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6日到10月9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在云南昆明组织召开“西南边疆清代文献整理专家座谈会”，以了解西南地区清代文献，尤其是少数民族文献的收藏以及整理情况。与会学者来自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地，主要有云南民族大学谢本书教授（汉族）、云南大学方铁教授（蒙古族）、云南大学图书馆馆长万永林教授（彝族）、云南民族大学汤明珠教授（汉族）、云南省档案馆吴强研究员（汉族）、云南省图书馆副馆长王水樵副研究员（汉族）、云南大学图书馆宋光淑研究员（汉族）、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杨德华研究员（汉族）、云南省社科院郭大烈研究员（纳西族）、云南省民委古籍办普学旺研究员（彝族）、中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许宪隆教授（回族）、四川省民研所所长袁晓文研究员（藏族）、四川省民委古籍办副主任龙彦（藏族）、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晓波教授（汉族）、广西图书馆莫凤欣研究员（汉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何林夏（汉族）、湖南省民委古籍办马亮生研究员（回族）、贵州省社科院冯祖诒研究员（汉族）、贵州省民族学院蓝东兴教授（汉族）。文献组参加会议的有文献组负责人陈桦教授及顾问王汝丰教授，文献组成员张研教授、黄爱平教授、孙燕京教授、阚红柳博士和宝音博士。

文献组负责人陈桦教授首先发言，感谢各地学者积极参加会议，支持清史文献整理工作。陈桦教授还向与会学者介绍了文献组的成员情况以及文献整理工作的基本原则。他说，文献整理是纂修清史的基础工作，其基本原则是为清史工程服务，为编纂清史服务，另外，文献整理还以抢救和保存现存清代文献为目标。陈桦教授在发言中简要介绍了到2004年10月以来文献整理项目的立项情况，并着重指出，文献组以往立项中，西南地区文献较少，就目前文献组所掌握的文献项目的申报情况来看，西南地区的项目也较少。而西南地区在清代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并且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文献保存状况好，有雄厚的文献基础。此次文献组到云南召开“西南边疆清代文献整理专家座谈会”，就是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支持和配合，交流信息，提供线索，为进一步搞好清代西南地区文献整理工作做准备。

各地学者踊跃发言。贵州省社科院冯祖诒研究员从资料编纂和文献整理两方面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为了反映清代贵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文献整理应搞资料汇集。贵州地区文献的来源主要有这些方面：一，官方文献及根据官方文献整理的资料；二，地方志，据不完全统计清代贵州地区地方志约有195种，有待于进一步整理和挖掘；三，私人著述，包括清代地方官以及贵州籍大吏的著述；四，民族地区史志及调查资料，包括对于贵州地区的调查笔记及照片，来贵州考察的传教士的记录，以及20世纪20－30年代以来老一辈史学家的调查资料等等，都如实地反映了清代民族地区地社会历史状况；五，民族地区保留下来的契约、古祠、宗谱、碑刻，据调查，最早的契约产生于乾隆年间，其中，嘉庆、道光、同治和光绪年间的最多，直到宣统年间；保存至今的碑刻资料基本上未曾使用过，大部分是会馆的碑帖，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如禁林碑，瑶族地区的婚姻规定等等。冯祖诒研究员还强调，贵州地区文献的根本特点是分散，他认为，可以编资料汇集，虽然比较而言，费工费时，动员人力大，但价值高，既可以为地方史学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又可以为编纂清史直接服务。

云南大学方铁教授从三方面谈到自己的看法。首先，西南地区文献在清代历史上地位重要，有必要加以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清代西南地区多边事，西南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是在清代以后才形成的，并且西南地区也是清代边疆开发的重点，三藩之乱后清代在西南地区的边疆政策有所调整，结合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研究民族发展以及疆域形成等都很有必要。其次，从资料上，西南地区的文献主要有四大类，档案、封疆大吏的奏章、私人著述以及传教士和殖民者的著述。第三，就文献整理而言，方铁教授提出了两种方案，其一是对重要的专门著作单独整理出版，其二是作资料汇编。

云南民族大学谢本书教授指出，国家清史编纂的启动，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件大事，为西南边疆清代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机遇。解放以来，中国西南边疆问题，特别是西南边疆民族问题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出版了大量的图书和资料。就云南而言，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体现出五大特点：第一，民族众多。云南境内有40多个民族，而人口达5000人以上的民族则达26个，还包括15个为云南所独有的单一民族。第二，研究机构众多。除各高等院校（如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人文学院和历史系之外，重要的研究机构还有云南大学的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云南省社科院的民族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云南民族大学所属的民族研究所、云南师范大学的民族教育研究所、云南省民委的民族古籍办公室（民族古籍研究中心）以及各地、州。市的研究机构，如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等，各级政府还有自己的研究所或教研室。此外，各级地方志办公室也是重要的研究机构。第三，研究人员众多。云南研究边疆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人员在千人以上，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占有较大比例。另外，这些研究人员中，还有一部分是少数民族研究人员，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第四，研究成果多。地方、边疆、民族问题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出版数量，占有很大比例，约占全省哲学社会科学著述出版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从文献资料角度考察，重要的大型资料有方国瑜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十三卷，2000万字以上，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涉及清代部分约占一半）；李根源主编的《永昌府文征》（136卷，约500万字，其资料以滇西为主，涉及整个云南，1943年铅印，后由云南美术出版社点校出版）；李青龙主编的《云南史料选编》（约160万字，其中清代部分约占40％，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此外尚有省、地、州、县出版的大量志书（仅清代编纂的省志即达10种之多）；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族调查资料（仅云南社科院所存即达2亿字之多）。

另外还要提及档案资料，云南省档案馆保存清代至民国档案。云南省档案馆曾出版过几十期档案资料集及若干本专题资料集。此外，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亦保存有清末民初部分珍贵图书和手稿，海关和铁路等部门亦保留有部分珍贵档案。

第五，民族文字资料众多。云南民族众多，有本民族文字的约有10多种，其中傣文、彝文、纳西文（东巴文）、阿拉伯文（回文）以及白文（汉字白语）等文献保存较为突出。已经出版的纳西东巴文献五译丛书达100卷，还出版了详细的傣文文献目录。云南省民委古籍办也组织编纂、翻译和出版了一批民族文字古籍。

谢本书教授指出，云南民族文献的五大特点，为启动西南边疆清代文献整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创造了相当的条件。但云南地区文献整理工作也面临一定的困难，资料分散、研究分散、研究力量分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人员缺乏，以及研究经费不足、研究手段落后等等。

谢本书教授建议，或者以西南边疆为总课题，以省分卷，联合申报，或各省单独申报课题。

广西图书馆莫凤欣研究员认为本次会议很有意义，体现了文献组工作的深度。他首先介绍了广西地区古籍收藏的基本情况，广西古籍总计约60多万册，其中广西图书馆14万册、桂林图书馆12万册、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10万册，各市县图书馆约10万册,而善本书约2万种。莫凤欣研究员建议对广西地区历史形成的重要著作重新整理出版，并且，他认为，可以对广西文献进行统筹规划，形成系列，如《清代文献丛刊》、《清代方志丛刊》、《清代边疆古籍丛刊》以及《清代书目提要》等等。

云南省民委古籍办普学旺研究员主要谈到云南地区有一些反映西北平息暴乱的碑文，另有很多流传民间的圣旨，应引起关注。此外，对于清代文献的整理还应重视彝文文献、回族、白族、哈尼族文献，因其反映了清朝政府对民族地区的管理。

云南大学图书馆馆长万永林教授提供了云南省图书馆的善本书目录，他指出，清代的省志从未进行过整理，府县志书也很多，另外在云南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些地方，如昆明、红河州等地的志书都很重要。万永林教授建议，应采取适当形式有选择地整理省志和府县志，或者选择重要资料辑录，或者选择重要志书整理。此外，他还认为应重视少数民族文献和金石文献。

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杨德华研究员认为，历代修史，都重视史料的征集和整理，因此，重视西南地区文献史料将关系到西南边疆在清史中如何体现，如何完整准确地反映云南及西南边疆重大历史状况。他指出，清代云南地区文献，就内容而言主要包括：清代政书，云南约有20余种，包括清代一些封疆大吏如鄂尔泰等的奏疏；反映清代云南回族起义的文献；反映清代云南各民族如何开发边疆以及捍卫领土主权完整的文献；记述清代平定三藩之乱的文献；关于滇铜京运的文献；关于茶马古道的文献；清代中原人士到云南经商、游历、做官等过程中形成的文献；云南各地方志。

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晓波教授提出，就清史纂修这一大型的社会科学工程而言，主体工程和基础工程同样重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基础工程比主体工程更为重要。就西南边疆文献整理方面，王晓波教授认为，可以采用这样几种形式：其一，珍稀文献选编，如稀有罕见地方志的选编；其二，史料汇编，按照清军入川、平定大小金川、改土归流、保路运动等主题分类收集资料，以便把散见资料汇集在一起；其三，专题性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四川省民研所所长袁晓文研究员建议，整合研究力量，做史料汇编；设立南方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把民族文字的整理和翻译纳入文献整理范畴；并且，各地学者应注意互通信息，加强联系。

云南省档案馆吴强研究员主要介绍了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的有关情况。从形成时间上看，清代档案约计2000余件，多是同治以后形成的，也有一部分契约档案形成于乾隆时期。从内容上看，大量档案是关于云贵总督衙门处理内政、外交的内容，涉及边界和少数民族的档案也很多，此外还有涉及经济方面的档案，如关于铜矿、锡矿等，关于修铁路等等。这些档案都具有整理价值。建议有针对性的或是统一成整体，或是互相补充。

贵州省民族学院蓝东兴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贵州在清代历史上情况较为特殊，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南明王朝南下的首站就是进入贵州，贵州是南明与清争夺的交界地带，但研究南明朝历史，谈及贵州的学者不多；二，清朝实现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最后进入的是贵州；三，贵州从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发展模式等方面与中原地区不同。贵州文献与其他地区相比，很少系统整理过，而且手抄本较多，如《咸同贵州运费清册》、《清代苗疆屯铺清册》等。此外，贵州地区的清代文献还包括大量的家谱和契约。蓝东兴教授希望清史文献整理对贵州地区文献做出统筹规划，贵州当地学者愿意根据专家意见，具体承担工作。

云南大学图书馆宋光淑研究员认为，通过整理文献来有效地保护文献是我国古代修史的优良传统，她认为，应通过两种方法保护文献，一是选择珍本善本加以整理；一是仿照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形式，以各省为基础，做总目提要，对于一般古籍则存目。宋光淑研究员还提出，清史纂修是在科技高度发展的21世纪，因注重体现时代特色，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建议编委会考虑建立清史文献数据库，以方便研究人员检索和利用。宋光淑研究员还简要介绍了云南大学图书馆与云南社科院图书馆合作建立的《云南少数民族数据库》。

云南民族大学汤明珠教授认为，云、贵、川三省在清代出现的有特色以及影响清代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应写入清史，否则将是清史的缺憾，与这一任务相联系的是，收集和整理反映这些人物和事件的史料是云南学者的基本任务。汤明珠教授建议，为了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有必要对云、贵、川三省的清代文献做摸底调查，最终形成研究成果《云贵川三省馆藏联合目录》，并根据目录，做成联合目录的提要。在具体的文献整理方面，汤明珠教授指出，应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首先对联合目录进行分类，分为已整理的文献和未经整理的文献，一般文献与比较珍贵的文献，对后者进行整理，汇集成资料丛刊。汤明珠教授认为，通过上述两项工作，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是抢救文献，二是为继续研究清史奠定坚实的基础。关于操作环节，汤明珠教授建议，聘请云、贵、川三省的资深学者牵头，制定云贵川三省待整理文献的大致纲要，然后组织人员从事搜集和编纂工作。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何林夏主要介绍了两方面的内容。首先，谈到广西地方文献的收藏情况，与莫凤欣研究员介绍的情况相一致。其次，何林夏总编谈到了广西地方文献的特点：其一，文种相对单一，分为汉文文献和壮文文献两种（壮文是1958年以后聘请苏联专家根据南壮和北壮的特点联合形成的文字）；其二，广西的刻本文献，已经整理的较多，需要挖掘和整理的不多；其三，已经整理了很多汇编形式的文献，如《明实录中的广西史料》、《清实录中的广西史料》、《二十四史中的广西史料》等等。此外，何林夏总编还谈到了广西师大出版社已经整理出版和正在整理出版的清代文献项目的有关情况，并诚恳地表示，想就有关问题进一步协商洽谈。

湖南省民委古籍办马亮生研究员主要介绍了关于回族古籍地整理和出版情况，目前已经建立了南方回族古籍整理委员会，出版了《南方回族古籍资料选编》，并成立了全国回族古籍整理编写小组，将就回族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做进一步的工作。

云南省图书馆副馆长王水樵副研究员介绍了云南省图书馆的馆藏文献情况。馆藏古籍约计40多万册，包括地方文献、明清到民国时期矿产、交通、诗文集等方面的文献约2800余种、地方志约345种，530多部。善本约1622种，其中300多种列入全国善本书总目。

四川省民委古籍办副主任龙彦介绍了已出版及未出版的藏族文献情况。已出版的藏文文献约2万字，彝文文献约1万字，藏文文献的内容是关于藏传佛教的书籍。未出版的藏文文献主要是格萨尔文献，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在已整理的文献中，清代文献所占比例不多，如章嘉及其弟子的文献都急待整理。

最后，文献组负责人陈桦教授总结发言，他感谢与会学者积极提供各地的文献收藏与整理方面的相关信息，认为此次会议信息量很大，为制定西南地区文献整理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应学者们的要求，陈桦教授还简要介绍了文献立项的有关情况，从项目设计与论证、申报程序、立项审批等方面举实例解释说明，以便西南地区专家学者深入开展进一步的项目设计和申报工作。文献组的其他成员也分别发言表示，希望就具体的项目问题与学者们继续沟通和交流，以便学习经验，扩展视野，做好西南地区边疆民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通过召开西南边疆清代文献整理专家座谈会，文献组积累了文献信息，建立了与西南地区边疆民族研究专家的联系，并初步确立了整理清代西南边疆及少数民族文献的基本思路，为切实有效地开展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