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了她近20年来的全部时空，全部背景。
    我亲眼看到了一个个字，从白纸上浮现出来，像手冲破水。
    一行行白栅栏一样的诗，像小院子似的围着她，像浓荫的城堡，簇拥着她。
    她，像街头上任何一个人那样活着，安详地洗衣、煮饭。读着字，写着字。她把一些字，从天堂的辞典里，像沙场秋点兵—样轻柔地取出来，巧妙地抽出一丝丝纤细的光。她靠纺织着那些光，额外地活着。她自造了帝王的高傲，用来默默地抵御着漆黑无边的庸碌和盲昧。她把一个无比精密的工作室，深深地设置在灵魂的最上方。一幅幅像写意画一样的汉字，像她一样柔和、灵透。在用手一撇一捺写出来的笔画中，散发着我妻子那一层常人看不见的、蓝幽幽的光晕。
    我似乎一直拖欠着一种正视。
    我一直与她的工作室相邻。我却从未公开专注过她的诗。我是一个麦田里武断挥刀的收割者，我却一直没有为世界收获身边这一串金黄的麦穗。
    不是由于暖昧的亲情，不是因为形而下的得失。是一个更为严厉的声音，日日年年，在我向着其他一切文本发出放肆的辨别时，它一直潜藏地对我进行着最近距离的拷问。我离它们这样近，近得像端详着镜子里我自己的容貌。我可能像惠特曼所写的三封自我夸赞信那样承受世俗的误解。更加可怕的是，在与它无微不至的接近中，我可能恰恰承担着一种危险的篡改，我旋转的文体可能会伤害它的宁静，我偏激的目光可能丢开它而进入自我编造。或者更加细腻地说，在最近的溶解中，我个体的判别意识本身，很可能成为它万有引力般的第二个同谋。   
    我曾经等待。然而，我等待到的那种失望，几乎是对群体的失望。一只只仅仅会拆解零件的机器之手，在扑动着的蝴蝶面前，除了说出“美丽”两个字外，一筹莫展——可悲的是，我自己至今的全部智慧，也包含在这一只笨拙的手里。
    那一把进口的直尺，那用来测量齿轮的理性；机器，在它的面前找不到缝隙。我常常以为抓到了它，最终发现，抓到的仍然是我自己的全部手指。它似乎是一团带着谜的雾。含着巫术一样不着边际的光晕。它，像一个最好的朋友那样难于品评。
    这光晕，是她唯一的、无二的诗的光晕。在当代中国艺术界，没有一个人能取替她。她可能走出了人们已经习惯的视野。   
    门前，我们亲手种下的树，已经长到了四层楼的高度，它像一把倒立着的扫帚，每天清洁着那遥远高渺的白云。两个人，一起走过了那么多年坎坷与散漫的日子，有无数次的眼睛与灵魂的对望。我只是知道：诗，是她一生也离不开的，特定的活法儿。
    捕捉智慧的蝴蝶，一直是我个人的爱好。我明知道，追赶那两瓣交错、闪动着的薄片，可能一次次扑空跌倒，但我相信终能抓到它。
    现在，我只能像她一个最近的邻居那样，替她的那些不明飞行物填写某种注释式的履历。
    在中国，一个叫王小妮的人写起了诗，可能是这个国家在六七十年代中一次城市向农村人口倾泄的一个小小艺术后果。      
    整整12年前，我和王小妮一起离开北方，来到中国最南方的这座新城。
    又一次、经历数年、威胁生命的慌乱过去之后，王小妮确定地成为了该城普通市民的身份。
    在这个形而下的城市里，王小妮最终完成了她作为第一流诗人的全部蜕变。她的人格，找到了稳定、安详的根基。她的艺术空间，在长达几年的混浊阵痛之后，化成一片澄静的天空。
    王小妮，先天具有一种排斥群体的性格。过去的年代，不但在时间中过去，更在空间上被她的一双手推向了远方。遥远的天空上，全部的星辰像散落的纽扣一样纷纷脱落。这个曾划过闪电雷鸣的天空，如今只剩下两颗丢失了对手的太阳。
    割断一切向天空发出的电波，包括朋友们遥远放出的风筝。王小妮像清风一样活着，像村前静静的流水那样，只把水围绕着自己的家园。她，更在游离者之外，在所谓官方、民间的圈子之外。
    她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热爱着人群。现在，她找到了一种与他们最深、最远，也最近、最无间的距离方式——写字。
    1988年1月至8月，王小妮写出了她80年代最优秀的一部油印的诗集《我悠悠的世界》——我至今不明白：那时，又一次的慌乱并没有过去。在横跨两年的秋天和夏末，她一个人离居南方。那一年，她却写出了最飘逸的诗!
    在诗中：她已是一个沉默无声的人（《不反驳的人》）；一个不知道怎样过下午的人（《晴朗漫长的下午怎样过》）；一个拒绝了整个世界的人（《通过写字告别世界》）、（《不认识的人就不想再认识了》）；一个深圳最可疑的人、一个语言的炼金士、一个只在房间里写字的“东方帝王”（《这样想然后那样想》）……
    ——开始，她还让世界拉着她过去的那只手——后来，她的神经一点点松脱——终于，她全部抽回了自己!
    那就是她的世界，是她仿佛一点目的也没有的、荡着秋千的悠悠时空。
    正像在后来的随笔集《放逐深圳》中王小妮写过的那样：“一些人这样想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人那样想”……“对于公众来说，他背离群体，选择了放逐人格。”
    苦难，在它迎面而来时，它脸孔一片迷惘。当它转过身去之后，它的名字可能叫飞翔。
    走投无路之后，一个人是否才可能慢慢离开地面，把道路指向第三维的天空?
    在我把一个女人几乎推崇为一个圣徒的时候，王小妮，恰恰正深深地陷落在一个她全心热爱着的家庭之中。那热爱，也是一种由不尽的琐事组成的温暖泥淖。她，是这个家庭24小时的钟点工，是一个全天候的母亲、一位全日制的妻子。她像一位上帝派来的第一流保姆，兢兢业业地看守着无数个电、水、气的开关，管理着五六个不容窥视的房门。一日三餐，她按时地从她的天空之梯上和顺地走下来，在菜市场、洗衣机和煤气炉之间，她带着充分溶化了似的由衷母性，为她的两个亲人烧煮另一种让双方心里温暖的作品。在这一切之后，她才是一个世界上全职的诗人。
    ……王小妮把一张纸贴上厨房的墙壁。在炒锅的油烟中，她能飞快地抢救出那一闪而过的句子……她把儿子开玩笑一样书写封面的“妈妈灵感本”，真的放在了枕头下……她有在黑暗中写字的本领，尽管有时写出来的字第二天根本无法辨认……她甚至在黑暗中用左手摸写，以至于把那黑暗中的蝌蚪写上了床单……
    一个不会下任何棋打任何牌的人，一个拒绝唱卡拉OK的人，一个没有饰物没有化妆品的人，一个连自行车也不会骑的人……在最看重名声与利益的年代，她几乎不用与自己的私念战斗就可以安然默默地写作。而王小妮认为，这样活着，已经十分美好。她明确地不喜欢被猜测，不愿被包围。她说，诗歌内心的本意，可能是扫外围人兴致的。她相信一个诗人能自己产生动力。
    王小妮本人，不希望我对她进行公开的评价。但我，仍然奉行我青年时期的思想。我想写了，就应该马上写。一旦写，我的性格就要求我肆意而行。我的话，只由我一个人负责。我只是想展示我亲眼看到的生命过程：一个普通的人，在二十余年中，怎样被生存，被自己，一步步磨砺成了诗人!
    在过于切近的时间面对中，我无法传达她今天沉浸的全部气氛。在一团极端艺术化了的诗体烟云，我不想在近距离、近时间内制造廉价的错误。我所写的，只是一个过于了解自己诗人妻子的丈夫式自白。我的所有文字，并不承担为别人提供赞美的任何依据。阅读者应当滤掉我情感的倾斜，只留下它那一根最基本的、站立着的生存直线。作为今后岁月回顾时的一件件代用品，我提供最基本的事实与意识材料。
    但是，按学术的最高准则：在同一家庭、同一经历、同一个时代——这如此贴近的时空中，我的一切判断，理应被阅读者加以置疑。
    1993年，在沉默数年后，王小妮写出了沉郁、伤感的长诗《看望朋友》。那是她的第一部长诗，可能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对那个在京城里生着重病的朋友，她寄托了几年来的人文积郁。在组诗《活着》、《回家》中，她的诗神秘地走在事物的上空，词语的上空。
    1994年末起，她忽然想从诗那吝啬、细密的网络中“解放”一下她的另一部分意识。在随笔集《放逐深圳》中，她用轻灵、精当的笔触，高举着灵魂之核，以精神守卫者的纯粹姿态，反叛着遍地的物欲。与某些“反投降”的人不同，她把反物质的异端之说，软着陆一样地落在世情与人理之中。
    1995年，她用了整整一个春天，在一日三餐洗衣烧饭买菜的家务繁忙中，以每天6000字的高速度，写出了25万字的《人鸟低飞》。那是她所喜爱的东北女作家萧红的一生。她用诗和散文般的超然、惊悸、尖利，为当代传记文学留下了一个诗人的写作范本。那一年，她还同时写出了几组诗。在组诗《重新做一个诗人》中，她把自己一边缩小，一边放大成一个提水挑担的禅师一样的家庭主妇。
    1996年，我再次在王小妮的诗中看到了中国90年代诗歌的经典：如《一块布的背叛》，如《我并没有说我要醒来》，如她的第二部沉重、超达的悼念性长诗：《与爸爸说话》。
    王小妮，近20年来，我与你日日对话，但现在，我却要向你发出一种纸上的声音：你，和你那为数不多的可怜的诗人们——你们的肉身，正匍匐于这个国家最纷繁、多变的年代。你们的精神，却自我受领了人类至今最崇高的灵魂使命。你们，也许会历经苦难，但你们仍然会以微笑面对。你们，也将难免羁绊，但你们仍飞向高空。可能会有无数只手，把遗憾与惋惜指点向你们。但是同时，也将会有一只莫名之手穿天而来，取走你们为之冥思苦想的全部天堂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