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燕郊对诗痴迷了一生，却从来不是一个只知诗而不顾其余的书呆子，他的爱好实在是太多了，爱书，爱音乐，爱美术，爱电影……如他所说，他对一切美的东西都很痴迷。

　　彭燕郊小传

　　彭燕郊，原名陈德矩，福建莆田人，1920年生。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为“七月诗派”重要作者之一。1940年从部队转移到大后方，在桂林、重庆等地从事文学活动，参加民主运动。1946年在桂林遭蒋政权逮捕，关押将近1年后遇“特赦”获释。1949年潜赴香港转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加入新成立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中国作家协会”)，文代会后在《光明日报》编“文学”等副刊。1950年6月起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任教。1955年因胡风案受牵连被捕，获释后在街道工厂参加劳动。1979年3月起在湘潭大学任教授，同年10月获平反，1987年退休。出版有诗集《春天——大地的诱惑》、《妈妈，我和我唱的歌》、《战斗的江南季节》、《第一次爱》、《彭燕郊诗选》、《混沌初开》、《夜行》、《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彭燕郊卷》，另著有散文集《浪子》和诗论集《和亮亮谈诗》等。

　　和通常理解中的诗人气质有些不同，彭燕郊讲话的时候从来都是平静而舒缓，从来没有慷慨激昂或者低沉阴郁。在他狭窄而充实的书房里，这位老人习惯用这种波澜不惊的语调，将自己往事娓娓道来。

　　据我所知，彭燕郊一生中值得说的事情其实太多了，比如他和胡风之间的交往，他和最好的朋友聂绀弩的这么多年的故事，他和学者钟敬文的友谊，他在狱中的生活，等等，但是他说起这些人物和那些往事时，总让我感觉他在轻描淡写地描述。他既不想借着名声更大的文人来抬高自己，也不愿对着不堪回首的岁月发牢骚。

　　事实上，彭燕郊对诗痴迷了一生，却从来不是一个只知诗而不顾其余的书呆子，他的爱好实在是太多了，爱书，爱音乐，爱美术，爱电影……他说自己和卖DVD的小贩的交往时，忍不住笑了，笑的样子一点不像个年已八十六的老人，像个大孩子。

　　早年生涯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彭燕郊自小喜欢文学，受鲁迅的影响尤著。由于家庭环境的变化，1938年他参加了新四军，看似以一介书生的身份投入到抗战中去，却更是开始了自己从事诗歌创作的道路。在皖南山区，正在养病的彭燕郊与诗人辛劳朝夕共处，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不小的影响。

　　南方都市报：鲁迅的作品对早年的你影响比较大？

　　彭燕郊：对。《野草》我一看到“题记”，哎呀，不得了，“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一下子把我抓住了。当时的文学刊物，我订了《现代》和《文学》，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就是发在《现代》上面的。有个时期现代派很活跃，我读高小和初中的时候看他们的东西比较多，后来主要读左翼作家的。

　　南方都市报：你能读到那么多东西，家庭环境应该是很不错的。

　　彭燕郊：是的。后来做生意破产了。以前我们家在地方上还是可以的，很大一个家族，很有钱，做生意，还不是普通的小生意，后来因为做小麦生意惨败，就破产了。家里卖了很多田，如果多卖点田，土改时就不会划作地主。很有意思的。我的家庭越来越困难，我母亲生了11个孩子，死掉两个，最后生活很艰苦。我基本是从12岁就离开家了。很有趣的是，我一直被认为是调皮的学生，初中就读了四个学校，搞来搞去，我的最高学历是初中二年级。1938年，抗战第二年，新四军成立了，我就参了军，在福建参的军。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样参加新四军的？

　　彭燕郊：我参加的是闽粤赣边区红军改编的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二师)，在闽西龙岩离县城80里的白土，是个老根据地。我们四个同学一起去参军，接待我们的是谢育才，广东人都知道他，解放后是汕头市长，三反五反时受了处分，“拨乱反正”之后才给他平反，是个书生，人蛮好的。后来和我们谈话的是张鼎丞，建国后第一任最高检察院院长。当时的一些领袖都是真正的革命者。

　　南方都市报：你是在参军这一时期开始写诗的吗？

　　彭燕郊：原来在学校里头也写诗，不过是写着好玩的，很唯美，我很少写口号标语式的诗，大概是受杂志上的好诗的影响，后来艾青、田间出来了，很现代，我很喜欢。到部队之后我也坚持写，像写日记一样。开始行军，从闽西到皖南，每天大概50里，到一个宿营地就做宣传工作，唱歌、写标语，然后就写我的诗。

　　“皖南事变”以前，我住院住了很久，是肺病。我住院的时候跟辛劳在一起，辛劳是个文学迷，他在东北沦陷后流亡到了北平，跟一些文学青年在一起，杨沫、白杨他们，他到上海后发过一些作品。他写诗很有古典味，写诗的追求和我不同，文学上非常执着，有献身精神，跟现在年轻人不同——现在的人是玩文学、玩诗，他不是。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的氛围也好。

　　在养病的时候，我写了不少诗，也读了很多书，把《鲁迅全集》都读完了。后方医院有很多伤兵，都是老红军，我也交了好几个朋友，他们给我讲战斗故事，红军时代的故事。我参军以后写了一首《山国》，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启发。他们很艰苦的，没有盐吃，把洗脸水泼到土墙上，墙上渗出一层白色的东西，就是盐，刮下来吃。

　　南方都市报：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发表诗是在什么时候？

　　彭燕郊：1938年6月份，在新四军《抗敌报》第一期上发过一首民歌体的诗，叫《春耕山歌》。是油印的，现在找不到了。

　　结缘“七月”在彭燕郊的创作历程中，胡风是个无论如何都避不开的名字。1939年，彭燕郊在《七月》上第一次发表作品，从此成为“七月派”中的重要诗人。胡风很反感诗人的圈子化，他对彭燕郊说，你不要卷到这个圈子里来。在彭燕郊的创作生涯中，他与其他“七月派”诗人的来往很少。

　　南方都市报：你一直被认为是“七月派”很有代表性的诗人，那你是什么时候在《七月》上发表诗歌的？

　　彭燕郊：1939年9月份。我在一篇回忆胡风先生的文章里提到过的，我看当时的杂志，刚开始是《文艺阵地》，还有后来出的几个小刊物，再后来就是《七月》，还有《战地》，是丁玲他们编的，那些杂志我都不太喜欢，我最喜欢《七月》的风格，觉得是真正传承了鲁迅的思想和风格。《七月》不发那种应酬性的文章。胡风说过，不要把《七月》办成文艺客厅，所以他得罪了很多人。1938年7月左右，我行军到浙江和安徽交界的地方，就给《七月》投稿了，那时《七月》还在武汉出版。我的诗大概三十行左右吧，题目叫做《不眠的夜里》，这诗现在找不到了。胡风马上就回信了，说你这首诗我准备用。他说我的诗“清新流丽，流水似的呵成一气”，这几句话我一直记得。到1939年，我又投稿，发表后影响比较大，当时写诗的人还是比较少，你一发表全国就注意了。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离开新四军的？

　　彭燕郊：1940年5、6月份，蒋介石已经包围了新四军，部队要转移一部分人。我当时属于老弱病残，政治部的秘书长黄诚，“一二九”运动时很有名的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他对我说，你到金华去吧。当时邵荃麟在金华，他的住处可以说是新四军办事处。聂绀弩和辛劳已经先到那里了，我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想办法到了桂林、重庆。邵荃麟一直关心帮助我。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桂林，我太太家在桂林。“反饥饿反内战”的时候我被捕了，被关了一年，到李宗仁担任代总统的时候，大赦政治犯，才给放出来。

　　南方都市报：抓你是什么原因啊？

　　彭燕郊：当时他们非常注意我啊。我在《广西日报》编副刊，特务天天看我的副刊，每期都有骂国民党的文章，他们就在文章下面划红杠杠。“六二”全国大游行，桂林也游行了，他们开始大逮捕了，我当然在劫难逃。

　　南方都市报：那时你有没有见过胡风？

　　彭燕郊：“皖南事变”之后，进步文化界为了抗议，茅盾、胡风一大批人，大概有二三十人吧，从重庆跑到香港去了，给国民党很大的压力。后来香港沦陷，周恩来指示东江纵队营救他们脱险，胡风就到桂林来了。我是在桂林见到胡风的。

　　胡风一到桂林，和柳亚子他们一起被安排住在桂林一个大旅馆里头，周恩来有个指示，要善待香港回来的文化人。这么多人回来，总要给他们地方住。地下党的左洪涛、胡希明被指定接待，安排得很好。我当时在《力报》，绀弩是副刊的编辑，我是他的助手，当时二十一二岁吧。1940年大概是5、6月，胡风一到桂林就通知绀弩和我去见他。当时胡风他们都不愿意回重庆去，离开重庆的时候等于是和蒋介石抓破脸了，他们都愿意在桂林停下来。文化人从香港脱险回来直接回重庆的，我记得只有一个金山，很有名的演员。

　　南方都市报：你对胡风的第一印象如何？

　　彭燕郊：胡风是个很朴素的人，对人很诚恳，没有一般文化人的浮躁。他在桂林住下来，不能长期在旅馆里住，租房子住。桂林七星岩底下有茶座，很简陋的，几把椅子，在大树底下喝茶，我们常去。我告诉他桂林文艺界的一些情况，毕竟我到桂林一年了。我有篇写胡风在桂林的文章，是《回忆胡风先生》里的一篇，这组文章写了一万多字，还准备写下去。

　　监狱生活尽管彭燕郊自认不是一个对政治很有兴趣的人，但身处抗战以及解放战争的火热环境，他也不可避免地投身其中，无论是创作诗歌作品还是从事报纸副刊编辑，他都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无情的抗拒与抨击，为此，1946年，他有了第一次监狱生活。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在监狱里还写诗？

　　彭燕郊：在监狱里写诗那就有味了。我在监狱里写诗写了好多，没有纸，用一张张小纸条，写的字跟芝麻一样大，写完了，传不出去，但国民党的狱卒可以用钱收买的，就让他带给我太太，她交给我的朋友，有的拿到报纸上发表了。国民党时代很奇怪的，我坐牢还能发表诗，有一首诗还假装是翻译作品。这些纸条还保存着，不全了，密密麻麻的，将来我要按原大印到书上去，很有意思的。

　　南方都市报：坐牢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很悲观？

　　彭燕郊：当时也觉得遥遥无期，因为是政治犯，随时可以杀你，也可以无限期地关下去。被捕的那一批人，只有我一个还有另一个党员在那里给大家做工作，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说不要灰心，国民党垮台是必然的，我们的命运要看他们垮台前来不来得及杀我们。他们给我的罪名是“共匪嫌疑犯”。关到最后，李宗仁上台，就把政治犯全部放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一个警觉，再不能被逮捕，否则的话就只有被害一条路了，所以就想办法跑。要跑也很容易，到处乱糟糟的。后来觉得非走不可了，就偷偷离开。那时去香港不要什么手续，我只挂着一个我太太念书的那个学校的校徽，坐船到广州，再到香港。这中间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要看时机，也要筹钱，还要避开特务的注意。

　　转战南北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是彭燕郊人生经历的又一次转折，他也就此留在了北京《光明日报》编副刊。这一时期，尽管他已经意识到“我所理解的文艺不是当时所需要的文艺”，但真正促使他离开北京最终定居湖南的原因，却有点令人想不到：他爱唱片，爱买书，这样下去会成为一个大玩家。1951年，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彭燕郊到湖南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

　　南方都市报：到香港主要是做什么呢？

　　彭燕郊：起先邵荃麟要我编《文汇报》的副刊。《文汇报》刚创刊，党的经济能力有限，只有个华润行在搞贸易，已经有个《华商报》，《文汇报》才创办，每个月亏几万港币。香港人不看正规的报纸，他们要看马经这些东西。我正要去《文汇报》上班，荃麟又通知我北平要开文代会了，要我作为文代会的代表去参加。

　　南方都市报：参加文代会有什么感觉？

　　彭燕郊：第一届文代会有好几百人参加，确实有改朝换代的感觉。当时我就想，我们再像原来那样搞下去恐怕不行了，中国文学艺术开始全面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格局，新的走向。

　　毛泽东到会上来讲了几句话，不到一分钟，他说：“你们是群众需要的，因此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你们”是广泛意义上的，党外的文艺家也包括在内。台下坐的不少是部队文艺工作者。

　　我跟徐迟、戴望舒坐在一起。徐迟的政治热情很高，他说正在学习马列经典。我有个纪念册，就要望舒给我题字，他题了：“我们必须抛弃过去的爱好，努力学习新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想了一下，又拿回去加了一句话：“自勉词，与燕郊同志共勉。”南方都市报：开完文代会之后你就留在北京了吗？

　　彭燕郊：参加文代会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党内的，由党分配工作，一种就是我们这类党外的。我们南方二团由冯乃超负责分配工作。他跟我说，你到叶剑英同志那里去吧，准备接收广州。当时广州还没解放，我不怎么想去，北京蛮叫人留恋的，有这么多老唱片可买，有这么多书店，而且我也不愿意去搞政治，我不是那块料。当时《光明日报》的巴波也找我去。巴波的太太跟章伯钧大概有点亲戚关系，章是《光明日报》的社长，所以我就这样去了《光明日报》。林榆跟叶剑英去了，后来他是广东省歌舞团团长。如果要干政治，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我这个人不愿和政治有太密切的关系。

　　留在北京以后，我觉得呆久了也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成为一个大玩家。我买的书和唱片已经没有地方放了，这个毛病到现在也没有改。买书总要有地方放吧，这么多书怎么办呢？后来湖南大学要我过来，我就来了。当时李达是湖大的校长，他和杨荣国、谭丕模联名写信要我来，他们说湖大的中文系要办成鲁艺那样，你来可以带学生下乡下厂，可以写作。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我还是想创作，在北京玩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就来了。

　　不幸遭遇全国上下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胡风，作为“七月派”的重要诗人，他如何可以幸免？对于后来的不幸遭遇，彭燕郊其实早已预料到了。在关押中，他竟然还能在脑子里“写作”，出狱后再默写出来，到今天被认为是“潜在写作”的典范而为人所称道。

　　南方都市报：你到湖南大学的时候处境如何？

　　彭燕郊：刚到湖大那两年，我算是个积极分子，两次带队参加土改，思想改造运动我参加了宣传方面的工作。1955年山雨欲来风满楼，报上已经在批胡风，胡风也做了检讨，广播一天到晚都在喊。老学者、我很敬仰的杨树达先生是毛泽东每次到长沙来都要见面的。

　　湖大的教师宿舍区在至善村，我住的那排房住了五六家人，杨老是独门独院的。他每天下午散步，有时到我那里坐一下，大概他看我还比较喜欢书，跟我讲话比较放心，我也经常向他请教。他就问我，你跟胡风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说学校里(的人)都晓得的，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胡风给过我帮助，后来胡风搞那个三十万言书，我没有参加，他办的《希望》杂志我也没发表作品，后来的情况我不太熟悉。解放后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他的一首长诗《安魂曲》，到湖南我还选了他的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诗做写作教材。杨老讲，没有事就好，如果有事的话，他们怎么说，你千万不要跟他们争。老人非常好的，他自己吃过亏。其实他们怎么讲，我也不会去争，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南方都市报：但是不久你还是被抓起来了？

　　彭燕郊：我后来被捕的时候很好玩。1955年6月25日晚上12点半，隔壁邻居来敲门，叫“老彭老彭”，我就晓得，来了。进来三个公安，我第一个反应是四个字：你们错了。他们出示逮捕证搜查证，将凡是纸上有字的东西抄走了两大麻袋。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他们问我：怎么样，睡得还可以吗？我说，我醒得很好。

　　南方都市报：被逮捕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没说什么话吗？

　　彭燕郊：没有，我不说话，我一句话也没说，就坐在一边看着，因为我心里早已有数了；而且我从小参加新四军，知道中央苏区党内斗争的一些事情。后来北京来了一个人审问我，他讲了一句话：你怎么在敌人面前一下子就屈服了，在我们面前一句话也不肯吐露？我心里想：你这句话错了。很可能这种话他们说惯了，他不会想到有些人被国民党捕了之后在牢里进行多么艰苦的斗争，照这样，一个革命者就不能被捕，被捕了一辈子洗不清，你再坚强也会被胡乱怀疑。到了“文革”，果然是这样。

　　南方都市报：那被捕后把你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彭燕郊：关了四五个地方。这是有规矩的，政治犯像我们这种情况，一般是三个月换一个地方，也看不出是什么机关，很多地方是保密的。(彭)柏山的女儿上次来拍纪录片，要跟我一起去找关过我的地方，我说不找算了，没有意思。但是现在有一股风，要保存过去官员的公馆，恐怕关我的一两个地方还在受保存之列。

　　南方都市报：后来审问的时候想给你定的是什么罪名？

　　彭燕郊：他们也知道文艺问题没有什么好问的。只是“一定要查出胡风集团的政治背景”。什么国民党特务啊，共产党叛徒啊，反动军官啊，托洛茨基分子啊，五种人哪一种都要我一一承认。但是1955年那一次比“文革”要好一点，很“文明”，真的照我说的到处去调查了，不像文革是“群众专政”，一顿乱来。

　　南方都市报：你在牢里还写诗？

　　彭燕郊：不敢写下来，就在脑子里写。出来后把它们录下来了。

　　南方都市报：隔了那么久还能记住吗？

　　彭燕郊：能记住，我的记忆力很好。那个时候没有别的事情做，而且写得还是不多，所以都可以默写下来。这些诗和后来“文革”中写的诗，我编成了一本诗集《野史无文》，陈思和编进了一套书，叫做“潜在写作”丛书，这本书现在可能不一定能出了。出版社的人说可以出，年底要出来，但愿真的能印出来，历史记录嘛，跟讲故事一样。

　　南方都市报：关押时，有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罪名？

　　彭燕郊：处理我的时候，由省政法委和省公安厅的领导跟我谈话，那时候风向已经变了，那是1957年秋天，谈话时态度不同了，很客气，喊我“同志”了。说你的事，开始的时候你有错我们也有错，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你暂时回去，以家属的身份住在你爱人那里，将来我们还会按照你的特长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太太在花鼓剧院，也被当另类看待。过了好几年我才听说，本来想安排我在花鼓剧院当编剧，但是没有多久，“反右”斗争又来了。我一看报纸就晓得没戏了。艾青他们都被抛出来，一个个打倒了。花鼓剧院想要我下农村，我说省里面是要我等待分配工作的，他们去问，省里回话：这个人，我们不要他下农村。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回过头来想，幸亏我当时不要求安排工作，如果我在什么单位，到“文化大革命”打都把我打死了。

　　南方都市报：说起来，1955年也好，“文革”也好，都是因为“胡风分子”这个问题，那么“四人帮”粉碎之后这群朋友有没有见过面？

　　彭燕郊：个别朋友有来往。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所谓的胡风分子是根本不存在的？

　　彭燕郊：当然了，当然。很多人是被牵连进来的，我比较熟的人都被算作“七月派”。还有些政治性很强的人物，他自己也不承认是(七月派)，但人家还是把他算作“七月派”，有些还被认为是“七月派”代表性的人物，实际上他的思想和胡风根本不同。政治和文学是两个关系，所以我不愿去搞这些，很无聊。

　　诗歌人生诗是彭燕郊人生的起点，也是他一生的最爱。平反之后，他写了不少作品，创作出了两万多字的长诗《混沌初开》，其创作力之旺盛，在同龄诗人中实属罕见。至今已过耄耋之年，仍“执迷不悔”。在某种程度上，诗是他的生命所在，也是他的价值所在。

　　南方都市报：你在创作生涯当中，有没有感觉哪一阶段在创作量上更高一些？有没有起伏？

　　彭燕郊：其实要讲起来，我每个时期一直在写。我有写不完的诗要写。这一年我虽然忙于编我的诗文集，还是写了一二十首。我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东西，我也不想别的事情。十八九岁的时候那不同，写得快写得多，也写过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现在写得谨慎些了。

　　南方都市报：80年代你和北岛他们有过交往？

　　彭燕郊：对。北岛本来不认识，那时候我编一个译诗丛书，北岛有一部《北欧现代诗选》，后来收到《诗苑译林》里了。当时别人都不想出，我说怎么不能出呢？就这样跟北岛认识了。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们这些年轻诗人大概也晓得，我的观点跟他们比较接近，也从来不反对“朦胧诗”。他们知道我跟艾青不一样，他们对艾青是有一点反感的。

　　有的人不知怎么的就被炒成一个大诗人了，其实往往还很幼稚，当然有特色，但抬过头了就不好。不过也没关系，这些也是正常的，搞搞也就过去了。有些人就是玩诗，就跟泡吧泡妞一样，他们是泡诗。

　　南方都市报：你一生都在写诗，在你看来，诗歌真正可贵的品质表现在哪里？

　　彭燕郊：诗最可贵的品质是思考，真诚的感受，真诚的思考，要有内容，不能是空的。最近读一些香港大学生的诗，非常感动，写得有感受有内容。台湾新一代有些诗，看了后我很惭愧，真的有点后生可畏的感觉。中国新诗走过这么多年，应该有能力写出大气些的作品了。

　　南方都市报：一般的诗人，年轻时写得多一点，到一定年龄就要写旧诗，很多新诗人觉得旧体诗是个归宿，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彭燕郊：绀弩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旧体诗适合于表达某一种情绪情感。很新的东西用旧诗没有办法表达，现代生活装不进那个东西。怀旧的东西，感伤的东西，感慨的东西，有一点点风致的东西，还是可以的，有一点讽刺，也还可以。但真正要写很大气的感受，它就不行了。所谓新诗就是现代主义的，中国新诗开始的时候，世界诗歌已经到了现代主义时代，已经不是浪漫主义时代了。我觉得这一点鲁迅先生确实是伟大，他为勃洛克《十二个》写的后记，可以看成是对现代主义的最完美的解释。现代主义不是唯美主义，没有什么贵族的现代主义。

　　兴趣广泛彭燕郊居住在湖南省博物馆的宿舍区里，这是他夫人单位的房子。很难想象，一位86岁的老人，竟然会和卖DVD的小贩都很熟悉。他仍然不停地买书，读书，听唱片，写诗，写文章。他说：“只要是美的东西，我都喜欢。”南方都市报：你有个提法，说要写“不像诗的诗”，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彭燕郊：形式上不像、或者有些人认为这样的感情思考不应该是诗的诗。波德莱尔的一些东西，当时让很多人大吃一惊：这些东西怎么能写到诗里面？现在大概都习惯了。这实际上是开拓诗的疆域，把过去人们认为不能入诗的东西用诗来表现。其实很多经典之作，都很大胆的，现在我们看来是古典的，当时却是先锋的，因为并不是重复过去的。以前没有的，很多人就觉得怪。但是还是有一条界限：无聊、空虚的东西不是诗。诗是很崇高的东西。最近我们学校有一个诗社找我，我给他们写了一篇《诗德》，医生有医德，演员有戏德，教师有师德，写诗的应该有诗德。写诗当然不是一个行业，但是也应该有诗德，什么德呢？就是不要拿诗开玩笑，不能讲假话，必须讲真话。

　　南方都市报：你在抗战期间和80年代都在写诗，应该说这两个阶段都是中国现代诗比较兴盛的时期。你有没有感觉现在诗歌有边缘化的趋势？

　　彭燕郊：不，新诗一点都没有萎缩，现在写诗的人很多了，民间诗刊很多。诗是很迷人的东西。青年诗人们节衣缩食办诗刊，我那个书架上就都是。他们生存条件很差，辛苦写出来不能公开发行。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现在还一直爱买唱片？

　　彭燕郊：哎哟，真是不得了。唱片，录音带，后来是录像带，现在是VCD、DVD，一大堆。兴趣太广泛。绘画，我喜欢，电影我也很喜欢。对美的东西我都痴迷，可以说是一种怪癖，总觉得对我写诗有帮助。我写诗，从诗里学到的比从诗外学到的还要少一些，在文学领域，从小说里学到的就比从诗里学到的更多，好的小说里头诗质是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