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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恩来
1
1941年1月17日。夜。
阴沉沉的天空，没有一点星光，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万籁俱静，只有寒风在不时地呼号着，吹得岗亭里的哨兵虽然把大衣裹得很紧，仍然冷得有点发抖。
岗亭设在三战区长官部驻地——上饶县皂头村南端的三岔路口，旁边停着一辆小轿车。公路远处忽然出现了几缕亮光。随着亮光越来越近，汽车声也越来越响，划破了夜空的寂静。附近小屋跑出一个班的卫兵，持枪肃立路旁。两个军官随后走出屋来。
两辆军用卡车开到岗亭前“嘎”然停下。待车轮卷起的尘土被风吹过去后，车厢跳下二三十个持枪的士兵。一个军官上去拉开第一辆卡车驾驶室的门，车上下来一位中校军官后，另一个军官立即上前一步，对着驾驶室举手敬礼：“叶军长，到上饶了，请下车！顾长官指示我们在这里恭候将军。”
叶军长就是新四军军长叶挺。他坐在卡车驾驶室的中间，左边是驾驶员，右边是国民党的中校副官。两辆车的车厢里是一个排担任“护送”任务的卫兵，以及十一二个和叶军长一起下山被扣的随员，其中有他在军部担任副官的两个侄子与一个侄孙。
叶挺神情严肃地下了卡车。一个军官扬手请他进小轿车，叶挺没有理会他，望着车厢似乎在等着什么。军官明白他的意思，说：“请军长放心，我们会另外妥善安置他们。”
叶挺上了小轿车，颠簸着往西行驶了不太长的一段路，就到了位于李村的三战区长官部副官处招待所。而载着他随员的卡车继续南行，在山脚的公路尽头停下。卫兵们押解着十几个叶挺军长的随员，用手电筒照着，走了七八里崎岖曲折的羊肠小道，来到七峰岩半山腰洞中的一座小庙里。
李村副官处招待所实际上就是村头一幢孤立的农家小院，几乎是正方形的建筑，东、北两边相连着五间平房，中间隔着一个过道，过道北端的门已被封着。西、南两边是两米多高的围墙，墙内是个小院子。南边围墙开了一扇门，是唯一的进出通道。
进门东边第一间住着一个班的卫兵，第二间就住着叶挺。室内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木椅子。桌子上摆着纸、笔和砚台。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给叶挺派来了一个年青的少校副官和一个年纪大的勤务兵，照顾他的生活。
对于上饶，叶挺并不陌生。新四军编入三战区作战序列，活动在三战区所辖的范围内，国民政府军委会拨给新四军的军需也由三战区转发，叶挺作为一军之长，自然与三战区长官部来往较多。1939年春三战区长官部由皖南屯溪迁驻江西上饶后，叶挺曾来过两次上饶。
叶挺第一次到上饶是1939年8月，为长官部扣押新四军武器事特地赶来找顾祝同交涉。
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对拨款给新四军大加刁难，待遇远不及国民党部队。国民党一个师每个月军费20万元，而新四军一个军每个月军费最多时才12万元，平常只有5、6万元，款到三战区还常常拖欠不发。至于枪械弹药，更难补充给新四军。有次苏联援助了一批武器装备，三战区全部拨给了驻在泾县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师。新四军经过力争，仅得到6支步枪。为改善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叶挺费尽了心血。他曾从国民党部队他的老部属那里要来了几百支全新的匣子枪，并请宋庆龄和国际友人史沫特莱以她们的声誉和影响给予新四军多方面的援助，用以购买军需用品。他还派夫人李秀文到广东老家和海外筹得不少款项，购买了一批短枪及药品等军用物资。但这批物资运往皖南新四军军部途经上饶时，遭到三战区长官部宪兵的扣押。李秀文找到顾祝同说理无济于事，便急忙打电报到皖南向叶挺报告。
叶挺接到电报十分气愤，虽时已傍晚，仍带上警卫员立即骑马翻过大山到达太平兵站，转乘小汽车连夜赶往上饶。车子于早晨到达上饶，他顾不上休息，直奔顾祝同官邸。
顾祝同明知叶挺的来意，却装出关心的样子说：“希夷兄坐了一夜的车非常辛苦，先歇息一天再谈公事。”希夷是叶挺的字号。
叶挺没有理睬他的“关心”，直截了当地质问顾祝同：“内子为本部谋得一批枪支，墨公为何要扣押下来？”顾祝同字号墨三。
顾祝同笑着辩解说：“希夷兄原是为了这件小事而来，纯属误会。墨三岂会扣押？你知道当前我战区所属各部武器均甚缺乏，这批武器新四军用是为了抗日，其他军队使用也是为了抗日，抗日乃我们共同之目标。本人从抗日大局着想，因此将武器留下，准备统一分配。望叶军长多从大局计议，从整体着眼，洞察余意之所在，体谅余之苦衷。”
叶挺清楚顾祝同在玩花招，高声斥责道：“顾长官，我不知道你说这些话时是否问心有愧？请顾长官抚心自问一下，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抗击日本侵略者，你们给过我们多少枪多少子弹？你们不给我们，我们自己想方设法解决武器装备，你们还好意思扣留刁难！难道叫我们赤手空拳去抗击装备精良的日本鬼子？你们如此对待新四军，到底心怀何意？枪支之事，你看着办好了！”说毕愤然离开长官部，到设在城里的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去了。
顾祝同理屈词穷，只得命令手下人将扣押的枪支如数归还新四军。
叶挺留下5 支驳壳枪给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胡金魁等同志后，便和夫人一起带着追 还的这批武器装备回到皖南军部。
叶挺第二次到上饶是1940年11月11日，与顾祝同洽谈新四军北移事务。
蒋介石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于这年10月19日以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名义致电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何应钦、白崇禧（《佳电》），驳斥了何、白《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造谣诬蔑，拒绝其要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要求，但为了顾全抗战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
顾祝同约请叶挺到上饶面谈北移事宜，毛泽东得到新四军军部汇报后于10日致电叶挺和项英，指示“希夷见顾时，请要求顾电蒋停止汤恩伯、覃连芳两军东进，否则引起战事，由彼方负责”，“请质问顾，一面苏北言和，皖南令我北移，一面派二十万大军东进，是何用意，是否彼方已准备决裂。希夷谈判时，应以此项大局为第一位问题，其余都是第二位问题”。叶挺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于次日到上饶和顾祝同谈判。
在谈判时，叶挺首先问顾祝同，国民政府为什么在苏北言和的同时，又派出覃连芳、汤恩伯20万大军东进苏北？顾祝同摇摇头，说不知道有此事。
叶挺提请顾祝同致电蒋委员长立即停止覃、汤两军东进，顾祝同狡猾地笑了笑说：“我既然不知道这件事情，也就不好向委座转达什么意见了。”
由于顾祝同佯装不知断然拒绝，“第一位的问题”无法交谈下去，叶挺只好把话题转到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三个具体问题上来。
叶挺提出，三战区要保证新四军北移的安全。顾祝同回答得很干脆：“我愿以个人政治人格担保，保证新四军北移安全。”
叶挺提出，新四军要从苏南北渡，要求三战区划出溧阳作为新四军北渡之前的暂时驻地。顾祝同回答得也很干脆：新四军要直接北渡，但不能把溧阳作为暂驻地。
叶挺最后提出，三战区要仿照军政部惯例发给新四军北移开拔费、新四军伤亡官兵抚恤费，预发半年津贴，并补给各种枪支弹药。顾祝同回答：这些经费补给问题，准予转报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批准。
谈判就在这样的僵局中结束。会谈之后不到3个月，就爆发了置皖南新四军部队于死地的事变。
在这次皖南惨案中，叶挺表现得非常沉着、英勇，但也很是无奈。部队在茂林遭到国民党重兵阻击后，他曾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从丕岭突围，可这个正确主张被项英否定了，待到项英离开部队不明去向，中共中央电示部队完全服从叶挺军长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指挥时，大势已去，叶挺虽组织余部浴血抵抗也无法挽回危局，只好无奈地下令队伍分散突围。
饶漱石1月14日在石井坑与叶挺商量，以党组织的名义请军长以大局为重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想以军长的声望“说服”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叶挺明知败势已定，已没有谈判的条件了，还只得奉命行事，下午派参谋持名片去与国民党军队接洽谈判，意料之中遭到扣押。17日被押送上饶，便出现了本节开头所写的那凄凉的一幕。这是他第三次到上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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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辞艰难那辞死，生死原来相游戏，只问此心无愧作，赤条条来光棍逝。”这是叶挺从囚禁李村的第四天(1月21日)起开始写作的《囚语》中，开头所“戏拟四句不协律的诗”。这篇大概断断续续写了十余天、长达4000多字的文稿，竟长达50年不为人们所知! 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才在中央档案馆被发现，由《党的文献》杂志公之于世。有了这篇珍贵的历史文稿，对照将军自己流露真情实感的记述，其他一切传记作品中有关他被囚后心情状态的描写都显得大为逊色了。
叶挺写道：“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战场，又自动投入另一个心灵苦斗的战场了，后者比前者令人提心吊胆更加几倍。一个人，当可能到达他生命最后一程的时候，他的感情与理智，或感情与感情，或理智与理智（意识），一切矛盾是最容易一齐表现在他的心头激烈斗争着，比血的战场还要利害。
他需要眼泪，好似后者需要血一样，这不是妇人、懦夫的眼泪，是壮士哭战友的眼泪。他需要狂歌，需要狂笑，最后一个意识、一个感情战胜一切了，他会发出凯旋的微笑。”他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以来“三次被叛逆之罪，七次一败涂地”的坎坷经历，不禁令人扼腕慨叹。
当然将军有过辉煌的岁月。当年他作为独立团团长率部充当北伐先锋，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真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其所属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北伐名将”。后来他又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并因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
然而他这个新四军军长，由于是国共两党谈判妥协的产物，实在是当得艰难、尴尬。他在《囚语》中说：“但任军长三年来，实非所愿。三上辞呈，二次走避，而终不免陷入漩涡，一败涂地。”实际上他是四上辞呈、两次走避，均未成功，都由于国共两党各种因素仍被请回了军长的“宝座”。
叶挺曾是蒋介石的部下，又已脱离共产党十年，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对脱党分子不会信任，于是想拉拢叶挺，以便通过他来控制新四军。但叶挺虽是因受到共产党内某些领导人的错误指责而脱了党，却不反对共产党，并且内心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因此就不会按照蒋介石意图办事，也因而使蒋介石不满。叶挺1937年11月中旬在延安会晤毛泽东之后，下旬会见蒋个石时提出了中共拟定的组建新四军的方案，遭到了蒋介石的指责。叶挺愤而提出辞呈（辞呈之一），蒋介石不允，具体事宜要他去和陈诚商量。此时蒋介石首先考虑的还是让叶挺把这些红军游击队组织起来送去抗日前线当炮灰，并不过多纠缠组建方案，于是基本上同意了共产党的组建方案，只是不同意新四军下设师，准设旅一级的支队四个。
在新四军项英名义上为副军长，但他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是代表党来领导这支军队的，因此一切由他说了算。叶挺除了向国民党交涉编制、经费、装备等外，当军长有名无实，大多数会议不能参加，与党中央重要来往文件不能看，这使他深感苦闷。1938年8月他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表示要辞去军长职务（辞呈之二），10月便离开军部前去广东，即《囚语》所云“二次走避”之一。国民党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素仰叶挺的军事才能，委任他为东路总指挥部副指挥，统管东江一带各方面的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叶挺还与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张文彬、廖承志等取得了联系，参与对广东各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指挥工作。
蒋介石得知叶挺回广东的消息，害怕其在广东又组建一支类似新四军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责令余汉谋立即撤销对叶挺的任命，并致电叶挺“来渝一叙”，想拉拢他投靠自己。中共中央获悉蒋介石有另外派人充任新四军军长的打算，也十分重视叶挺离开新四军的问题，为争取叶挺回新四军工作，于是也约叶挺到重庆与周恩来会谈。
1939年1月下旬叶挺来到重庆，向周恩来、叶剑英诉说了自己的尴尬处境，说继续留在新四军很难工作，会招致蒋介石的刁难，与项英也很难共事，希望中共中央考虑解决他的党籍问题，调他到八路军工作。周恩来说目前蒋介石正利用他辞职南下之事制造事端，希望他以大局为重重返新四军工作，并说自己准备与叶挺一道去新四军军部，代表党中央做项英的工作，要他处理好与叶挺的关系，研究确定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叶挺为周恩来的真诚所感动，在面见蒋介石时表示回新四军工作。
2月15日叶挺与周恩来一起离开重庆，23日回到云岭军部。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注意改正。周恩来走后，有一段时间项英对叶挺的态度表面上看似乎有所改善，实际上依然故我，叶挺照旧无法行使军长的职权。4月下旬，叶挺离开云岭军部北渡长江，整理第四支队的问题，组建江北指挥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8月初返回云岭军部后，月底他又第二次“走避”，10月经桂林到达重庆，准备向国民党政府交涉江北部队编制与全军经费问题。
蒋介石在11月间会见叶挺，说只要他参加国民党，新四军的编制经费等问题都好解决。叶挺明确表示哪个党派都不想参加，只想抗日救国。他对蒋介石压制新四军的做法很是不满，说新四军在前方浴血奋战却连最低经费也无法解决，这样的军长实在难当，因此想请求辞职（辞呈之三）。蒋介石认为叶挺仍在为共产党说话，根本没有起到自己派去控制新四军的作用，所以立即表示同意：“你离开也好，或许有比新四军更重要的事情让你做”。
共产党得此信息感到震动，因为这时叶挺的去留已不是他个人的事了，蒋介石同意叶挺离开，是为了另选心腹控制新四军；共产党要留住叶挺当军长，是为了保持、巩固共产党对新四军的领导权。项英这回高姿态，派叶挺的好友、新四军军部军医处长沈其震去澳门请叶挺回新四军，周恩来等又做叶挺的说服工作。周恩来还考虑到叶挺已向蒋介石辞了职，再回新四军应向蒋介石有所表示，若让叶挺当面去谈很可能谈崩，于是决定叶挺不去见蒋，而由周恩来代叶挺起草了一封手扎，非常策略地解决了叶挺重回新四军的障碍问题。
1940年7月9日，叶挺和夫人一起在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陪同下，邀上志愿去新四军工作的经济学家钱俊瑞、音乐家任光等人，离开重庆前往皖南。
不久，国民党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叶挺应约到上饶和顾祝同谈判新四军北移事宜，并到宣城县周王村会见上官云相，均遭到推诿刁难，虚与应付，便于11月28日致电蒋介石要求辞职（辞呈之四）。
顾祝同受蒋介石委托12月2日代为回电曰：“该军开拔在即，领导统率正深仰赖，所呈辞去一节应毋庸议。”……
想到这些坎坎坷坷，叶挺不禁自嘲是“历史悲角”。但自幼性格倔强、“不辞艰难那辞死”的叶挺，自然不会屈服于命运，身陷囹圄仍在争取自由。在《囚语》中他坚定地表示：“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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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慨叹这次事变遭际为“人生的奇遇”，被扣软禁后“阶下囚与坐上客同时兼备一身”，是“全世界最高等的囚徒”，伙食标准很高，并专门配有副官联络勤务兵伺侯。来看望者也都是些身份高的人。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特地“宴请”了叶挺，其他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也纷至沓来“拜访”。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充当说客，“规劝”叶挺“识时务”，要他把事变责任全部推给共产党，“欢迎”他到国民党方面来“共事”。对此，叶挺甚为厌恶和烦恼，却又无可奈何。为了摆脱这种令人心烦的纠缠，堵住说客们的嘴，他干脆用毛笔在墙上写下几行大字：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前来说项的人进门见了这几行大字，自知没趣，口舌果然少费了许多，叶挺的耳根也清静了许多。
叛徒赵凌波（原新四军军部参谋处长，皖南事变中自动投敌，国民党军委会解散新四军的通电中引用了他的供词）也被长官部派上了用场，厚着脸皮恬不知耻地前来“现身说法”，被叶挺揍了几个耳光赶了出去。
1941年2月12日，叶挺直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快邮代电稿，提了三点要求：
“一、请即遵钧令交军法判，并在上饶组织军事法庭，立付判决，并以明令公布，以免周折迟延。”
“二、请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
“三、或判挺以无期徒刑，并准所部少数高级干部伴随禁锢，其余概行释放。”
信写得义正词严，也很策略，多处用蒋介石的话“将”蒋介石的“军”。如首先提出的“请即遵钧令……在上饶组织军事法庭，立付判决，并以明令公布，以免周折迟延”，发“钧令”的蒋介石就不好作答。1月1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出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公开宣布要将“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但这仅仅是装腔作势的宣传而已。国民党当局慑于国内外舆论对皖南事变制造者的强烈谴责，不会也不可能把叶挺“交军法审判”“依法惩处”。因为一进行“审判”，民众就会更清楚事变真相，自然对国民党更为不利。第二点要求蒋“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时，称“委座方以尊重道义节操人格为天下倡，且执政党亦应以宽大为群伦楷模”，说一套做一套的蒋介石是不会理会这种“赞美”的。
之后，叶挺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矢志不移的心迹：“挺今日为未判决之囚，本不应有所申述，但因上峰之周全，友朋之爱护，纷谋代为法外求宥，私衷感激，更因此令其陷于痛苦之深渊，故不得不一述其志。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盖为绝无自私观念之人，始能说真话。委座信仰上帝，挺愿以稣苏之名，保证所言之真诚无伪。委座对国策曾宣示以不变应万变，窃念个人之操守，亦有至死不可变者在……挺不愿苟且偷生，以玷前修，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末句“临电泰然，心地光明”八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顾祝同有没有转发叶挺的这封代电稿，或者转交上去后蒋介石有什么反映，未见任何史料记载，结果不得而知。
4
叶挺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却时刻牵挂部属的命运。他在向蒋介石和顾祝同一再要求释放部属的同时，尽最大的努力关照同被囚禁的部属。
他不知道随员们关在哪里，更不知道他们在监狱里的情况，很是着急。
多次询问身边的副官和卫兵，谁也不敢将实况告知，只含糊说他们在那里很好，请军长放心。
七峰岩监狱是一个位于半山腰的洞中庙宇，山洞很大，可容纳二百人左右。洞前有庙门，门内有好几间屋子，住着好几个和尚。洞正中供着一座送子观音菩萨的塑像，人称娘娘庙。三战区长官部派了一个排的士兵进驻这娘娘庙，将大部分和尚赶出庙门，腾出几间房子来囚禁叶挺的随员。没过几天，这里又陆续关押进一些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如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三支队五团团长徐锦树、二支队敌工科长陈子谷等，共有二十余人。
新四军干部中的叶育青、叶钦和、陈子谷等是广东人，他们发现看守的卫兵里也有几位广东人，便用家乡话拉大同乡。等到熟悉点了，就向他们打听叶挺的下落。有位广东籍卫兵很敬仰叶挺，也很同情叶挺随员的不幸遭遇，就悄悄透露了军长被囚禁的地方。
叶育青等人估计军长并不知道他们关在何处，一定也很着急，便想写张字条请大同乡卫兵帮忙秘密转交给军长。那位卫兵开始感到很为难，因为他们有严格的纪律不许与犯人接近，若帮助犯人传递字条之事被上司查获，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他知道这里关押的并不是一般的囚犯，而是抗日有功的新四军，是海内外都有威望的叶挺军长的部属，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觉得应该为所崇敬的叶挺军长冒点风险，于是答应了叶育青他们的请求，想方设法、极为机密地将字条转到了李村叶挺的手中。
叶挺看过后当即将字条销毁。得知部属囚禁在七峰岩且都钉上了脚镣，他甚为愤慨，马上叫来副官，要他立即向顾祝同转达强烈抗议，要求立即卸下他们的脚镣，释放他们。他气愤地说：“他们是无罪的，你们不能这样残无人道地迫害他们！我是军长，他们都听我的命令。如果说有罪有错，罪错也都在我这里，他们没有过错。要戴脚镣的话，应该给我戴而不能给他们戴！你们应该释放他们！”
副官从来没有见过叶挺发这么大的火，不敢怠慢，迅即报告了长官部。顾祝同听了也很恼火，在质问是谁告诉叶挺情况查出来要严惩的同时，下令解除了七峰岩大部分人的脚镣，但保留了张正坤等少数几个“要犯”的脚镣。副官回叶挺的话，说是全部卸掉了脚镣。
叶挺听了似信非信，很想亲眼见见他们。他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得想办法才行。他对副官说不舒服，生病了，副官要去长官部请医生过来看看。叶挺摇摇头说：“你们的医生看不好我的病，我有自己的医生，让他来给我看病。”副官问是谁，叶挺说是关在七峰岩的王聿先，他是军医处副处长，医术精良。长官部批准了副官的报告，并且让叶挺的侄子也陪同王聿先来看望叶挺。
第二天，王聿先和叶育青、叶钦和、叶亦舟由卫兵押着从七峰岩来到李村时，双方都是百感交集。他们看见军长瘦了，头发与胡须都很长，很是难过。王聿先关切地问道：“军长，什么病？”
叶挺轻声叹口气说：“我哪里有什么病啊？是想看看你们。”他问起七峰岩监狱的情况，看见一个个都被折磨得瘦多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却又无可奈何。
此后几天，王聿先他们就被安排在附近住下，上午由卫兵带着到叶挺囚室作伴，下午押回临时住地。
叶挺苦笑着向他们谈了自己被扣后既是阶下囚又是座上客的遭遇，述说了致蒋介石代电稿的内容（解放后叶挺随员的回忆录中，还能写出代电稿的许多词句，可见此事对他们印象之深），并告诫他们不要辜负了共产党的教导，要坚守革命气节，做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叶挺被囚在上饶，特地汇来了一笔款项。长官部不好扣押，由副官处长茅乃功转交给叶挺。叶挺叫副官用这笔款项去买布料做了好几套单衣裤，分送给同囚在李村监狱的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和王聿先、叶育青、叶钦和等人，并特别交待叶育青他们也带一套去七峰岩送给二支队敌工科长陈子谷。陈子谷是泰国华侨富商之孙，抛却富裕的生活回国参加抗战，曾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到泰国募捐到四万元，加上自己继承祖父遗产所得二十二万元，全部献给了新四军，相当于当时全军两个多月的军费。叶挺高度称赞陈子谷的爱国主义精神，表扬他“富贵于我如浮云”，号召全军将士向他学习，并说胜利后要为他打块金牌作纪念。但在狱中，此时的叶挺只能送套单衣裤表示点关怀之情。
苏德战争爆发后，长官部不少人认为德国强大无比，因而德国必胜、苏联必败，并向被囚的新四军人员也散布这种悲观论调。当叶育青他们告诉叶挺这些情况时，叶挺指出这是十分错误十分有害的观点。他凭着记忆在纸上画出了欧洲示意图，说德军目前虽然比较强大，攻占了苏联一部分领土，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德国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不得人心，只能得逞于一时，决不能得逞于一世。德国的胃口太大，战线拉得过长，是它致命的弱点，必败无疑。而苏联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全民族都会参战，苏联人民也有能力保卫自己的祖国，最后胜利必定属于苏联人民。同样的道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叶挺对世界战局的分析通过叶育青他们转告给了七峰岩监狱的同志，这些人转押到上饶集中营大本营周田监狱后又告诉了更多的同志。大家都觉得军长的分析非常正确，集中营国民党特务教官鼓吹的德国必胜、苏联必败的谬论不攻自破。从某种意义上讲，叶挺的分析坚定了大家抗战胜利的信心。大家觉得军长就在自己身边，平添了斗争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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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在李村囚禁了半年多的时间，长官部对他用尽了心机，不但没有软化叶挺，倒使他从顾祝同及其幕僚的各式各样的表演中更加看清楚了国民党虚伪腐败的本质。两相对比，也更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
顾祝同无计可施，重庆国民党当局决定将叶挺转囚他处。8月初的一天，一名军官带着一个斑全副武装的卫兵拥进李村囚室，对叶挺说：“蒋委员长请军长到重庆去。”叶挺一看架势，还以为对他要下毒手秘密处决了，作好了从容就义的准备：“你们不要玩什么花招，要杀就在这里杀好了，不用转到什么偏僻地方去！”
带队的军官连忙解释说：“军长误会了，我们是奉顾长官的命令来请军长去重庆的，别无他意。”
叶挺走出李村囚室，被请进门口停着的一辆小汽车。小车发动离去，扬起一路灰尘，临时送到了三战区军法执行监部盘石渡看守所。这是一次李村被囚新四军高级干部的大变动。叶挺押走不久，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也随后被押送到了盘石渡监狱。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和政治部秘书长黄诚被送到了石底监狱。
同囚在盘石渡监狱的除林植夫外，还有新四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教育长冯达飞（事变前夕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和军部秘书吴正邦等人。叶挺对他们说：“顾祝同说是蒋委员长请我去重庆，我估计此行凶多吉少，也许到不了重庆，我半路上就会遭到暗杀。我个人生死早已无所谓了，只是妻子儿女不得我的音讯，一定焦急得很，我得想办法有所交待。”说罢将一张白纸裁成三张大姆指宽、两寸来长的纸条，提笔在纸条上写着：“此去生死未卜，如有万一，妻子儿女希望朋友们照拂。叶挺 ”。三张纸条都写着同样的内容。
写毕，叶挺将三张纸条分送给林植夫、冯达飞、吴正邦三人，郑重地说道：“这是我的‘遗嘱’。你们三个人之中，我看至少有一个可能活着出去。不论是谁，都请替我保存这份‘遗嘱’，将来有机会送出去。好吗？”
三人从军长手中郑重地接过字条，点了点头。后来，冯达飞在狱中被杀害，那张字条随之消失；吴正邦变节自首，销毁了军长的字条；林植夫将字条缝在棉衣里面，集中营迁移到闽北建阳徐市镇后托交给因医术高明而幸免遇难的王聿先保存。后因战乱，王聿先几经转折，未能将此‘遗嘱’留存下来。
这事鲜有人知，笔者在林植夫自述材料中发现此事后首先通过《江西日报》披露了出去。有人见到《羊城晚报》转载的此稿，说当时军长革命意志非常坚定，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是不可能写出这种儿女情长的“遗嘱”的。但笔者认为革命者也是有感情的人，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并不等于对妻子儿女置之不理，不闻不问。叶挺清楚蒋介石心狠手辣，自己没有按照他的旨意去做，随时都有被秘密处决的可能。叶挺夫妻感情笃深，深爱儿女，身陷囹圄也自然会牵挂着妻子儿女，所以在自己可能遭遇不测之前请朋友们照拂自己的妻子儿女实属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因此这份“遗嘱”并没有给叶挺抹黑，也根本不影响叶挺的高大形象，倒使人看到叶挺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革命者。笔者亦曾向王聿先证实过此事。
叶挺在盘石渡监狱没关几天，便被转送到桂林，再到重庆。在距上饶狱中写作《囚语》1年零10个月之后，1942年11月21日他在重庆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经过多方营救，共产党并提出将邯郸战役俘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马法五作为交换条件，蒋介石才答应释放叶挺。1946年3月4日，囚禁了五年之久的叶挺终于获得了自由。出狱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加入共产党，表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两天后(3月7日)，毛泽东亲自修改致叶挺的复电，高度赞扬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决定接受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
4月8日，叶挺和夫人李秀文、女儿扬眉、儿子阿九一起，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黄齐生等人同乘一架运输机离开重庆前往延安。飞机不幸坠毁在山西省兴县东南八十里地的黑茶山上，机上人员全部殉难，被称为“四八”烈士。
叶挺虽早已悲壮地离去了，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载入了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作者单位：上饶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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