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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重走长征路的人们 |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梅州日报 2006-10-25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2-26 | |||||
| 70年间，不断有人重新踏上长征路。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长征的道路似乎从不寂寞。在以重走长征路来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人中，有的已广为人知，比如崔永元的“我的长征”，比如“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但是更多的人寂寂无名，与“崔家军”和元勋子弟相比，他们更像游击队，或数十人组成一队，或三五结伴，或单枪匹马，路上相遇便打个招呼，然后又各自前行。 5位元勋子女坚持走完全程 有人称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陈宇为中国重走长征第一人，他从1977年第一次走长征路，至今一共走了10次长征路，创造了一项难得的纪录：“红一、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路线他都系统走过了”。第10次也是最近一次重走长征路让陈宇的名气一下提高了许多。这次他不是一个人走，而是带领着一个特殊的群体——革命元勋子女——重新踏上了长征路。这一个群体里包括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任弼时之女任远征、朱德女婿刘铮、刘伯承元帅之子刘太行、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左权之女左太北等三十余位将帅子女。陈宇告诉记者，30余位元勋子女加上工作人员，整个团队实际上是72人，但是真正全程走下来的只有18位，其中包括5位元勋子女。7月19日从福建宁化出发时，记者有120多人，但坚持走下来的只有一位。 尽管活动有企业赞助，并且每到一地一般都有政府或军队的接待，但是路途的艰辛仍然非常人能够承受。陈宇说路上有一位记者，头和脸都肿了，“哭得一塌糊涂”。身体因素是造成减员的最重要因素，在遵义有一位元勋子女甚至报了病危，抢救过来之后不得不返回北京。陈宇说。“这和当年长征一样，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到最后只剩6000人，其中也有非战斗减员。”在出发之前，队伍就遇到大水，最后陈宇拍板说按计划出发，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几乎是“贴着台风”走的。陈宇说，有时候车队刚过，后面的山就塌了。而最危险的是在金沙江边，当时他们坐的是吉普，“很多元勋子女都闭着眼睛不敢看，我们刚到中武山脚下一辆车就爆胎了，如果在山上爆胎就完了。”历经艰辛，元勋子女实现了重访父辈足迹的愿望，也体会到了父辈的出生入死。当年，8万多中央红军经湘江一役，牺牲过半，鲜血染红了湘江水。8月25日，陈宇率队伍抵达延安，历时37天，行程8000多公里。 不惜住猪圈的重走者 与元勋子女们相比，刘光耀一行完全是“游击队”。刘光耀所在的团队成员来自全国各地，队员们的职业有军人、农民、养鱼专业户、银行职员、网络工程师，不一而足，而年龄则从20出头到70有余，跨度极大。 刘光耀今年56岁，是一名退伍转业军人，退伍前在长征老军官身边工作了30年，经常听他们讲故事。刘计算了一下，从井冈山出发到达武山之前，他们已经爬过16座大山，经过20多条大河，50座红军攻破过的县城，毛泽东居住过的挂了牌的房子参观了80多处，无名烈士墓和无名烈士碑见到了100多处。在烈士碑前他们都要鞠躬、敬礼并献花。 他们组织上比较松散，大家一起出发，路上有快有慢，大家各走各的，到达一个目的地之后大家再集合，相互间方便照应。走到一个县，他们会到当地政府或邮局或派出所盖个章，作为留念。他们的平均速度是每天40公里。 由于没有任何赞助，他自己将一天的消费控制在25元以内，住宿找最便宜的旅店，一般不超过10元。这不算最差的，他们还住过猪圈，“睡到半夜猪进来了”。在过草地的时候，方圆70公里无人烟，因为牛粪比草地干燥，他们就躺在牛粪上。 吃的同样很差。在二郎山地区，他们吃过青玉米，在草地上吃过发霉的干粮，饿得实在走不动了，还吃过野菜。一路上他们很少在饭店里喝茶水，基本上喝山沟里的水，到甘肃没有了溪水，才不得不到饭店找水喝。在这种情况下，20多岁的年轻人都落泪了，刘就鼓励他们：“当年红军还不如我们呢！他们还要打仗呢！”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撤了下来，在出发时，他们有400多人，到了武山的时候，只剩下11人。在武山县休整一天后，第二天他们继续前进，先到陕西吴起，再折到甘肃会宁，“10月10日结束行程”，刘说。 “我要是当年的红军，早放弃了” 李爱德的名字让人们联想到当年唯一一位走完长征路的外国人李德。这位38岁的英国人似乎重走长征上了瘾。2002年至2003年，李爱德曾与英国小伙子马普安一道从江西于都出发，用384天的时间徒步重走了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程，事后出版了《两个人的长征》一书。2005年11月19日开始，他又循着红二方面军的足迹开始了新的长征，至今已经在长征路上行走了10个月。这一次，马普安因伤病没有同行，取而代之的是人称“装备佬”的成都人杨肖，他是李爱德上次重走长征路的野外指导。 “两个人的长征”故事还在继续。如今，这个中外二人组合已经从四川阿坝州顺利越过草地，到达红原。最后于10月中旬左右，到达此行的终点——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乡。 李爱德身材高大，面容俊朗。谈起长征感受，他滔滔不绝，同时也很坦诚，“走乌蒙山回旋战的路线时，我真的在想，这可比四渡赤水难多了！四渡赤水时，山没这么高，跑得没有二、六军团快，也没有这个地区偏僻崎岖；我们过云南奎香只一次，可是红六军团的16师在师长周仁杰率领下，三进三出奎香，人格力量要特别强才行！我要是当年的红军，早放弃了，我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吃苦，虽然现在已经够苦的了……” 途中的感悟 为了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９月初，中国科学院的14名青年科学工作者也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行程。这支队伍从北京坐火车至遵义，此后将要徒步从遵义经董公寺镇、泗渡，最后抵达娄山关。徒步第一天，队伍从遵义市区出发，到达高坪镇，全程21公里。仅仅到了第三天，队伍就已经“伤兵满营”——除了孟阳的膝伤、李宇飞的腕伤和任瑛脚底的水疱，总领队王健的脚底也磨起了水疱，而领队之一、遥感所的李强则闹起了肚子。在终点娄山关，队员们意外遭遇了一位身着黄军装的老者。这是一位娄山关战斗遗址的义务讲解员，老人每天绘声绘色地向人们重复70年前这个关口曾经发生的故事。 回北京之后，有人说，冉恬你变了，冉恬自己说：“长征，的确给人挺大变化的。我不是党员，但是在那种氛围中，有些东西不由自主地就生长在心里了，在红军山给烈士献花圈的时候，我的确受到了一种感动。”冉恬说，“其实重走长征路的关键，并不在于行走，而在于行走之中的体会，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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