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几乎全部献给了文学，最初是现代的，后来是中国古代的。
    现代的就是新诗，既写诗又评论新诗，研究和倡导新诗的创作理论。他的诗作正式出版的只有《红烛》、《死水》，但在我国早期新诗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古代的除唐诗外，重点是研究《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等古代名著，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他首先是校正文字，诠释词义，做基础性的工作，然后说明背景，阐述其思想及深刻意义。可惜后面这一步只完成了少许就殉难了。
    现代新诗和古代名著、典籍虽有很大差别，但父亲在这两个领域里耕耘，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墨守成规，不迷信古人或权威，不吃别人嚼过的馍馍，勇于独树一帜，走自己的路。
    父亲写诗的那个时代，许多诗人突破旧诗的束缚，写白话诗，这本来是一大进步，但有的诗白得过了头，笔下毫无方圆规矩，与说话没什么两样，没有诗味。这种诗风一时间形成了气候，为此，父亲和徐志摩、饶孟侃等主张诗还是应有格律。父亲发表《诗的格律》，强调新诗要有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要善于戴着脚镣跳舞。格律诗的提出，自成一家，开一代诗风，对新诗的发展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父亲也是如此。中国的文化遗产无比丰富，但因为是文言文，很难懂。原作的本义究竟是什么，历代无数学者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力图解疑释惑。父亲本着既重视前人和他人的成果，又不迷信古人或权威的态度，大胆提出自己独到的新见解，而这些见解是把近代科学的分析方法与前清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相结合，经过翻遍群书，找到大量例证而后提出的，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很有说服力。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他的校勘古书，有些地方胆大得吓人，但却是细心吟味所得；平心静气读下去，不由人不信。”（《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郭沫若先生也曾称赞他眼光犀利，考索赅博，立说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闻一多全集·郭序》）
    父亲殉难迄今已经60年了，如今想想他治学的那种态度和方法，恍惚觉得不就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科学的创新精神吗？我们今天不是要把“中国制造”，改变成“中国创造”吗？
   《彝良文学》主编希望闻一多家属为该刊写篇短文，为此奉献这点杂感与《彝良文学》的读者共勉之。
    祝《彝良文学》在祖国繁荣的文学花坛中，开成为一朵既牢牢把握大方向，又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绚丽夺目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