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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季伯：镇彝威地下党支部的创建人 | |||||
| 作者：桑 梓 文章来源：《彝良文史资料》第四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2-23 | |||||
| 陈季伯，又名陈浩阳，四川省西昌市人。在昆明读书期间，受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省工委从事青年、宣传、统一战线工作，并到滇东一带组织武装斗争。１９４５年９月，受省工委的指示派到彝良开展党的工作，党给他的指示是在镇（雄）、彝（良）、威（信）三县边区，深入社会调查，开展广泛宣传，发现培养进步积极分子，物色党员发展对象；控制地方武装，掌握武装力量，寻机组织武装起义，为以后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条件。在牛街找到以教书为掩护的地下党员方在光，在方的介绍下到牛街中学教书作掩护。 陈季伯到牛街，首先做校长高丕文的工作，高曾是早期共产党员，因长期与组织失去联系脱离关系。高在这一带威望高，联系广，陈季伯利用这层关系去团结社会开明人士，宣传党的主张，利用办“读书会”、“青年会”，把广大师生及社会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先后发展了母盛文、李万荣、王维伦等为地下党员。利用牛街士绅与县角奎士绅的矛盾，创办《牛街旬刊》，陈季伯等为创刊号写发刊词，《牛街旬刊》完全掌握在地下党手中，或宣传党的主张，或影射批评时政，或揭露劣绅罪迹，或报道解放军进军消息，起到宣传发动群众的重要作用。除在牛街中学及镇上开展党的工作外，还深入到农村发动群众，利用学生的两个假期，发动学生到乡下作社会调查，组织“农翻会”，组织农民抗捐抗税，为武装斗争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由于统战工作做的好，在牛街革命气氛高，可以教唱革命歌曲，公开宣讲革命，士绅们也支持学校师生的革命行动，使地下党活动走向公开化、合法化。在牛街，进行了抵制国民党在学校抓壮丁的斗争，发动群众抵制了县政府在牛街增收烟税、租税的斗争；利用乡绅间的矛盾，打击了部分劣绅；以护秋为名，公开地弄来部分枪支留作起义用，在乡镇换届中，成功地将地下党员、青年积极分子打入基层组织，掌握地方政权。共产党员母盛文顺利地被选为旧道乡副乡长，李万荣被选为水果乡民团自卫中队长，许多作恶的乡保长也由地下党做工作被撤换。乡政权掌握在自己人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对上边的拉兵派款采取拖拉的办法敷衍过去，母盛文与自卫大队长李德兴等人的密切关系，积极作李德兴的争取工作，李曾倾向于革命，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旧道乡有秋谷三万余斤，母盛文全部将它“借”给穷苦农民。水果乡李万荣的叔叔李寿年有人枪２０余支，李万荣时常对叔叔讲革命道理，李寿年完全支持侄子的革命行动，水果乡的武装力量完全在李万荣掌握中。为了争取绿林武装，地下党有意派出一些进步青年打入绿林武装队伍，做宣传教育工作，掌握枪支弹药，做好准备、起义时倒向革命。 为进一步发展革命武装力量，陈季伯把党的工作扩展到镇雄、威信，在白水一带建立更多的党组织。镇雄罗坎是方在光的老家，方家在这一带是旺族，方在光的大哥方在舆在罗坎为自卫大队长，有枪上百支，实权人物王应崧早年曾受过地下党，红军游击队的影响，倾向革命，在罗坎发展党的组织及搞武装斗争有条件。陈季伯决定将工作的重点转向罗坎，１９３６年２月，将方在光由牛街调回罗坎从事党的工作。为建立一个革命活动场所，方在光以罗坎青年就近上中学为由，说服当地乡绅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在罗坎创办了“罗关中学”，由王应崧任校董，其子王樵任名誉校长，学校一切事务概由方在光负责。开学典礼上，陈季伯讲了话，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肩负起建设新中国的重任。学校刚开学，就投入与当地反动势力的斗争。３月，学校开学不久，罗坎镇长文怀龙通知学校组织师生欢迎“滇东禁烟督察团”，陈季伯深知，这伙人禁烟是假，收刮民财是真，学校以学生要上课为由，拒绝列队前往欢迎。在省督察团长田康带队到罗坎的那天，在十字街口的牌坊上，由陈季伯代笔写了一副带讽刺的对联：“田园疾苦有谁知，先生可能代诉否？康乐生活粜君赐，百姓将会报以恩。”巧妙地将“田康”二字嵌入对联中，含蓄婉转地反映百姓的疾苦和怨气。４月底成立了学生自治会，方在光任自治会主席，陈季伯在大会上作了演讲，“所谓自治，就是同学们要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对社会、人生要有自己的主权和选择，同学们要团结起来，共同进步”。自治会一成立，学校“读书会”，各种进步团体也相应建立起来。在陈季伯、方在光的组织下，５月，在学校开展隆重的纪念“五·四”运动活动。５月３日，在罗坎十字街口的墙壁山，大大地办了一版壁报，同学们大胆的理想和抱负披露在报上，其中，陈季伯化名写了篇杂文《猫与虎》，含蓄地说明了善良人民只要敢于斗争，必然打败那些象老虎一样的恶人。５月４日，在学校举行的隆重集会上，参加者不仅有学生、而且有社会青年、士绅代表、同学们作了激昂的演讲。会后，师生们走上街头游行，高呼口号：“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并以“贪污学校经费”为由，将罗坎副镇长郭普抓来戴高帽游街示众。为了进一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陈季伯与威信长安小学校长取得联系，由陈季伯、方在光带队组织罗关中学百余名师生到长安进行革命联谊活动。白天，师生到群众中进行宣传演讲，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救国的功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晚上，开联欢晚会，高唱革命歌曲，陈季伯还针对镇彝威 封建迷信盛行的情况，编了《救救孩子》、《求学》等节目演出。 陈季伯在罗坎的革命活动引起反动派的注视，罗坎镇长文怀龙向镇雄县政府告密，说罗关中学有异党活动，图谋不轨。县长陇钧府派人到罗坎拘捕陈季伯，王应崧将陈季伯隐藏在自己家中，佯称“陈季伯已下牛街”，派来的人查无所获，只好回县交差。不久县政府再次得到密报，“陈季伯并未外出，一直在罗坎”，陇钧府派朱番谷带人来罗坎抓陈季伯，朱与方家是亲戚，与方在舆的关系甚密，方一再申明陈季伯无问题，纯属他人诬陷，并用自己生家性命作担保。朱回县府向陇钧府说了许多好话，陇无奈之下，下令停办罗关中学。不久，文怀龙再次密告陈季伯又潜回罗坎，陇钧府派陈宗煌前来罗坎暗杀陈季伯，陈宗煌曾受过进步思想影响，与方在光关系密切，见过陈季伯，对陈季伯十分钦佩，回去只得报告：“赶到罗坎时，陈季伯已走，方在光是本地人，确系一般教师，所以没有下手。”为了防万一，方在光、王应崧将陈季伯转移到威信。 １９３６年８月，陈季伯应聘到威信扎西小学附设简师班任教师。教书期间，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组织学生阅读《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籍，组建学生自治会，举办《宇宙线》、《火箭》等壁报专栏。了解到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在殷禄才的带领下仍坚持斗争的情况后，陈季伯欲与殷禄才取得联系，准备以组织学生旅游为名，与殷禄才接上头，由于当局借口保护学生安全，不准外出旅游，陈季伯未能动身，后来通过内线与殷禄才作了联系。陈季伯在学校组织教师向小学校长李太银开展索薪斗争，李向县长赵光斗告密，说陈季伯是异党分子，赵光斗欲加害于陈季伯，借故挑起县党部，国民党驻军航空特务旅七团与师生的冲突，要抓捕陈季伯，兵痞、流氓打手撕毁墙报，毁坏桌凳，四处搜查陈季伯，陈季伯由师生保护下来，护送离开威信。 根据革命斗争需要，陈季伯觉得有建立统一领导镇彝威三县革命活动领导机关的必要，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他悄悄回到牛街，在李万荣等人的安排下，镇彝威地下党小组在桐锌林建立，陈季伯任组长，新党员母盛文、李万荣进行入党宣誓，会上提到高丕文的入党问题，陈季伯认为高丕文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完全具备了一个党员条件，但他与外界交往广泛，还应该多有机会打入青红帮等社会组织，为了不暴露身份，以党外人士做这些工作更妥。会上分了工，高丕文做李德兴的争取工作，母盛文做旧道乡绿林武装陶队长的工作，把枪支弄到手，李万荣在水果乡扩大地方武装组织。１９４７年１月，陈季伯到昭通向党组织汇报工作，陈季伯在牛街一带的出色工作使上级领导十分满意，根据陈季伯的报告请求，同意以牛街为中心，建立镇（雄）彝（良）威（信）地下党支部。陈季伯回到牛街，积极筹建支部工作。２月，省工委派蒋永尊来昭通传达省委指示，召集各地党组织负责人，陈季伯赶往昭通参加党的重要会议。蒋永尊传达说：“党中央批准云南省工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计划。省工委要求派干部加强农村工作据点，广泛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开辟第二战场，最大限度地牵制国民党后方军队，配合解放区正面战场作战”。陈季伯回彝良后，向党员传达了党的指示，积极开展武装起义工作。１９４７年５月，中共镇彝威地下党支部在牛街桐锌林（今柳溪乡境）建立，有镇彝威三县党的代表参加，陈季伯任支部书记，罗文贤任组织委员，方在光任宣传委员。会上陈季伯总结了前段时期的工作情况，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毛病（工作过于公开，很多党员都暴露了身份）。传达了２月省委指示，把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作为党的中心工作。陈季伯具体安排了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一是继续教育培养积极分子为发展党员创造条件；二是继续调查国民党党、政、军情况，搞好上层人士的关系，有机会派人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掌握了解国民党内部情况；三是继续做好“农翻会”的组织发动工作，在共产党的正确引导下，走上武装起义道路；四是掌握枪支，掌握各派武装力量，做好武装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 繁重的工作和疲劳拖垮了陈季伯的身体，正在积极筹备起义中，陈季伯病倒了，被送到昭通治疗，昭通治疗无效又转昆明，调离牛街时，镇彝威支部工作由罗文贤负责。陈季伯病刚愈，就投入党的工作，被派到沾益搞学运，１９４８年９月５日，参加了党领导的沾益播乐中学武装起义，将起义的５７０余名师生带着参加永昆焜支队。以后留在永焜支队工作，先后任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３支队卫生队长；永焜支队供给处主任；中共６支队党委委员。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千方百计保障部队供给，为永焜支队和“边纵”六支队建设和作战作出重大贡献。 解放初，历任中共昭通督察专员公署党组成员、专署秘书、昭通县县长、县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１９５３年他主持改建北闸水库，增高堤坝，使其蓄水达到１００余万立方米；１９５４年负责兴修乐居大堰，引洒渔河水到小坪子和乐居坝子；１９５５年主持兴修昭通第一座中型水利工程永丰水库，他重视妥善处理库区回民的搬迁安置工作。在新修水利工程中，与回民同吃同住，团结工程技术人员，重视工程质量，施工时间短、投资省、效益大，使蒙泉、乐居、永丰等坝区的农田灌溉和人畜饮水困难得以解决。１９５８年在全国反右补课时间，被定为“陈季伯、蒋永彬反党集团”划为右派分子，受到错处，送彝良大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身心受到摧残。他身陷逆境，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１９７９年落实政策，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先后担任昭通地区工业局长、党组书记，昭通地委宣传部部长、昭通市委顾问等职。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中，在他工作范围内，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耐心细致做思想工作，帮助受害者查材料、找证据，热情接待上访群众。１９８６年６月２１日因病去世，终年６６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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