明显地反映出三个问题：一是对新四军斗争方针和发展方向认识不同；二是表现出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三是将自己作为党的化身，欲置军政大权于一身。
毛泽东针对项英的思想在回电中指出：“薛岳(注：当时国民党19集团总司令)等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关于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电文末尾还特别提醒项英：“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毛泽东在这里用了“叶同志”三个字，即表明中央对叶挺的信任感，要求项英将叶挺视为自己同志。令人遗憾的是项英没有像中央所期待的那样对待叶军长，而且对一些重要情况也不予通报，也谈不上让叶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
1938年6月初，叶挺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苦衷，向长江局提出要求组织一个“新四军委员会”，以“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长江局于6月7日向中央反映了叶的要求，中央于6月9日复电同意了长江局的建议。中央破例采取这一特别措施，旨在保证叶军长能参与新四军重大问题的研究与决策，行使其军事指挥权。但由于该委员会的主任是项英，叶挺为副主任，仍然未能改变由项英决定一切的局面。遂使叶挺有虚图军长之名而产生离之而去的想法。
1938年7月28日，项英经武汉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留在皖南的叶挺于8月6日向毛泽东、周恩来、项英等中央领导提出一项有关新四军的行动建议：“敌攻武汉，形势吃紧，新四军担负京芜东南广大游击区域，为准备应付将来敌人进攻计，以敌末到武汉之前，为扩大自己政治影响，组织群众武装力量，统一游击武装领导，加强建立各游击支队，了解各地实力，加强支队工作推动和检讨，决定组织野战司令部、政治部，由我和张参谋长率领出动前方，留云逸在南京附近整理部队，拟带一个轻装支队的两营，赴丹阳、武进、江阴、无锡、常熟、苏州、青浦、松江、嘉兴、长兴、宜兴及平湖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这是一个颇具胆略的建议，是符合新四军到敌后去这个党中央早就明确的方针的。但鉴于当时中央集中力量召开六中全会等诸种考虑，中央是不会轻易同意这个建议的。这点叶挺不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叶挺又为什么乘项英不在位时向中央提此建议呢?笔者认为，这是叶挺向中央表达与项英共事不和的一种方式，也为随后去向抛出投石问路的一块石头。如果中央同意此建议，他可以大显身手去实施这个计划，施展其才能；如果建议无结果，又何必在军部坐冷板凳，于是向长江局表示了辞呈离职的思想。
8月28日，周恩来等根据叶挺的意向在武汉复电叶挺说：“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开会”，“当前战事紧急关头，兄必须在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周等虽知叶在新四军工作中的困难，但叶出走决心已定，劝说无效。鉴于当时武汉战事紧急，交通有随时被切断的危险，叶挺于9月30日直接致电延安项英，要他速回军部，告他“我拟于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项英未等六中全会结束，即离开延安于10月22日回到军部，而叶挺已于21日向顾祝同呈递了“给假一月休养”并“准予免去军长一职”的报告(这是叶的第二次辞呈，第一次出走)。
据当时在“香港八办”的廖承志回忆说：“叶挺由新四军到广东来了。他听说广州沦陷后，他的家乡惠州一带，已出现有华侨、学生与救亡青年及当地群众自动起来组成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了，他高兴得跳起来，他说‘我去看看’。于是，他就带了香港组织起来的一百多人枪，到深圳建立了指挥部，准备在惠州一带敌后发起游击战争。
当蒋介石得知叶挺从新四军出走后，开始是“恐继任者不得其人”，命顾祝同加以“慰留”，并“望即来渝一叙”；后闻叶挺已在广东另拉队伍，一面要求广东省主席余汉谋撤销在叶挺的东江游击队指挥的任务，一面放风重新解决新四军领导人问题，企图另派亲信到新四军任职。中共中央得知蒋介石打算后，随致电皖南的项英，要其充分认识叶挺回新四军工作的重大意义，热情欢迎其回来工作。同时致电香港廖承志，要他动员叶挺回重庆。致电重庆的周恩来，要他“立即约叶到重庆谈话，并对叶挺要解决“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问题等(1939年1月10日，党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复电同意将“新四军委员会”的正副主任调整为“叶正项副”，项实际为政委，明确了党的领导，不能包办代替，军政独揽)。
1939年初，叶挺从澳门到重庆，见了蒋介石和陈诚，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2月3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王稼祥并项英等人时说：“他只因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我们力劝其回，并以确立制度必能解决工作困难与关系。我拟向蒋、陈说与叶挺同往新四军，顾祝同已来电欢迎。”2月23日，周恩来亲自陪同叶挺从重庆到达皖南军部，在叶、项之间做“将相和”的工作，实现了“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的诺言。
四、叶挺二次出走与项英分歧
叶挺于1939年3月中旬送走周恩来之后，为贯彻落实“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即于4月下旬率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到江北去主持成立了以张云逸为指挥的江北指挥部，以四支队8团的基础扩编为第五支队，并与彭雪枫派去的代表谭友林商定，准备将彭部编为第六支队。不料，国民党当局为实施其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政策，不但拒不承认五支队的扩编，甚至不承认彭雪枫部为新四军，并限制新四军活动范围，要扣发新四军的经费、弹药、被服等。然而，项英面对国民党的压迫、挑衅性的“磨擦”，采取退让政策，甚至连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也不敢提，怕刺激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就连中央派刘少奇来“发展华中”也不予以配合。在新四军内部仍然实行他家长制的一套，听不得不同的意见。基于上述两方面的缘因，叶挺从江北返回皖南后，于9月1日离开皖南，前往重庆。
此次出走与上次不同，第一次似乎有些消极回避，而这次是有备而走，初衷是到重庆反映问题。正如10月3日南方局向中央报告所说：“叶挺到渝，情绪颇好，政治有进步。他坚决主张在斗争中求发展。”所以到重庆后，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新四军的情况。南方局根据叶挺反映的情况，要求党中央向项英重申新四军应坚定执行原定“巩固江南、发展江北、向东行动”的发展方针，意在批评项英向南发展的意图不妥；强调新四军在江北组织队伍和政权，实际在批评项英不敢独立自主发展抗日武装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提醒新四军在江南江北的部队应有坚决自卫的准备，如遇无理压迫，须坚决予以反击，然后交涉等等。这反映了叶挺通过组织解决与项英之间在执行中央方针政策方面的分歧。11月7日，叶挺还和南方局的秦邦宪、何克全、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项英，要求江南新四军在“区域被缩小和隔绝，行动被约束，部队被分散，编制、经费被限制”的困难环境中，“只有坚决而秘密的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佑全武装继续发展。”叶挺的这些主张，都是与中央“发展华中”的方针相一致，而与项英的意图相左的。
叶挺到重庆后的第二件事就是在10月7日对报界发表谈话，指出新四军由于作战区域被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影响机动回旋；经费困难，影响作战能力提高等，实际是公开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实施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政策，无理地在限制新四军。11月间，叶挺在重庆见了蒋介石，就新四军的经费、编制问题提出三条要求：“一，经费至少须增至万元一月；二，江北各部队均需给合法名义；三，如经费不加，则新四军将在其驻防地区放县长，就可筹给养。”蒋介石不但没有回答叶挺的提问，反而利用机会挑拨叶挺与共产党的关系，并试图拉叶挺参加国民党。叶挺给蒋介石回答说：“我现在什么派也不参加，一心抗日救国”。坚定地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
叶挺面对新四军的经费、编制不能解决，加之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态度，随向蒋提出辞职。而蒋介石对叶挺不为他的“好心”劝说所动的坚定态度，就趁叶挺提出辞职之机，顺水推舟地说：“离开四军也好，或者有比四军更有意义的工作给你做。”蒋介石想乘机实现他另派亲信去控制新四军的打算。此时的叶挺，既不能收回辞职的要求，更担心蒋会派他到国民党部队去任职，就借为胞弟叶辅平治丧为由，告假还乡，于12月7日飞抵香港。
这是叶挺的第三次辞职，第二次出走。项英知道叶挺去重庆同国民党当局交涉部队经费、编制等问题，但不知道叶挺再次提出辞职。在得知叶挺已到香港时，项英就派沈其震带着他的信去香港找叶挺。沈其震在廖承志的帮助下找到了叶挺，叶经廖、沈的工作回到重庆。离开香港前，叶挺和沈其震一起到“保卫中国同盟”找宋庆龄，请求给新四军以经费、药材等物资的支援。回到重庆后，因先前的要求没有解决，辞职问题仍悬着，既不想回皖南，更不便去接触国民党人士，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滞留在四川，情绪抑郁。
1940年5月底，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国。经延安到重庆，得知叶挺仍滞留四川，一面动员叶挺回皖南军部工作，为他离渝返任作好各项准备，一面要项英派大员来渝迎接，做专门交待让专程来接的袁国平转告项英，要他与叶挺搞好团结。7月底，叶挺又回到皖南军部。接着，亲自组织指挥了皖南的反“扫荡”斗争，打退了日寇的“扫荡”，保卫了云岭，光复了泾县城。
此后，叶项关系共事到“皖南事变”的危难时刻，发生了项英的“临时动摇”与叶挺“维持到底”的分歧而告结束。
五、对叶项关系的几点看法
叶挺与项英，为抗日而聚，以悲剧告终。在客观上讲，蒋介石是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叶、项成了国民党蒋介石实施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方针的祭品；从主观上看，是叶、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仍然存在着国共两党之间复杂斗争的认识不清，思想准备不足。
众所周知，新四军是国共合作抗日的产物。全面抗战爆发后，项英间接得到国共合作抗日的信息后，曾一度“表现由国共对立转入国共溶化的情绪”，“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加上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影响，新四军实际工作中，面对国民党挑起的磨擦斗争，就不顾原则地一味迁就退让，将新四军的活动都限制在国民党指定的条条框框里，不敢跨越雷池一步。而在内部关系上，未能与叶军长搞好团结。叶挺怀着满腔热情回国抗日，但毕竟脱离国内的现实斗争长达10年之久，对这十年内战与我军发展情况缺乏深切体会。他深知国共两党都拥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但对抗日阵营内部的矛盾斗争感到不好理解；他深信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与对他的信任，但又对项英对他的不信任感到苦闷；他想摆脱党派关系，独立自主地到敌后去开辟抗日新天地，又想不到要受蒋介石的限制。于是，他彷徨、困惑、苦恼；他一次再次地出走，又一次再次地受中共劝说而诚服。
叶项共事前后三年三个月，其中叶挺两次出走14个月(第一次4个月，第二次10个月)，长期不在位，影响工作。但如何看叶项在新四军中的关系与是非?笔者认为，尽管叶挺多次辞呈两次出走，革命工作受到损失，内外影响不好，但叶项关系不和，主要责任在项英。
首先，项英作为党在新四军的代表，不信任、不尊重军长叶挺，是两人关系不正常的症结所在。这决不是《项英传》作者所说，项英“对叶穿夹克、拿手仗等从没有在下面露过不满情绪；为了在生活上照顾叶挺，专门办了小伙房”等生活问题就能得出项英“尊重叶挺”结论的。对领导人的关系是非，固然也要看思想生活作风、习惯，但主要应从其担任职务的决策才能及其领导艺术上衡量。事实上，叶项之间关系不和，开始于对新四军斗争方针和发展方向的分歧上，而且贯穿在三年共事的全过程。那么，这个分歧究竟谁对谁错?这只能从新四军组建后，由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被视为两个纲领性文献的1938年和1940年两个“五四指示”作为依据来评说，并以“皖南事变”的惨败来作结论。对此，项英本人在“皖变”突围中对副参谋长周子昆说：“我们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主要责任在我，我回到中央，要作检查，请求处分。”还对部属李志高、谢忠良表示：“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些话应被认作项英事后醒悟的“真诚的剖白”。如果，项英在军事决策和指挥上尊重叶挺的话，哪怕“皖变”无法避免，也不至于损失这样惨重。陈毅在叶项关系上曾公正地指出：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包办到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指明了要害。
其次，叶挺是以非党人士身份担任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长职务的，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安排，也是当时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叶挺的显赫经历和身份，既是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又是双方防范人物。项英作为新四军负责全面工作的决策人，对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借手叶挺控制新四军的阴谋，保持高度警惕是完全应该的，但应真诚地、大胆地尊重其职权，在实际工作中防止蒋介石的离间计，而决不是让叶挺吃小灶饭去坐冷板凳。项英只看到叶挺不是共产党员，而没有看到当时叶挺非党身份的特殊作用，把非党领导视为自己障碍物，正如军部秘书长李一泯在《模糊的荧屏》中回忆说：“项英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所以，当叶挺第一次出走之后，项英向中央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提出叶挺之后的“继承人”问题。其实，这是项英无视党中央对叶挺的信任，辜负了叶挺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把叶挺从革命队伍中推出去，是项英作为党在新四军的代表与政治委员的失职。
最后，要指出叶挺的四次辞呈和两次出走，除第二次辞呈(即第一次出走)的直接原因是出于项英对他的不信任、不尊重之外，其余几次辞呈都是向国民党当局就新四军经费、编制、装备、供应等合理要求得不到解决而引发的。这应认为是同蒋介石斗争的一种手段，既不是真要离开新四军，也不是不想当军长。他两次出走期间，仍在为新四军的经费、物资奔走交涉，与南方局领导联名向中央反映新四军的行动方针，就是最好说明。但不想同项英共事，却是他内心要求；这既是第一次出走的主要原因，也是第二次出走后长期滞留重庆不愿回皖南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中央早有所知，亦曾想从组织上帮助解决，并在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指挥部成立时有调任叶挺为总指挥的决定，也有调项英到延安参加“整风”的打算，只因形势变化，没有来得及实现而成为憾事。时间与实践是检验是非功过的老师与标准。叶挺在长期监禁中坚贞不屈，矢志不移，对共产党的事业始终耿耿忠心，1946年3月5日，即出狱第二天，即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党中央收到叶挺电报后高度重视，于7日回电决定接受他为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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