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抗日的烽火刚刚熄落，皖江著名人士吕惠生便在南京郊外的六郎桥遭国民党毒手。     这位生于皖中无为县的共产党人，家境微寒，年轻时求职无门，就曾发自内心的感慨：“于忧患中，始渐知社会黑暗”。他不随波逐流，大胆地表白“我以纯洁的心地，勇猛的精力…，在污浊的社会里和别人斗争。”他正道直行，不阿权贵，乐于为民。     抗日战争前，他带着一腔热血投人革命，先是来到钟灵毓秀的池州城内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和共产党员童汉章、进步人士沈子修等同操师业，振兴乡师。当时，乡师是一所比较进步的学校。自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张扬，“政治斗争和文化改造两大目标”也在贵池县城推崇，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已源源不断地流向贵池和乡师，师生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成了城内外志士仁人的迫切愿望。1932年8月乡村第一师范诞生了不定期的文艺刊物《嘤嘤》和《湖畔》，校内呈现出一种不满现状，渴望光明，寻找真理的气氛。作为农场主任的吕惠生，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作品，使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得到了新的升华。     抗战初期，吕惠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底，他在无为工作期间，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从皖南过江到无为，组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特地登门与之共商皖江抗日大计。吕惠生深受党的教诲，倍感鼓舞，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筹集给养弹药，与抗日子弟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0年，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在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中，迅速向淮南津浦路西根据地撤退。吕惠生拖着家小随军行动，为党工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全家，已委托全部生命于革命，革命进则我全家存，革命败则我全家亡，此已为明显不易之铁的事实，我何他虑？!”。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七师成立，开辟了以无为为中心的皖中抗日根据地。他受命无为县长，负责组建该县的抗日民主政府的重担。口无为前，吕惠生在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得到陈毅的教导和勉励。从1942年7月起，他担任皖中行政公署主任，为巩固和扩大皖江抗日根据地，以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统一战线和财经工作卓有成效。吕惠生在繁忙的工作中，特别注意学习党的文件和有关方针政策。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他挑灯夜读，认真体会毛主席的抗日军事思想和实践。1943年秋，吕惠生接受了皖中党政机关的重托，领导民众筑堤建闸，修塘垒坝，顺利地完成了皖中根据地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黄丝滩大堤的修建工程。七师政委曾希圣曾著文高度评价“这是皖中劳动人民的惊人奇迹，更是敌后水利建设中的一个新创造、新记录。”为了表彰他对大堤工程所做的杰出贡献，皖中党组织和人民决定将这条大堤命名为“惠生堤”。     经过抗日战争艰苦斗争的考验，吕惠生由爱国民主人士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为党为民鞠躬尽瘁，却被国民党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1945年9月，新四军七师和皖江行政公署奉命北撤，吕惠生体弱多病改作舟行，在和县西梁山的长江江面不幸落入原日伪无为县县长胡正纲的魔爪。狱中，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宁死不屈。刑场上，他冷对敌人的屠刀，慨然地说：“为革命而死，为真理牺牲，是最大的光荣，绝无遗憾!”他从容地朗诵着自己在狱中写成的诗：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 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 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 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     后来，据说吕惠生是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和平民主万岁”的口号，与新四军独立旅参谋长王惠川一起英勇就义的。     1946年4月，吕惠生牺牲的确切消息传到新四军七师驻地鲁南陶庄。曾希圣、张恺帆以及和他生前工作过的领导同志纷纷著文、写诗悼念。七师的领导同志特意选定七师成立5周年的日子——5月1日，开会追悼王若飞等高级将领在黑茶山殉难的同志，同时追悼吕惠生及七师在反攻与自卫战期间的死难烈士。曾希圣、张恺帆分别为吕惠生烈士写了悼诗、挽联。张恺帆的挽联是：“碧血染江城，痛战友牺牲，遍觅遗骸，拳泪突悲三字狱；丹心留史册，念诸孤教养，常垂青眼，誓言不负九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