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瓒    女，1968年9月生于江苏。199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9年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有诗集《影片精读》《梦想，或自我观察》等，主编民刊《翼》。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在1994年5月，《翟永明诗集》出版，那是诗人的第一本十年诗歌合集，收录了自1984年她创作的成名作《女人》组诗，到1993年根据旅居美经历所写的杰出短诗《咖啡馆之歌》，凡267页。期间，虽然诗歌主题、诗体和风格都有变化，但阅读这本诗集，依然可以看出渐变的痕迹。自1994年迄今，又一个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里，翟永明出版过三种诗集，其中，《黑夜里的素歌》和《终于使我周转不灵》大多为近十年的新作。将这两种新诗集和《翟永明诗集》作一个阅读比照，我们会发现，作者的诗风发生了显著变化。有时候，拿前后两个时期的单个文本比照，你甚至会怀疑它们是否出自同一位诗人之手。
    从艺术创新能力角度来考察诗人群，我们可以大致看到两种类型的诗人。一种是保持一贯的写作风格，在同种诗歌体式和风格内部掘进和不断完善的类型；另一种则是具有强大的原创力，在诗歌体式和写作风格方面勉力求变的类型。翟永明属于后一种类型，就像她心仪的诗人叶芝那样。在创作的前十年间，她的诗歌中大型的组诗、长诗占绝大多数，《女人》、《静安庄》、《死亡的图案》、《称之为一切》等等，迄今仍然令人怀着浓厚的解读和阐释兴致。有时候我觉得，如果充分解读了翟永明前十年的那些巨型诗歌，我们就可以真正读懂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中国文学。
    在新近出版的一本随笔集的《自序》中，翟永明写道：“实际上，在我写作《静安庄》之后，尤其是写作《人生在世》这组诗时，我的写作就有意识地朝着目前的写作方向在改变，这种改变因其缓慢和隐秘而显然并不为人所知，除了我自己。”这段话从两个方面为读者提供了了解诗人写作内在思路的途径。首先，翟永明是一位有足够的能力自主调节写作向度和写作能量的诗人，她不完全听命于所谓灵感，依赖于某些题材、主题，乃至风格的牵引，事实上，她是凭着自己的灵敏和旺盛的生命力引导着自己的诗神。我们偶尔听到诗人以一种谦卑得近乎无奈的口吻说道：“写得太多了”，写随笔只是为了克服诗歌写作中“时时冒出来的厌倦感”。再者，这段话也使得我们更关心诗人所说的“目前的写作方向”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回到诗人近十年来的诗歌写作中。
    相对于前十年写作的大量组诗和长诗，1994年以来，翟永明以写作短诗为主。在这个新阶段，诗歌（艺术）的完整性将由另一种方式体现，即借助一度时期的作品的汇集以产生整体感。此前，组诗和长诗这两种体例更适合表达一种抽象观念化的写作方式，比如对一段经历的总结，对一个核心素材和主题的展开、发挥等等。那样的写作带有明显的主体论色彩，它不断强化着主体的完整统一性，并将个人话语和历史话语直接缝合。关于这一点，我觉得需要纠正的是，在我看来，翟永明早期的诗作并不显著地表现她“对自己的强烈关注”，而恰恰是把自己抽象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女性，一个负载着历史重轭的中国女性的形象。而她最近十年间大量的短诗，才刚好最显著地取材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这使得写作的时间和主体，弥散成与诗人的生命进程相辅相成的生命因子。在短诗中，我们看不到抽象的普遍的“女人”，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体的女性，有着自己的眼光和判断力，以及各种癖好。日常生活的各种素材都得到充分展现。一如既往地，诗人对女性的生存处境和经验格外关注。只是，如今她并不把女性素材抽象为带有神话原型色彩的诗史主题，而是注意在现实经验中，考察女性和世界的关系。诗人从多角度审察和界定女性的主体身份。
    让我从一首题为《玩偶》的诗谈起。“当我厌倦了黑夜/常常从梦中坐起开口说话/我说话带着一种不真切的的口吻/我说着一直想说的胡言乱语”。这是诗的开头一节，对黑夜的厌倦也暗示了诗人对前阶段写作方式的自觉疏离。由于组诗《女人》和短文《黑夜的意识》的发表，一段时期，翟永明成为“女性意识”=“黑夜意识”的代言者。而在这首诗中，玩偶缝合了潜意识梦境（黑夜）和个人记忆（“思念我儿时的玩伴”），代替我说话，“梦见未来的一夜它开口说话/来到我的床边”。就好像主体被打碎，变成一个个镜像，而玩偶成了其最强有力的隐喻和参照。在一篇随笔中，诗人情不自禁地发问：“我们是否也是木偶人？我们是否是造物者手上提拉的玩偶？”我注意到，不只翟永明对玩偶情有独钟，不少女诗人曾以之为题材创作过诗篇。在加拿大女诗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那里，“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总是有玩偶。/在垃圾堆和废弃的寺庙里/玩偶积聚；/大海也充满着玩偶。”而另一位年轻诗人写道：她梦中的玩偶“一出现就很旧了”，梦中，诗人找到了和玩偶相处的方式，“我清晰地记得自己不能动，没有呼吸/嘴唇是缝成十字的两道红线/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嘴，/可是我的心在唱歌。”（曹疏影）。而在翟永明那里，“玩偶的眼睛/比万物安宁。”
    如果说“玩偶”依然是一种借代法，那么，以动物为题材的诗，如《壁虎与我》、《蝙蝠》、《孤独的马》等等，则更具有互相参照的特点。从蝙蝠，“我的密友”到“异邦的生灵”壁虎，再到“它的心为我的心陶醉/它的双眼借我的光/把四周重新打量”的“孤独的马”，这些动物身上，折射了诗人独特而隐秘的，与自然万物交感的生命意识。
    此外，除了延续前十年写作中关注个人成长，家族史的题材之外，翟永明最近还写有大量关注两性精神交流的诗篇。早期诗作中的“我”（女人）分解为近期诗篇中的“她”、“她们”、“女友”、“女子”等。这不仅暗示了一种自我观察的距离，而且也表明了自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她的视点”，看到的除了“自己”，还有“他”，“男人们”，“男孩”，“城”，“第二世界”等等。正是“她的视点”丰富和溶化了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