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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水丹心：高丕文同志生平 | |||||
| 作者：金 晶 文章来源：《彝良文史资料》第四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2-23 | |||||
| （一） 高丕文，１９０９年生，原名高国显，字丕文，云南省会泽县以濯（新街）乡高家村人。１９１４年在家乡读私塾，１９２５年到会泽读高小，１９２７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会泽中学，读书期间，遇上了昆明来教书的年轻教师陈祖武，并成为他革命路上的引路人。陈祖武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云南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１９２６年７月受党的派遣到会泽中学任教，同年１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继续在会泽中学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他广交朋友，特别亲近进步学生，他常常带着蒋开榜、刘文明、高丕文、朱炳昆、魏嘉柏等学生到郊外玩，给他们讲当时的政治形势，讲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武装闹革命的事，鼓励他们多读革命书刊，探求革命真理，为解放劳苦大众去奋斗。高丕文出生于劳苦的农民家庭，在家乡他亲眼目睹地主老财对农民催租逼债，进行残酷的剥削。他读书主要靠二哥在外边做点小买卖供给，但时常带不来伙食钱，连买书的钱都没有，都是借别人的用，他对陈老师的话听得进去，懂得穷人翻身闹革命的道理，决心投身革命，拯救自己，拯救劳苦大众。陈老师见几个青年革命激情高，便提议组织“青年努力会”（又叫青年读书会），团结更多的青年一道革命，大家一致赞同，推举陈老师领头。“青年努力会”在陈老师的带领下，读进步书刊，开展秘密活动，常常讨论准备在会泽“闹共产”“建武装”来“自救救人”。在陈老师的引导下，高丕文读了大量进步书刊，读了马克思列宁著作，读了《独秀文存》及《新青年》杂志，按他的话说：“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产生信仰”，“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疑”，他思想激进，坚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回到家乡，他向农民解释，人穷不是命，是剥削压迫造成的道理，不要信神信鬼，他还和一些青年去砸庙里的菩萨，装鬼去吓专搞迷信的瑞公道士。１９２７年夏，会泽党小组建立，发展蒋开榜等人为党员，之后会泽党小组改建为东川会泽支部，陈祖武为书记。次年初，陈祖武回昆明向组织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不久英勇牺牲，会泽党的工作由蒋开榜负责。高丕文、朱国选为党的发展对象，根据蒋开榜的安排，二人到处发动农民，组织武装力量，他两曾从军到滇军队伍，准备拉武装干革命，但到滇军后的所见所闻使他们灰心，先后开小差回会泽。二人又去做雨绿乡绿林武装戴思禄的工作，朱国选继续留在该部队以“打富济贫为宗旨”改造这支队伍，高丕文仍转回会泽中学读书（做青年学生的发动工作）。１９３０年５月，经蒋开榜介绍，高丕文加入会泽地下党的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信仰小组”，并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按高丕文的话说：“这是正式共产党组织，这个小组有蒋开榜、魏嘉柏、朱国选和我几个人，另外在外围组织联络有一个姓刘的，一个姓徐的以及几个手工业工人”。同年夏，高丕文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读书，时值“九．一八”事变，高丕文等同学出于爱国激情，在学校组织义勇军实施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奔赴东北参加义勇军，并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示威游行。１９３３年考入云南师范学院，同学蒋开榜、刘文明组织“救贫义勇军”准备在会泽举行武装起义，同年１１月１３日被反动当局逮捕，次年５月８日被杀害。战友的牺牲，使高丕文悲愤不已，他再无心读书，同年秋，离校回会泽。同学推举他任会泽教育局局长，他认为自己没有背景，便推举同学屠育生，他自己任教育局文书并在会泽中学任兼职教师。 １９３５年４月，中央红军入云南的消息传到会泽，地下党和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红九军团强占宣威，经者海向会泽进发，高丕文等地下党员积极做好准备迎接红军进城。５月２日，九军团攻下会泽县城，高丕文和几位地下党员亲找军团委首长接头，罗炳辉、何长工、黄火青接待了高丕文等同志，他们向红军提供了敌人内部情况，控诉了反动县长杨茂章，大恶霸刘善初残杀蒋开榜等同志的罪行，红军一进城，首先就处决了杨、刘二犯，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的无辜群众。红军入城的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高丕文在大会上被群众推举为抗捐委员会委员。其任务是组织农民抗捐抗粮，开展武装游击活动。高丕文配合红军，打开粮仓，没收地霸的钱粮布匹分给穷苦农民，带蒋开榜之妻杨凤歧去找军团首长，给杨以安慰和抚恤。通过高丕文等人的帮助，查出昭通安恩浦旅长驼马营运烟土数万两经会泽，被没收作为红军经费，还通过他找到商会为红军筹集钢洋八万多元。红军临走时高丕文要求跟随红军长征。政治部给他做工作，动员他留下来组织地方武装，他只得服从组织安排。 红军一走，反动势力卷土重来，收捕地下党及革命群众，安恩浦派人到会泽清党，高丕文被列入第一个被清理的对象。他利用与屠育生的关系寻找保护，屠育生的父亲屠悠卿原任云南省高等法院院长，虽退居在家，在士绅中有很高威望，以他承头，大家联名呈文报告“高（丕文）等在逃”，保护了高丕文。为掩护身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与以前在“马列主义信仰小组”的几个同学商量后，１９３６年加入国民党，为预备党员。１９３７年进云大中学教师讲习班学习，借此离开会泽，与国民党脱离关系。讲习班结业后，由李德仁聘请到省立景东中学任教导主任，１９３８年秋通过老师张禄介绍，任建设厅科员，在昆明这段时间，高丕文不忘红九军团政治部交给的任务：“组织抗捐军，开展武装斗争”，但支部的成员大部分牺牲，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终因反动派压力大，武装斗争未组织起来”。 （二） 高丕文在建设厅结识了建设厅第三科科长，全国有名的微雕艺术家彝良牛街人陈守仁。１９３７年，省立彝良县四年制简易师范学校在牛街开办，学级主任李保谦曾委托陈守仁在昆明聘请教师，陈守仁看中了高丕文，征得高的同意，被聘为彝良简易师范学校的教师，１９３９年６月，高丕文只身一人离开昆明到牛街。他所到的牛街，地处昭通北部，为彝良之极边，为滇川两省结合部，与四川筠连、云南镇雄、盐津毗邻。白水江贯穿而过，又有“白水江”之称。当时的牛街是一个封建势力顽固、地霸横行，各种民团、土匪武装遍布，这里曾是革命与反革命争夺的地盘，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３年间，与蒋开榜有联系的杨伟贤领导的革命武装“救贫义勇军第四路军”活动于这一带，组织农民闹翻身求解放，后转战川南，在反动派的军事围剿下失败了。高丕文认为这里有群众基础，可伺机发动武装起义。１９４０年夏，简易师范班结业，省教育厅通知停办。由于牛街士绅和群众办学心切，积极筹资办中学，聘高丕文出任校长，当年招收两个班，学生１００余人，盐津、镇雄、威信、筠连、角奎均有学生就读，１９４２年５月云南省教育厅正式批准将牛街中学定为县立中学，行文委任高丕文为校长。高丕文全面地向学生讲授知识，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公开的讲授哲学，联共党史，在学校订有《新华日报》、《群众》、《大家》等报刊给学生看。他把母盛文、李万荣、唐克勤、魏守礼、肖德富、王光远等进步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高丕文在课堂上讲到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罪行时，声泪俱下，激发学生爱国激情。据国民党《中央日报》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７日一则消息载“云南彝良县立中学校长高丕文呈请政府当局，辞去校务，参加服兵役，辞呈慷慨激昂，当局已电嘉勉，着高待令入营”。用自己的行动表示了爱国热情。１９４４年１０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在昆明师范读书原牛街简师毕业的学生方在光回牛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高丕文将他聘为教师。次年９月，省工委派陈季伯到牛街领导牛街地下党工作，被高丕文聘为教师，之后有共党员罗平、尹信国、王兴泰先后在牛街中学任教，牛街中学成了团结进步力量与反动派作斗争的中心。１９４３年学生曾玉华被伪征兵连长抓去当兵，在高丕文的支持下，学生手持童子军棒，硬将曾玉华夺了回来。１９４５年国民党县党党部发了入党申请书，要学校师生填表参加国民党，高丕文把申请压着，不告诉师生，最后推说学生不愿参加抵制了过去。１９４６年７月，高丕文受地方反动势力的排挤，罢免校长职务，被迫离开牛街返回会泽。高丕文走后，学校地下党领导学生闹学潮，发动了三次罢课，一次罢考的斗争，迫使地方绅士将高请回牛街中学，一场保高的斗争取得胜利。１９４６年初，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办了《牛街旬刊》，《牛街旬刊》表面由牛街绅士徐仲武任社长，实为地下党向群众宣传的一块阵地，由陈季伯组稿，刊登了抗日胜利消息，揭露国民党打内占的内幕，揭露当地地霸对人民的欺压，登载了《云南独立》、《永焜支队近景》、《东川小朋友踏上革命路》等进步文章，高丕文时常在旬刊上撰稿。《牛街旬利》引起反动派的注视，认为是搞赤化，宣传共产党主张的危险刊物，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８日，被国民党彝良县政府下令查封。高丕文时常向党的负责人汇报学校情况，并推荐进步师生加入党组织，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中共地下党小组在牛街桐梓林建立，陈季伯任组长，学生李万荣、母盛文加入共产党。次年建镇（雄）彝（良）威（信）党支部，陈季伯任支部书记。高丕文的党籍问题曾提到日程上来讨论：一种认为是恢复他的组织；一种认为他无健全的入党手续，要重新入党，最后考虑他与绅士、民团周旋，有利于统战工作，不宜过早暴露身份还是留在党外为好，故入党问题暂不作解决。 党组织建立后，党积极组织地方武装起义，高丕文入党问题虽没有得到解决，仍把自己看作党的一分子，积极地干着党分给的任务，他认为革命要成功，首先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搞武装斗争要有枪，这一带乡镇民团、土匪的枪支多，争取、改造民团、土匪是发展武装斗争的重点。他教过的学生曾玉华（今盐津庙坝人）思想进步，其父曾昆山是伪乡长，有５０余支枪，这支队伍是他争取的对象。他曾做牛街自卫大队长李德兴的工作，李表示愿意听高的指挥。为了做党的统战工作，争取开明绅士，他参加了当地“哥老会”组织，他想通过乡政权来控制一些乡的武装力量，１９４７年旧道乡选举乡长时，通过地下党做工作，共产党员母盛文被选为旧道乡副乡长；李万荣的叔叔为水果乡乡长，李万荣通过他叔叔的关系掌握了乡武装；方在光被派回罗坎，被任命为罗坎联防大队长，掌握了乡武装。地下党的活动被反动当局有所察觉，陈季伯的身份被暴露，到处有特务盯梢，镇长文良佐多次派人抓他未获，陈季伯被迫离开牛街。国民党也嗅到牛街中学是革命活动场所，派出特务刘某打入学校任财经主任监视高丕文，搜集进步师生情况上报，高丕文在学校看不惯刘的所作所为，公开站出来保护学生，与特务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高丕文的处境险恶，一次陈季伯写给他的信落到特务手里，但未落把柄让敌人抓住，又一次学生写文章揭露镇长文良佐的罪行，文良佐认为这是高丕文支使所为，派人去抓高，他藏在一口大钟里躲过。这一时期他由校长降为教导主任，再降为教师，最后连教书都差点保不住。但他对反动派的压力没有一点畏惧，更信心百倍地去做党的工作，他借故去会泽探亲与永焜支队联系，到昭通向工委汇报工作。陈季伯走后，支部没有认定领导，牛街党的工作由高丕文负责，桐梓林由李万荣、母盛文负责，罗坎由方在光负责。他随时到桐梓林、罗坎秘密联络工作，他的家成了个秘密联络点，妻子赵明芬为他保藏了大量的秘密文件，许多事情通过赵明芬转达。通过做工作，曾玉华把部分枪支放在高丕文家，留着武装起义用。１９４９年３月，在母盛文、李万荣的介绍下，高丕文重新加入了党组织。 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已成大局，这时斗争也十分艰锐，为争夺青年，在特务高鲁的指使下，文良佐出面组织“援川大队”，到四川加入国民党军队，并欺骗青年说：“我们这个组织也是共产党组织，领导人也姓高（高鲁），高丕文是假共产党，我们才是真共产党，四川要解放了，我们到四川去和解决军一道解放四川”。高丕文知道后，做青年的工作，叫他们不要上当，最后学生反对说：“我们不愿下四川，我们要参加永焜支队，我们的陈老师（陈季伯）也在永焜支队”，使敌人的阴谋破了产。牛街青年革命热情高涨，积极要求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４９年６月，部分绅士利用青年这股热情在牛街组织“正义委员会”，这个组织人员复杂，有进步学生，有地方绅士，有特务混杂其中，以旧式的拜把结盟形式，提出互相之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高丕文看出这是少数绅士对黑暗现实不满，想找共产党作靠山拉拢进步青年及学生的一个办法。一些学生请示高丕文参加不参加这个组织，高丕文说：“要参加，可以利用这个组织广交朋友，团结青年走上革命路，并与牛街反动势力作斗争”。在高丕文的引导下，牛街青年利用这个组织的名义，警告一些大地主，不许他们逼迫农民交租，并撤去从外面请来的地主催租武装。当时全县灾情严重，为了不浪费粮食，县政府三令五申禁止煮酒，当地绅士公开煮酒的，“正义委员会”发出警告叫他们停止煮酒。“正义委员”在高丕文的正确引导下，做了很多有益事情。由于“正义委员”行动盲目，有时敌我不分，并触犯了一些地霸，高丕文怕青年吃亏，做工作叫停止活动，这个组织活动了三个月即自行改散。 地下党多次开会研究武装起义，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认为水果乡李万荣的叔叔李寿年的４０余支枪可以由地下党控制；怀来乡绿树武装陶队长有枪３０余支枪可由母盛文控制；回龙乡伪乡长曾山昆（曾玉华之父）的３０余支枪可由高丕文控制；罗坎宗大勇、方在光有１００余支枪。牛街的青年及学生由高丕文做工作，在举行武装起义时，由高丕文带出来参加游击队。但能拉出来的枪只２００余支，与反动武装相比，敌人的力量要大１０倍，起义对我不利，多次会议讨论对举行武装起义未作出决定。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６日闻土匪禄国忠欲抢角奎，彝良县长高荫堂调李德兴所率的八乡武装去保县城，地下党认为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好时机，高丕文认为，李德兴有进步倾向，他的工作是可以做通的，可争取他响应起义。李德兴亲自要共产党母盛文、李万荣做他的参谋，有这两人在中间做工作，起义的把握更大。２７日晚，由高丕文召集地下党员母盛文、李万荣、王维伦在家里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策动李德兴起义事，具体分工：母盛文、李万荣随时做好李德兴的工作，一面保卫县城，一面抓紧时机举行起义；王维伦到角奎中学发动师生，加入起义队伍；高丕文负责把牛街的青年和学生组织起来，赶赴角奎、参加起义，起义成功搞政工工作。当晚赶写标语、口号留作起义用。第二天（４月２８日），队伍出发到小草坝时，方知角奎头天晚上已被土匪禄国忠抢劫，李德兴奉命带队伍到奎香追禄国忠，因情况有变，起义没有举行。 １９４９年４月，党派罗文贤到牛街任支部书记，并积极筹划武装起义，在桐梓林召开秘密会议，决定５月端午节在牛街发动起义，罗文贤到昭通向党组织汇报起义计划，被龙三部抓获，错过了起义时机，罗文贤经上层人士作保，离开昭通到昆明，这一天，起义仍在桐梓林进行。 同年６月，李万荣的叔子李寿年与桐梓林地霸余瑞林有矛盾，高丕文、方在光带了４０余人枪到桐梓林作布防，趁团兵端午酒醉，李寿年将余瑞林４０余支枪全部提走，过了几天，仍不见起义军的动静，后来才了解到罗文贤被抓的情况，各地自动撤销起义计划。余瑞林的枪被提，带来了许多麻烦，他上告县政府，说李万荣与共产党联系搞暴动，高丕文找了李德兴在中间说合，李寿年还了余瑞林的枪，说明与共产党无关，纯属他们私人之间矛盾，事方摆平。这次起义失败后，地下党员母盛文、李万荣随时都有可能遭暗害，高丕文暗中回会泽与永焜支部联系，回来悄悄地安排母盛文、李万荣逃出牛街参加永焜支队。鉴于牛街多次起义失败，昭通党组织作出指示：“罗坎、牛街武装起义条件不成熟，现在形势发展不需再搞武装起义”。牛街的武装起义停了下来。１０月初，高丕文到昭通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在旅店，被龙三匪部特务查觉，被抓了去，幸而写好的材料已交郑万超同志转党组织，敌人从他上没有搜到任何一点秘密，只怀疑他是永焜支队队长高槐（怀），后地下党找人作保，敌人验明了身份他不是高槐，就将他放走。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云南和平起义的消息传到牛街，牛街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牛街大部分乡绅积极拥护起义，找地下党员高丕文联系，让他承头组织牛街的和平解放，此时高丕文还在会泽。牛街士绅推举牛街小学校长陈寿征召集青年开了一个动员大会，陈寿征说：“云南已和平解放，卢汉拥护解放，我们牛街的士绅也拥护解放，希望大家都为牛街的和平解放出力”。会后把参加会议的青年编组到农村各乡宣传云南起义的消息，动员乡镇长做好牛街的和平解放工作。高丕文回到牛街，士绅及学生就找到他，要他主持牛街的和平解放，并出来讲点革命道理。高丕文想，广大青年盼望解放是出自内心的，士绅们响应起义也是大势所趋，这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一个好机会，征得士绅的同意，他在牛街主持办“讲习班”，参加“讲习班”的有牛街青年及八大乡镇的士绅共５０余人（牛街镇长文良佐，民众自卫大队长李德兴也参加），“讲习班”办了３天，高丕文讲了全国形势，讲了《社会发展史》、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主论》，“讲习班”办完，高丕文动员学生到乡下去做农民的工作，组织“农翻会”，迎接牛街的解放。过了几天，李万荣回到牛街，带回一些宣传材料，高丕文叫唐克勤、饶世昌及时刻印出来散发，不到两天，《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讲话》、及《滇贵桂边纵队为北渡牛栏江告滇池东北同胞书》的传单在彝良县城及牛街各地出现。 １９５０年３月，高丕文转昭通参加地委工作被派回彝良工作，５月４日，牛街区委、人民政府成立，解放军１２８团参谋贾清水兼区长，高丕文为副区长，陈玉书任区委书记，李万荣任区委副书记。次年２月，高丕文调县人民法院任秘书工作。１９５２年２月至１０月参加土改工作，１９５３年任县文教科科长。由于长期的艰苦工作，高丕文劳累成疾，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１９５７年初，经县领导同意到地区医院治病，年底转回彝良工作。次年３月，由于昭通专员公署通知作退职处理回家（实际是开除工职的一种形式）。回家后，全家人靠妻子赵明芬几十元工资生活，难以糊口，支持病体劳动，裱对子卖被认为是搞封建迷信而禁止，学搓麻绳、缝背系卖被认为搞“投机倒把”而停止，贫病交困，于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６日病逝，终年５７岁。 高丕文一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道路坎坷。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作为审查对象，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本来他的所谓“参加国民党问题”，在牛街参加“哥老会问题”，“被龙三匪部拘捕”等问题，早已清楚，老是被一些人抓住不放，这是他最后丢掉工作的主要原因。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日，中共彝良县委组织部作结论，认为高丕文同志是中共地下党员，对革命有过贡献，患病后作退职处理是不当的。高丕文同志虽遭受各种打击，但胸怀坦白，不怨天尤人，总认为是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够好，还需要不断的学习、改造，有机会重返工作岗位，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可是这一天终究没有等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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