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军部无线电总队学习     1938年1月，我在平江嘉义岭参加新四军一团补充营一连当战士、连长王青云，政指黄××。三月，我们这个连调到南昌，改为军部通讯连。军部有个周参谋常到连里来，有时检查枪支和内务。通讯任务少。四月，军部移驻安徽岩寺镇，周参谋也来过几次。不久，我和王大鉴(王瑛，我们是同乡，我是一班战士，王是二班战士)两人调到军部无线电总队学习。我分去学机务，王分到电训队学报务。选调那天，周参谋也在场。     我刚到无线电总队时，搞机务工作的只有杜济民(雇来的)和陈焕新（南洋来的)两人。不久，由延安来了张相友、罗兴英、徐小弟(徐震东)三人，他们都是红军。他们到后，便成立了机务室，张相友为主任。     起先，我跟杜济民当学徒，杜似乎很保守，在修理机器中，遇到关键问题时，他往往把我支开，或叫我去给他买烟，或叫我去给他拿什么东西等等。问他机器上的零部件名称，他就把机器上所有的零部件给你说一通英语，使你哭笑不得。从杜的实际本领看来也不怎么样。一次，杜不仅没有把100瓦的发电机修好，反而把发电机的飞轮弄裂了。不久，社被辞退，上级就派我跟徐小弟学习。徐态度很好，对我的学习很关心。我跟着他一起组装收、发报机，一起搞充电工作(当时军一台用蓄电池)，有时教我画各种电路图，并联系实际讲解给我听，使我学到了机务常识。     当时，军部储备的无线电器材颇多。7月间，我跟徐小弟到小河口(马林坑)后方仓库清整过一次器材。仅是一箱一箱地打开看后，进行登记，便搞了一星期左右。在我们清理期间，适逢张云逸参谋长也到了小河口，他察看了一下，并向徐询问了一些情况。我们返回军部时，雇了一条木船，运了一批器材放在章家渡兵站(当时站长是张元寿)，再转运无线电总队。     9月，经曹丹辉总队长批准，调罗兴英和我到电训队学习报务。电训队主任曹维廉兼任电学教员。并教大家唱歌。副总队长吴志恒兼任英文教员，也在电台上值班。收、发报教员都是在职报务员兼任。电训队指导员刘树藩(后是陈××)兼政治课。我们到电训队时，第一期和第二期学员都未毕业，第一期班长向瑞桃，第二期班长王大鉴，第三期班长程希道。罗兴英和我，都是第三期学员。记得第三期学员有刘生雄(刘恋)、杨石现、陈阿文(陈达云)、李炳祥等等。第三期学员开课不久，第一期学员就举行毕业典礼，张云逸参谋长到会讲了话。第一期毕业后，第四期学员就陆续到来……。     电训队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曹维廉的威信很高，颇受到学员们的爱戴。他讲课耐心生动，使人易懂和理解。他不仅关心学员们的学习，也很关心学员们的思想和生活、学员们有病时，他陪着去看病，还亲自到食堂交待给病人安排病号饭等等。他是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组织上多给一点津贴，他坚决不要，愿和大家同甘共苦。     我们第三期学员10个人于1939年1月毕业后，被分到总台(一台)见习。约三个月左右，就调往新的工作岗位。     二、在江北指挥部成立初期的电台工作     1938年冬，黄荣同志带着一部15瓦电台跟随军参谋长张云逸到了江北四支队。随行的报务员有钟志良(钟显润)和郑敏(郑承振》。1939年4月，温凤山带着一部15瓦电台跟随叶挺军长也到了四支队，同行的首长有邓子恢、罗炳辉和赖传珠等，随行的报务员有郑嘉璜和我，机务员徐小弟。军部无线电总队给了一批电信器材由徐小弟照管运到江北。5月，江北指挥部在庐江东汤池成立。指挥部的电台大队也就由这两部电台的人员组成。电台大队长黄荣，报务主任温凤山(工作不久，又调回军部)，机务员徐小弟，报务员郑嘉璜和我。郑敏和钟志良两人各带一部5瓦电台先到了四支队的七团和九团。电台单独一个伙食单位，住在一座山脚下的村子里，离指挥部约一华里。叶军长返回军部时，指挥部派电台送到江边，再由江南部队负责接送。指挥部成立不久，军部派来报务员有刘竹林、陈超(陈定远)，叶满子、景国良、魏于生、吴兴、何军(何国胜)、陈达云等等。这些同志有的留在指挥部电台工作，有的派往前方电台工作。指挥部增加了新的力量，便派郑嘉璜和我组建新闻台，由郑负责，抄收的新闻送“抗敌报”江北版选用。新闻台成立不久，郑被突然送回军部，新闻台只有我一人坚持工作。     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参谋长赖传珠。9月，指挥部前指迁到皖东前线，东汤池成为后方指挥部，由参谋长负责。后指设一15瓦的电台，派我负责(新闻台工作也就停止了)。报务员有刘竹林和陈超。机务员徐小弟也留在后方电台。我们仍驻在原地，仍旧单独起伙。联络台是：前指、军部、江南三支队、江北游纵、延安台等。     平江、竹沟惨案相继发生后，后方指挥部也渐渐显得紧张起来。赖参谋长第一次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通告了在我们周围的国民党反共顽固军(下简称“顽军”)的活动情况，要大家提高警惕，谨防敌探活动等。在决定撤离东汤池的会后，赖参谋长对我说：教导大队很快调到你们附近，注意相互联系，万一发生情况，你们就往后山撤，教导大队掩护你们等等。     由于防范得力，未有情况发生，后方全部人员于12月初便撤离东汤池驻地向皖东前线开进。在长途行军中，教导大队和参谋郭超一直和电台同行。有一天从宿营地出发的时候，通报尚未完毕，要延后一点时间，赖参谋长对教导大队黄大队长、郭超和我交待说：再留两挺机枪给你们，我们先走，通报完毕，赶快跟上。经过几天的行军，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一江北指挥部前指所在地得胜集。         这时，指挥部又成立了第二台，队长罗应钦(罗映清)。郭季田已在指挥部工作。大家感到张云逸指挥很信任黄荣大队长。一天，有一份急报未能及时发出，张指挥就要黄大队长亲自上机。说来真巧，黄一上机，一呼叫，对方就出来了。黄大队长很有经验，他上机后，往往先一手按着电键，一手扭动着频率可变电容，左右反复几下，而后固定在所规定的波长上，再开始呼叫，这能使对方易于发现和听到。同时，摇机员以稳定速度，供给符合要求的充足电力，也可使对方易于听到。这些，对缺乏经验的新手，作用较大。如果对方正在行军，或未上机守听，则又当别论。     三、在五支队电台工作     1940年1月，我被调到五支队电台任副中队长。临行前，黄大队长告诉我：张指挥要找我谈一谈。我去后，张指挥先问了我个人的一些情况(参军年月和学无线电等情况)后，说，近来五支队的急报常不能及时发出，你到那里后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及时报告黄大队长。前方经常作战，要保证电报畅通。随即写了一封短信交我带给五支队罗郭首长。     五支队是1939年7月以老八团为基础成立的、司令罗炳辉、政委郭述申。当时电台的组建，是由延安来的鞠文奎(中队长)、聂鑫（报务主任)、赵国栋(机务员)和八团自己培训的报务员刘忱戈(刘振国)、刘勃、张惠仁、宁守国、时峰、曹印川等同志，以及他们带的电台为基础所组成。8月，罗应钦调任五支队电台中队长，调指挥部工作。随罗队长同来还有机务员徐小弟。随后又调来报务员叶满子、许加和、吴兴、魏于生、周瑞莲等。罗队长到后，力量有所增强，还搞了个流动电台，遇有急需时派出。又成立了一部新闻台，时峰和周瑞莲在那里工作。原政指×××调走，由赵国栋接任指导员，赵工作了几个月，调指挥部电台大队后改作报务工作。赵走后，新派来的政指叫王震。同年夏，报务主任聂鑫因另有任务，报务主任由刘枕戈接任了几个月。总之，报务工作者调动频繁，很难记得清楚。     五支队进到淮南津浦路东后，经过来安等战斗，打跑了日伪军，以及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建立了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下简称路东)。1940年夏，顽军大举进攻我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下简称路西)，五支队被调去参加了路西反击战。一到目的地，电台刚刚架好线，张指挥(他没带电台，同五支队一起行动)就来到电台对我们说，前方在作战，要随时注意和各台联络，等等。经过几天激战，顽军的进攻被粉碎了。在这次战斗中，八团政委刘树藩英勇牺牲了。他是前军部电训队指导员，我们一同调来五支队的。他的牺牲，我难过了好几天。     反击战结束后，五支队又回到路东，进行休整。秋初的一天，因罗队长正在病休，罗司令把我找去说，他要到前线去，要我把司令部电台带去，后方留一部电台跟郭政委。又告诉我，他已和郭政委商量过。我回到电台正在做准备，冯参谋长忽又把我找去说，周副司令在前方已有一部电台，你带几个人去就行，司令部电台留在后方，我以为首长们又商量过，所以按照冯参谋长的意见办了。司令部由旧铺驻地到达马坝，同周副司令住在一起。周和电台都是在一个古庙里，司令员和我们去的几个人也住在这里。正在吃饭时，我听到机要股小方(名字记不清了)对罗司令说：队长没把司令部电台带来，只来了几个人，周副司令那部电台不行……。罗司令一听便大声说：把电台队长找来!我一听到急忙跑过去，(因只隔一木格墙，他们讲话全部听清)，罗司令看到我气乎乎的说：你真害死人!我和你说得好好的，怎么又变了!我把冯参谋长的意见一讲，司令员更火了：你该听谁的！我辨解说：当时我以为首长们又商量过。司令员再没说什么，交待赶快发电报回去。通知他们立即赶来。第二天清晨，司令部电台全部人马都来到马坝。他们走了一个通宵。早饭后，即往黎城进发。到了黎城，我们才知道是渡过三河往北迎接八路军南下部队。一天，罗司令员来到电台，询问了一些情况，得知电台有好几个报务员和机务员徐小弟正患痢疾，便马上把卫生部长找来，要他设法把病医好。在我台和八路军南下部队电台联络上后，双方通了电报，部队便即渡过三河北去，在高良涧附近和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了。八路军党支部活动是公开的，如召开党支部大会，公开吹哨子召集。我们原是不公开的，从此也和他们一样，不那么神秘了。     渡过三河第一天宿营，就遇上敌人利用小刀会围攻我们，冲到距我们电台不远的地方时，我们慌了，准备拆线转移，恰逢司令部参谋带着两个战士打门前经过，对我们说：四面都是小刀会的人，你们往那里撤呀!我们立即意识到撤是不行的，只有沉着应付。首长们是胸有成竹的(已知八路军南下部队遇到过这类问题)，采取适当自卫和宣传教育相结合的对策，解决了这一难题。     继续北进宿营的第二天晚上，是我值机，接到司令部通知，内容是明天的出发时间和集合地点。我当时交待通讯员把通知送交指导员王震，请他负责办理，后再没过问此事了。谁知伙房炊事员起床晚了，耽误了开饭时间。正在开饭，司令部连派通讯员催促两次，我还在机上守听，感到问题严重，便要大家马上拆线，随后跟上。我和指导员跑到集合地点报到，司令员先一看刭我们便狠狠批评开了。指导员被宣布撤职，调回政治部。随即又说，指导员不是政委，主要负责的应是队长，当然，队长在值班，情有可原，但不能说没有责任，等等。好几天，我的情绪低落，跑到政治部找组织科长朱云宣，谈自己的思想，谈派指导员问题。朱对我说：司令员对你进行了批评，同时也对你表示了原谅嘛，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决不应有委屈情绪。关于派指导员问题，现无合适人选，党支部书记你暂兼着。不久，司令部对电台耽误出发时间问题，进行了通报批评。罗司令员治军从严，这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刚要开始建立淮宝抗日根据地时，日军对我路东抗日根据地和淮宝地区进行“扫荡”。“扫荡”刚一开始，八团就调往路东参加反“扫荡”，其他两个团随司令部在淮宝地区和日军展开战斗。有一天，日机对我们驻地大肆轰炸，炸弹丢到我们房屋附近，震撼着草屋上的尘土只往下落，墙也震得有些摇晃，但大家仍沉着地坚持工作。后来粮食吃光了，有一天，早中餐两都没有吃上一口饭，同志们仍照常工作，没有一人提没吃饭的事。我很着急，跑到司令部找到了周副司令，看他有什么办法。周为此事正在发愁，说各部队也都没有粮食了，司令部也是一样。地方政府没建立起来，真难。周副司令想了一下，给我写了一张条子，要我到警卫营去试试看。还好，警卫营给了我15斤包米面，回来做成面糊糊，大家分着喝了，这又凑合着过了一天。     罗司令员对我们电台通信是很重视、很关心的，经常参加我们的报务会议。有一天，碰到我说：郭队长好久没参加你们电台会议了，什么时候开个会吧，我来参加。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同年冬，五支队司、政机关回到路东。司令部机关电台人员全部回到江北指挥部电台大队部。听说郭政委已回延安，罗应钦队长已调回支队，后方电台和新闻台也已撤销回到电台大队部。     四、在五旅十三团电台工作的一年     我在指挥部电台大队没住几天，于1941年1月调任五支队八团电台队长，报务员何军和我一起工作。原电台队长葛印川调回大队部。     八团团长林英坚，政委XXX，在皖南事变后调任五旅政治部主任，政委由团政治处主任童浩生升任。     八团当时驻在路东屯仑。和我同行的有机务员徐小弟，他调到六支队电台工作，顺便跟八团一同到路西去。因八团调到路西归六支队指挥。我们在屯仑住了两天，部队就开往路西。六支队电台中队长王殿春(王蕴辉)。     皖南事变后，1月28日，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并将有关部队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六支队改为二师六旅，旅长兼政委谭希林，电台区队长王殿春。八团改为五旅十三团仍在路西归六旅指挥。五旅旅部和其他两个团仍在淮宝地区。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明。电台区队长初是罗兴英、后是吴茂达。(1942年夏至1943年秋有何变化不清楚)。     路西这一年，部队一面要和日伪军作战，一面要和顽军作战，战斗频繁，其中有三次战斗对我印象很深。     一是1941年春节期间，我军进行的一次反“扫荡”战。在春节的前一天，我们还驻在叫快活岭的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正要开早饭的时候，我到参谋处问参谋长，今天有没有情况。参谋长说，日军已出动到了藕塘，很可能到这边来，我们已有部队在快活岭等地警戒等。我回到电台，看到何军正在收报。突然听到枪声、炮声四起。电报来不及收完，就拆线转移，在冰天雪地里转战，十分艰苦。这一天，我们只用搪瓷杯等煮了一次很不好吃的饭。有一天，团部司号长在雪夜行军中滑到山沟里，被大雪掩埋，别人也未发觉。第二天，派人回原路在山沟里找到他时，己冻得昏迷过去。后派医护人员和他一起在老乡家里医治。他痊愈后，开了小差。粉碎敌人“扫荡”后，团直各单位进行了一次形势教育和抗日必胜的前途教育。     二是同年秋末，顽军又对我根据地大举进犯。罗炳辉师长来到路西指挥这一反击战。四旅也调来参战。这一仗双方兵力较多，战线较长。有时要调整部署，调动部队。一天，罗师长电调十团(原七团)增援某地某部，十团电台没有及时收下电报，未能增援上，使战斗进展受到影响。战斗结束后，在四旅司令部所在地，由罗队长主持召开了所有参战部队电台报务工作者会议，我也参加了。会前，罗师长到会讲了话，指出这次延误电报的严重性，要查清原因和责任，大家吸取教训，提高认识，等等。会上，大家联系实际批评了十团电台队长。发言中也有做自我批评的。会议开得很好，达到了罗师长的要求和预期的目的。     三是十三团在离开路西前打的最后一仗。有一天，早饭毕，我即跑到团部(我是经常去的，有时是无意识的)问团长：今天是否有情况。团长正在吃饭，吃得是锅巴，对我说：我们这些人，吃了早饭，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吃上中饭，今天起，可能又要打一仗。我回到电台不久，果然战斗又开始了。下午，团长在指挥部队追击敌人中，英勇地牺牲了，全团为之震惊。这一战斗结束不久，十三团便离开了路西。我们在路西的一年，是经常处于战斗状态的一年。     那年秋初起，我得了疟疾，身上老带着奎宁丸，时好时犯，总是不断根，趁战斗间隙住进了团卫生队。住队不到一周，部队又要打仗，又把我搞回电台工作，病也未治成，一直到回五旅司令部后才医好。     在路西的冬天，一穿上棉衣棉裤，睡觉时很少脱下，身上的虱子多得可怕。1942年1月，十三团奉调回五旅，一开到路东，第一天宿营，团参谋长向部队讲话后，又来了一句似开玩笑的话：今天晚上大家可以脱了裤子睡觉。大家轻松地笑了。     我们电台在这一年艰苦战斗中，较好地完成了作战指挥通信联络任务。这首先是团首长对电台的重视。不管是行军、打仗还是宿营，总有部队保护电台；报务工作者外出开会或办事，总要派几个战士警卫着；每到一地宿营，总是先安好电台房，好让我们争取时间工作。我们电台全体同志，团结一心，把保护电台的安全放在首位。在行军前、在转移时，大家部是先整理好电台及其用品。在行军中，不管是摇机员、通讯员或是报务工作者，总是自动地抢着帮助运输员挑一程，让运输员稍有休息：遇到紧急情况时，把自己的东西扔掉，抢救电台。何军同志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在紧急情况下尤为突出，给我印象很深。     五、参加师部三科办的学习班     1942年5月，师部三科抓住战斗间隙，办了一期通信技术学习班。学员都是在电台工作过一定时间的报务工作者和机务工作者，一共20多人，我也是其中一员。现在能记得起的同学有聂鑫(他自己要求参加的，记得学习班快结束前，一听到有敌情，他就先返回工作岗位)、郑敏、龙安、赵国栋、王赞礼、杜吉安、孙平(孙建文)、林枫等。编成两个班，聂是一班班长，我是二班班长。教导员有鞠文奎、周××(名字记不清了，是从敌占区来的知识分子)。         教室和宿舍，是学员们到达后，自己动手建造的一间大草屋。靠近三科。     学习内容：鞠教员主讲《无线电基础教程》这本书，周教员讲点无线电话方面的知识。这两门课都没有书或教材，完全靠记笔记。在学习书本知识中，也进行过为数不多的几次实验、实习，如测试、组装收发报机等等。在业务学习外，也要按课程表规定学习政治理论课，是由一位姓黄的政治教员讲授。大家对学习是积极的。每次考试成绩都公布在教室墙上，成绩都不错。每个学员在实际工作中或多或少遇到一些问题，讨论起来发言积极，情绪活跃。大家对学习都有强烈愿望和紧迫感，王赞礼就这样说过：只要周教员肯教我，给他牵马我都愿意。     黄大队长和郭季田主任对学习班很关心，经常了解学习班的情况，遇有什么问题，及时帮助解决。秋末，形势发生变化，学习班就结束了。整个学习时间约半年左右，对于我们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     六、在路西野战司令部电台     1942年冬，我被调任路西野战司令部电台队长，报务主任张惠仁。野司是15瓦的电台，工作是顺利的。     这里说一件小事。张惠仁和我都吸烟，每工作到深夜，真想吸口烟，提提神，可是有的时候，钱花光了，摸破口袋也找不到一支烟。一天，张向我出主意说：师长(罗炳辉)可能有烟，你写个报告试试看，报告送去后不久，师长的秘书便送来四包烟，还在送去的报告上写了几句话，说他烟也不多，是地方送来的一点，以后有烟时再给点。又写着：他因经常缺烟，曾经戒过几次都没戒彻底，还是想戒了为好，等等。过了几天，师长到电台来，又带了四包烟给我们。并问我们每个月的技术津贴有多少?我们告诉他：都是5元。又问：是淮南票(我们抗日政府出的)  还是法币(国民党政府出的)。我们答：是法币。师长说：那就不算什么了?(意思是法币贬值了，买不了多少东西)。我们说：反正很快就要发津贴费了，又可接济一下，谢谢师长啦。罗师长便笑嘻嘻地走了。     1943年3月，野司在路西的任务告成，回到了路东师部，而我被调到所在路西的六旅电台任副区队长。     七、在六旅电台     六旅旅长兼政委谭希林，参谋长朱绍清，政治部主任邓少东。司令部驻在邓家圩子(藕塘镇东南不远的地方)、电台驻在长塘刘，离司令部约半里路。     电台区队长王殿春、报务主任王学超(我到后不久调师部)、报务员杨克(后调路西新民主报社新闻台工作。新闻台在报务人员方面归六旅电台管)、王绍义、张继盛、朱华山、陈德山、周振民、凌云等(其中以后也有调走的)。各团电台队长有邱詠裳、郑敏等。机务员徐小弟在我去前，已调师部后返延安，再没见过。司令部是15瓦的电台。     区队长王殿春在我到后不久，因病请假休养，病愈后调师部整风队学习，一直未回六旅，工作由我代理。     1943年秋，谭希林旅长和十六团调往七师的时候，司、政机关撤销，邓少东主任调任五旅政治部主任。司令部电台合并到五旅，我被调任五旅电台区队长。     八、在五旅电台     1943年秋，五旅调来路西时，二师谭震林政委也到了路西。五旅在路西实行地方、军队统一领导。旅政委赵启明兼任路西地委书记(地委副书记黄岩)，旅长成钧兼任地方部队(包括原六旅部队)领导，五旅司令部是指挥路西所有部队的指挥机关。     五旅一到路西邓家圩子，原五旅电台负责人聂鑫，(?)即调回师部。我接任区队长后，便向参谋长张元寿汇报了派给谭旅长电台的问题。一天，谭旅长把我找去，说他到七师去，路经敌占区，可能遇上敌人要打仗，派给的电台是如何安排的。我说：根据师部三科指示精神，电台是(六旅)原司令部一直用的那一部，队长是郑敏(原十六团电台队长，谭对他较熟悉，关系颇好，考虑到这点派给他的)、报务员贡济坤。其他人员拟要郑敏队长提出意见后定下。谭表示满意。     五旅各团电台队长有龙安、赵国栋、王学超，机务员王赞礼，报务员有张继盛、朱华山、张俊、顾恤民，陈明、凌云等。吕广杰任五旅电台报务主任。除个别的调走外，余在一起工作到抗战胜利以后。邱詠裳队长一直在十八团工作，五旅离开路西时他仍留在路西工作。     旅部用的是15瓦电台，十三、十四、十五团用的都是5瓦电台。旅还有流动台一部，以备急需。器材供应，是由供给部门通过关系从敌占区购来。需用量较大的一是干电池，二是真空管。真空管没发生过什么问题，有时供不应求是干电池，往往要把用过的电池打洞灌上盐水再用。     五旅到路西不久，司、政机关在邓家圩子附近空地上，自己动手建造了一些简陋的草屋和一间简陋的大礼堂。我们电台的房子也是自己造的。既是工作间，也是宿舍。     1944年春起，路西地区党、政、军各级组织，抽调一些干部在五旅机关附近各村子里进行整风学习。电台上的机报人员也抽调一些同志到了整风队。留在司、政机关坚持工作的干部，也编成小组，按规定时间学习。电台和机要室的同志，合编为一个小组。开学那天，都集合到那所简陋的大礼堂，听师部谭政委作动员报告。以后在这里还开过多次大会。     同年秋，日军虽已是强弩之末，仍作垂死挣扎。他们在蚌埠、滁州、合肥等地集中兵力分数路向我路西地区进行一次所谓“扫荡”。我军获此情报后，马上将整风队学习结束，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战斗准备。我们电台按照司令部指示精神，即刻把派到各团的电台派下去，把要隐藏的物资、牲口等派人去办好，随部队行动的电台和必备器材都分派专人，用特别的背篓等轮流背着行军。这次斗争很艰苦，不仅有时吃不上饭，行军中要避开道路去爬山涉水。夜间行军，后一个人要瞪着眼睛盯着前面人脖子上的白毛巾前进。遇到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有的用绑带牵着走。有人滑倒，立即拉起赶上，一掉队就难办……。就在这样的千难万险中，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在粉碎敌人“扫荡”刚结束的这天晚上，我和各团电台联络完后，即呼叫师部电台(系指师部谭政委在路西的电台。下同)，没有听到出来。又转听军部电台时，听到军部电台用特急电报密号呼叫我军在路西的所有电台，我一回答，对方就听到了。电报抄好后，我一给对方“OK”，对方又出来连拍几个“TKs”而后“GB”。可见对方的高兴劲。电报送译后不久，机要室即来人告诉我们：马上有特急电报发给十三、十四、十五、十八各团和师部，要他们都在机上等着。收到的军电还未译完，发各电台的电报正在拟稿，首长要我先来预告。我立即和各团台沟通联络，特急报送来后，很快发了出去，四个团在同一时间全部“OK”给收据。我们正在发报时，旅长、政委、参谋长都先后来到电台，看着我们发报。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我们意识这份电报是何等的重要。但是师部电台怎么也叫不出来，我们请示首长怎么办。首长说：中午休息时发吧，马上拆线出发。我们一到集合地点，部队便开始行动，我们便随后前进。出发时，天是黑漆漆的。走了一会，东方才渐渐露出鱼肚白，大家又是一个通宵未睡。     我们到达目的地…占(站?)鸡岗，已经天黑多时。(两头黑，走了一天，究竟有多少路，也没弄清）。到后，我们才知道要在这里打一大仗。各团在接到电报后，经过一天的急行军，都先后到达这一带，并紧张地作好战斗准备。旅首长和机关各部门都在紧张地忙碌着。黎明前，战斗发起，枪炮声响彻云霄，仗越打越激烈。中午时候，师谭政委来到了战地。日落西山前，战斗就胜利结束了。这次战斗，全歼“顽军”一个师部，两个团一个营。俘虏中有一个团长叫谢锐，他负伤了，睡在担架上。在缴获的文件中，有蒋介石给他的委任令。缴获全部武器和一部电台。战后，我们才知道，顽军是乘日军刚刚“扫荡”过后之机，在我军还未喘息之际，企图吃掉我军驻在占鸡岗附近的一个团。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军会如此神速地布下了天罗地网，真是“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首长夸奖电台为这次战役立了功，奖给电台10只鸡。军部无线电总队黄荣副总队长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对这一胜利表示祝贺，并说军部发那一电报时，赖参谋长坐在电台上看着发出的。欢庆1945年元旦，春节期间，部队以这一胜利为题材编成京剧等在舞台上演出。     1945年6月上旬，二师在路西大赵村召开了一次通讯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顽军大举进犯我路西根据地、我军进行反击战胜利后召开的。这次参战部队有二师和三师七旅。参加前指指挥的有军首长、二师首长、七旅彭旅长。二师三科领导罗应钦、郭季田两同志在路西前指电台，看到二师部队电台报、机人员大多数在路西，又是一个战斗间隙，所以抓住这一时机召开一次通讯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明确今后工作任务，争取抗日战争彻底胜利，更好地执行通规通纪，确实很好(其它情况，  “选编”第二辑已提到，我无新的补充)。     8月，五旅司、政机关驻在路西岗望(王?)村，一天，我正在我们电台开的菜地里施肥，龙安从司令部回来，一路快跑，一路大喊：郭队长，不要种菜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我问他消息来源，他说是刚从师部(前指)大赵村打来电话通告的，司令部很快就有行动命令来……。我们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马上进行行动准备。当天夜晚，五旅即往北开到蚌埠西南地区，据传是准备和三师共同收复蚌埠城，后因情况变化没有打蚌埠，只收复了蚌埠外围几个据点。五旅部队后往路东开，收复了六合城。稍稍休整后，部队就一直往北开到山东。                                                           1988年元月3日于武汉 注:本文摘自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