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我的印象中，自有史以降，文学就是增加一个地方的文脉书香的最好的存在物，或者说造物。从这个意义上，写作的人就是地方意义的创造者，与上苍一样神圣。“上苍造物，而作家书写”。我的这句诗是我现在想到的最适合的表达。南涧有过一批部落中的人，用自己的生命热情书写，遗憾的是，整个的活动就在圈子里面，尽管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很多媒体那时都报道了部落的消息，转发部落族民的作品。这些媒体包括台湾的《联合报》，《世界论坛报》《葡萄园诗刊》《秋水诗刊》《笠诗刊》《双子星》以及日本的《火锅子》等，即便如此，南涧，那些管辖着地理版图的人并未看到，也并未产生任何形式的阅读。于是这个写意的南涧就成为编外的南涧了。

21. 南涧有过这样的先例，仅此一次：1992年，还没有创办部落，我一个人孤独的书写，我受到中国文联和文学研究会的邀请，要到北京参加一个笔会，在我每月工资只有120多元的情况下，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要参加这样的研讨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知道是哪里爆发的灵感，我决定找到时任副县长的我的一个族门里的大哥，也是我小学的启蒙老师董德海，他给予了支持，从县财政拨款3000元让我赴京。那是最有意义的一次，我从北京领回两个奖，一个是我的散文《舍车而行》获得优秀散文创作奖，一个是专门颁发给董德海老师的伯乐奖。从此，就是用3000元基金，拉开了一个地方的文脉书写时代。

22. 遗憾的是，这件事几乎就是最大的一次，最后的一次了。后来我通过独立集资，创办《家园报》，资金来自南涧砖厂的好朋友曹洪年先生支持的700元，《家园报》是南涧历史上第一张报纸，出版三期以后被县委宣传部收编，改为《南涧报》，我因为还在学校任教，这个孩子就给他们领养了，一下子变成了即便是我也懒于阅读的时政类读物，文气很快消失。即便如此，即便只保留了一个副刊版面，也还是影响了很大一批南涧的写作者，从那里练笔，走上更大的舞台，寻找更宽广的出路。那个副刊版面给在南涧一直写作的人一个运笔的空间。直到我再次倡导创办纯粹诗刊《第I部落》，宣布一个新的探索型的写作时代的到来。我们组织诗赛，策划活动，自费印刷刊物，留下了非常有创意的几本诗刊，留下了在南涧最高峰太极顶上壮观的首发仪式，留下了灵宝山上与树木一起的感人诵读，留下了南涧河边的成功学研讨会，留下了南涧历史上最早的诗歌讲习班……

23. 那真是一个生命态良好的年代，似乎一切都是用诗歌组成的，用散文组成的，用评论和小说组成的。我们过散文一样的散荡生活，体会诗歌一样经典的心境，构思小说一样丰富多彩的未来，开展评论一样争鸣的诗意和心态的研磨。那时，即便是从来不知道诗歌为何物的人也写下了经典的诗句。我，像一个孩子王，带领一群更小的孩子写作。关于那时的心态，北京诗人邹波在多年以后来边地小镇追寻部落的踪迹时写道：“现居北京的云南诗人施袁喜在最近一期的民间诗歌刊物《审视》中回忆当年在大理南涧写诗的生涯：‘很多年前，当我终于发现诗歌这种体例，曾为此彻夜未眠。我在这种分行或不分行的文字中发现了……事物安静而神秘的本质。我试图把它写下来，先是照葫芦画样。后来就是自己画葫芦……’——这个青年至今也没找到北京与云南生活的任何相同之处。”邹波接着写：“南涧的诗社‘I部落’——目前只在网络里存在——这也正是帮助施袁喜发现了诗歌的诗人群落，当年在这个偏僻的小镇，在中学老师董桄福的带领下，这些年轻孩子煞有介事地彼此修改着诗歌，彼此阅读，互相鼓励，用祭祀一样神圣的态度，爬上高高的太极顶，在风里做命题诗，诗歌这种在语法上不自然却最为接近内心的语言，一下子成为他们观察世界最正当的方法。”

24. 邹波继续写：“在大理南涧，在这个被“跳菜”歌舞无限拉长了吃饭时间的彝族聚居的县城里，我见到了“I部落”诗社当年的主要成员：董如兆，杨训波，陈光业，张灵……在我的追问下，走上县政仕途的董如兆表示自己已经不再写诗——县委的文牍工作，因为事关政策与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也得非常用心去写，完全占据了大脑，无暇写诗，同时他最终也娶到了他诗中痛苦相思的对象——一个叫“小小”的女子，但据说，这些都只是托词，现在他只是在更隐秘地继续写；而在中学教英语的杨训波则转而艰苦地写着自传体的小说——他总是回忆中学时“顽石文学社”的时代，他和施袁喜、吴云粒、邹文斌在水声清澈的环城路上的步行体验，七步成句，九步成诗……而陈光业则在大理卖着手机，他显得相当清醒：作为一名中文系毕业的人，能在这一行成为各大公司争相挖角的人，已属奋斗的结果：“中文系的人适应力最强，可以成为任何人”……繁忙的销售工作使他暂时很少写诗，题材也缩小了，局限于都市生活……但他相信自己最终会全力写“更宽广的诗”。

25. 邹波还这样写：被大家公认“诗歌最有前途”的是张灵，也许因为她的内心最纯净，语言几乎完全产生于内心的歌唱欲，当我们要离开南涧的时候，她决定和我们一起旅行——“走到哪算哪……也许是丽江，也许是北京……”、“就当是一次离家出走的演习……”——这个内心不停地涌动着旋律的小姑娘，在她的诗歌里，那一蹦一跳的说话方式，几乎从不互相连接的词语，那些略显矜持的中断,仿佛都在暗示对一个更绵延更连续的外部世界的渴望——她每天从电力公司下班，骑着摩托车沿着南涧边上的公路飞驰，沿途的山村，天空，河流，飞鸟和人，已经被她简洁似颗粒的诗歌唱过无数次——后来我们发现：和她一起旅行真是世界上最愉快的事—她像一个引号跟随着我们，继而惊奇地发现邻近的县城竟然也有那么多同样孤独的诗人，她学习采访，观察采访对象，也观察我们，沿途写下一些速写般的诗，我们不知不觉走在一个被诗人审视的童话般的世界里——走在云南的天空下。

26. 邹波似乎正是为发现逝去的事物而生的，他是第一个“部落之旅”的人，他发现了一个地方正在产生的变化。不可避免，一切都不可避免，在很多人的眼光中，文字，写作，诗歌……只是某个年华的一种装点，就像手上的一个佩饰，摘掉，扔掉，不小心碎掉，遗忘掉都是可能的，甚至是迟早会发生的事件。生活就是钟表上不断转动的指针，只要心脏里面的电池不干，会一直转动。在外人看来是不断的重复，事实上昨日之日早已不是今日之日，今日之河里也不再激荡着昨日之波。季节变了，河床变了，河流也在探索新的流向。我回家看到那个年代时时涨潮发大水的南涧河，现在很少有水了，河床早已干涸，长满野草，过去因为防洪需要，每年要淘沙，现在早已不需要了，河水逐年减少，好像大浪淘沙早已淘尽所有的回忆。我站在河边，想起当年的诗句：黄昏的水流入夜色，不远处正是万家灯火……

27. 那是一个正在迅速逝去的年代，我们唯有用文字使之留存，使之继续在心灵的一个角落闪光。如此说来，《部落十年》的话题也就变得越加神圣。我们好像不是为了简单的策划编辑一本书籍，是在践诺，是在回应遥远时代的一次许愿，也是在悼念一个逐渐失去精神特质的地方。这样一次行动就像有神圣意义的行为艺术，追悼本身其实就是纪念，就是留存，就是期待一次复活。我们现在都天各一方了，那些曾经留在部落诗刊上的名字现在写在更宽广的土地上，写在更繁杂的行业花名册上，写在更精细的工资表上，写在更多的候选人选票上……我们是否可以创造一次复活？我们没有把握，因为我们不是版图的拥有者，管理者，我们只是一个存在着并有权书写的人，一个个的个体生命，用我们的眼睛开始查看那段历史，用我们的手寻找翻阅发黄的照片，用我们的电脑代替笔开始新的书写。

 

28. 我们是在解读新的生命态了，但是怎样才能让当年的鸟不再扑腾，不再叨扰宁静的时光。这是多么难以做到的事。袁喜的“乌鸦”还是不停的飞啊飞，带着哀牢山特有的沉重。带着毕摩一样的诵经的语调。云粒还是那个采火的女子，继续在采火，采火，只为了有一天要到南涧点燃一个火塘，让故土感受温热。云粒从北京回来了，回来云南，在接近南涧的昆明，更接近我的地方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态。袁喜说，在北京打好一些基础后还是要回云南定居的。我想，肯定是这样的，肯定还要回来讲一口浓重的地方方言。所谓故园，家乡，方言是最直接的一个要素。口味是一个要素，那种酸，那种辣，那种对饮食的忆念。都是心底的话语的袒露。记得去年我到北京袁喜的家里，他和云粒就做出了南涧特有的凉粉。而我也在这十年间将经历在天空的放大镜下放大，但是，无论怎样放大，本来是一个芽，一个在南涧的土地上长出来的芽，这是不会变的。所以，《沙之书》其实从一个南涧的“伯父”开始，而《旷世情殇》则在出版的时候一字不易，连序言也保持了南涧早已写就的原生态……

29. 《部落十年》实际上是一群生命在集合状态下的书写，是对一个逝去的梦境的追溯。这一想法本身已经将我们的那些情感、经历、岁月、故事注入了灵气，复活是迟早的。我边写边将前面的部分发给远在北京的袁喜阅读，他说这篇文字已经可以作为《部落十年》的序言了。如果真是这样，又该是一篇别有风味的序言吧，将这个话题刚提出来的时候就先写成序言，这的确是大大违背常规的。但是又的确有为那个年代写序言的味道。这中滋味是只有曾经参与过我们的部落活动并且进入过那个岁月的人才能体味到的，那是一种陈茶的滋味。

30. 此刻，我开始做的一件事情是用标准的冲泡方法沏上一壶茶，这是真正的南涧茶，是我年前回家特意带来的，知道什么时候一定用得上的。这就用上了，因为当文字变得逐渐失落了表达的勇气和能力的时候，一杯茶更能将内在的滋味表达出来。这茶现在看起来很纯净，淡绿色，清香，似乎已将南涧的山水融化其中，稍苦，是青春的一种特有的味觉么？我面前就是一杯茶，一杯真正来自南涧，由南涧的山水自然养育，南涧的生民加工制作，一个来自南涧的人正在品尝的茶。将一切滋味放到我的胃里，等待着在未来的岁月吸收、消化，成为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或者全部！

                               2006年3月14日星期二  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