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一小山洞，洞前有机枪弹壳甚多，知为友军早上打新四军时所用。其实项及袁国平先生均称，此路曲折而险，如友军在此等山坳处对我施以袭击，且坚守不退，则确乎难于通过的。我们最初都骑马上山，后来路转险陡，遂徒步爬山，马都跟着走，骡马都气急喘喘，累得要死。路过一处断崖，我们都累了，就驻足休息一下。将行，叶军长忽然大发风雅，站定在山野旁边叫我道：“俊瑞，我有两句诗，你接下去和成一首，好不好?”我想叶军长在此又饿又累的时候，还有如此雅兴，而其实，我当时的兴致也并不坏，就应他说道：“好，不知我接得上否?”他就念出他的两句诗来：

    “雾里美人云里山，临崖立马君试看。”

    真是不仅风雅，而且有些风流呢。老叶对其夫人之爱和惦念，我是深深知道的。我想了一下，便转换口气念道：

    “层峰直上三千丈，出押蛟龙插翅飞。”

    这仅表示我当时的希望而已。我们吟的虽是歪诗，但回想当时的情景来，真是怪有味道。

    再过了几个山头，快到丕岭顶上时，即听得那边山下有枪声。等到爬到山顶，则山下不仅有步枪声，且有几阵机关枪声。于是知道战斗尚未结束，大部队尚无希望过去。在山顶休息片刻，山下枪声稍疏，乃朝着枪声起处，走下山去。此时，我们事实上已经上了战场。我和任光先生等都是未习惯于战场生活者，那时心境确有些两样。但此种感觉亦异常新鲜，同时预想此种情形亦大约不会继续好久，不久即能平静。

    沿路就看见几个新四军的负伤战士，躺在路旁，工作人员在为他们敷药，且有担架等着。有两位受伤颇重，口中喊痛喊妈不止，我们见了心里非常难过，但亦只有把他们留在后面，此外别无办法。因新四军的医院早已撤销，医务人员差不多全已调离皖南。当时我们都说，假如此时沈其震处长在此，其心中不知要苦痛到如何也(沈处长对伤病兵员之爱护，无微不至，是全军皆知的)。

我们下山时，步履都极慢，因恐两旁有友军埋伏，事前总先派人员上前侦察，然后前进。走了1个多钟头，就到山谷内(皖南人称为坑)。坑内有三四户人家，我们因为肚子饿得不得了，就走上一户人家，给了些钱，叫他们烧些东西给我们吃。谁知村里人回答，他们的米早已给友军拿光，他们的一个病孩子，今天还睡在床上叫吃没吃呢。不单这样，他们的衣、被也已被拿光，那位家长出来见我们时，身上还穿着他女人的一件夹衫。我们无奈，就将各人所背米袋(行军时，多数背一长形的米袋)中的米，拿出一部分米，借他们的锅子，烧些稀饭来喝。我的卫士在茂林街上替我买了一包花生，也全拿出来，大家吃了。吃了之后，精神大为振作。而其时步枪声、机枪声又来得密了。而且到傍晚时，还听得很近的炮声。

星潭遇阻——第一次折回

    叶军长在当天下午，带了几个卫士，亲自到火线上去视察。他回来时讲，坑口一部分仍为友军占住，坑口前面就是星潭村。据侦察员报告，友军第四十师(从苏南开来的)在该村筑有碉堡，其中有两个辅助碉堡，新四军已经占领，其主要的一座仍在友军手中。现友军封锁坑口，火网猛而密，所以完全不能前进。当时某参谋即建议，翻过裘岭或另一山岭，或能冲出重围。盖当时新四军一团和三团正在星潭一带和友军激战也。

    将晚，叶军长即召集一军事会议，项、袁、周等均出席，对当前局势及眼前处境作慎重的检讨。会议历6小时始散，决定不向前进，而自该坑撤退，再翻丕岭回到原路。当夜即仓促出发，检查人马时，见已有小部分迷路散失者。黄源先生率领之印刷厂职工，其时即四处寻找不见，盖因黄昏天黑，失却联络所致。直到第2天下午，我们已到丕岭另一山脚之坑内时，才发现他们蓬头垢面的来到。盖他们已伏在山上榛莽中饿了一天一晚矣。

    当天晚上重翻丕岭之时，实已非常疲劳，因为白天刚才翻过这云峰层层的高山，晚上又要翻过去。加上天色漆黑，又不能照火把，张电筒，实在难走。任光先生还要扶着他太太。我则恨煞是近视眼，山径曲折，一不小心，就要迷途。我没有办法，只能叫我的卫士在前面走，我在他背上缚上一块白手巾，走时只能不看脚下，单看他背上，跟着走去。因为当时跌跤事小，迷路事大。当然，有时沿绝壁走时，跌跤也并不好玩，一失足便会成千古恨的。但毕竟跌跤事关一己，迷路则事关大家，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如若你一人走错了，后面的人就会跟你全都走错。这种苦痛经验我们后来遭遇不少。即如这翻丕岭之行中，黄源先生一千人马之特别吃苦，何尝不是如此。

    在没有翻过山顶的时候，经常担心背后有炮打过来。那时“灯光管制”特别严格。叶军长屡屡从前面口头传下命令，绝对不准点灯，不准掉队(即落伍的意思)。但我就是一个时时刻刻有掉队之虞的宝贝。这时我才悔恨不该把眼睛弄成这样的近视。至于点灯，也是有的。这是几副担架，中间有一副就是担着社会科学家朱镜我先生。他是政治部宣教部部长，他害胃病很重，最近因跑路爬山，过于辛劳，就吐起血来，行走不得，所以只能睡在担架上。另外一位，就是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李子芳先生。他刚才在临时军医院割治盲肠出院，就碰到这样的关头。他也行走不得。另外的就都是这次受伤的戏士。这些担架，在漆黑的深夜，要抬上这样陡的山岭，路又狭又不平，如若没有火把，那怎么行呢!所以虽经军长再四严令不准点灯，而还有盏灯火点着，在山岗上如萤火疾飞者，以此也!

    未到山顶，有些人实在已经走不动了。任光先生的太太眼睛也不好，拖住任光先生走，弄得他满身大汗，气都喘不过来。他委实走不动了。一面因为肚子饿，我实在也走不动了。老年行军者如教导总队队务处长(后为代理参谋处长。因原任参谋处长赵凌波已调到第一团去协助傅秋涛，为副指挥)张元寿先生，走到山顶也只是躺着，走不动了。当然，他又当别论。他是从江北赶渡江来(因曾被派侦察无为一带交通线路)，又被调到参谋处工作，连日连夜毫无休息所致。

    这样走了五六个钟头，才重新翻过丕岭，到得一家土纸厂里休息。太累了，一倒在稻草上就鼾睡了。

到后来，从纯军事的眼光检讨起来，如果这次不折回来，沿裘岭及其左右，两翼包围，当时完全有冲出重围的可能。

高岭再遇阻——第二次折回

    8日晨，天刚亮，就起身。吃过早饭，就又向原路退回，朝高岭进发。当时新四军负责人认为，高岭坑道左右，有间道可以通过，也许可以避免冲突。

    此时大家估量局势已成定局，三战区陈联络参谋同行，亦未见其有何帮助，乃请其回去，免生其他误会。彼乃去。临行时相互道谢而别。

    我们仍是沿着山涧走。叶军长及其卫队是在先头走，我们在后面跟着，还都骑着马。我们在马上一时看看风景，一时还可以读读书。走过小村庄，老百姓站在门首，看我们走过，总显得惊奇，觉得这个部队温文尔雅得可以，骑在马上走路，还要用功看书。

    将午，前面又隐约听见枪声。侦察员来报告，高岭有友军第七十九师拦路，现正与五团冲突中，洋情待续报。这时我们沿路看见，有五团战土及政治工作人员向前增援，就知道高岭战斗，一定相当激烈。

    再想继续前进，但闻炮声及机关枪声益密。于是又碰到了钉子。但那时叶军长却率领其一部分卫队独自上前去了。大部队却停在路上。项副军长等即请叶回来，又坐在山脚下商讨应付办法。决定再度忍让，毋使冲突扩大，立即命令全队人马仍向原来路折回，将晚到达土纸厂，权且做饭宿下。

    当夜，叶军长和我住在一个阁楼小房间里。晚饭后，他告诉我，他已致电重庆及延安，说明目前处境之困窘。他认为这局面恐非一再忍让所可解决，如此下去，全军人马恐怕都要拖累而死。他还追求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在潮汕一带退兵的情形，言下，不禁长叹。

    我当时还不知道，当晚要立即动身。所以还准备睡觉：把皮包解下来了，呢大衣脱下了。叶军长告诉我：“就要走的，不要睡了。”果然，不多时某参谋就来通知立即出发。于是我们立即上路。

在未出发前，司令部命令各人把行李全部重行检点一下，将一切不是最必需带的东西，全部送给当地老百姓或竟丢弃，准备轻装战斗。这样，我就只留下一只身上背的小皮包，一条轻的小棉被。一身短衫裤。其余的全部丢了。这丢，对于我当然是非常伤心的。这里面有我三年多来的读书笔记，特别可惜的有一部在重庆时所写而在皖南已部分补充完的原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约12万字，另有一篇去年12月间在司令部时所写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及其指导问题》稿子，约3万字，都被迫丢掉了。另外，还有两张答应人家永不丢掉的照片。但这些损失，如和当时全军所丢掉的东西相比，又算得上什么呢?

大  雨  和  弹  雨

    又是黑夜行军。又不准点灯!不准掉队!我们向高坦进发。今夜行军的情形和前两天完全不同了，现在已变为完全的战斗行军。新四军，从所有的负责人到全体战士，都认为再作退让，便是死路。无论如何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站在保卫民族抗战力量的立场上，坚决战斗了。我们要老实说，当时新四军因为连日的“倒回头走”，士气已经大大受了影响。而且此次移动，绝不准备打大仗，原有粮食全部转让，现在这山区里边，并无大的村落，如何办得到这许多粮食?所以当时大家觉得问题是非常严重了。

    半夜，到达离高坦三四里处。两边都是紧密的机关枪声。流弹已纷纷从头上掠过。夜是漆黑，北风刮得劲，冷到刺骨。我们停立在路旁。其时叶军长已亲率一部分部队，在高坦山坡上作战。这里对新四军作战的主要是第一四四师，他们在高坦两旁山上，都构筑了工事，布置了机枪阵地。等到先头部队到时，他们便密集射击，所以叶军长就命令部队向前冲去。

    这时的战斗非常激烈。几千个非战斗员的队伍都站在高坦附近的路上，其时忽乌云密布，大雨倾盆，把所有人马下得都像落汤之鸡。再加上刺骨的北风，简直吃不消。我们这几个人弄得一把伞，大家紧挤在一起，还冷得牙齿突突作抖。流弹密密的从头上飞过去。大家静寂地站着。对面山坡上离我们不到300米的地方，已有人持着电光在梭巡。我们想：如若是友军，我们就都糟了糕。

    前面不断传来叶军长的命令，叫三团、五团等等武装队伍赶速前去增援。大家全部的希望也都寄托在这些增援部队身上。我们站着的一条路是很狭的，这些非战斗员要尽量让战斗部队赶上应援，有时被挤下路边的水沟里去，似乎也觉得应该，好像这样才算尽了一点义务。

    快要到天明的时候，枪声稀疏了，前面来的报告说，友军已经给这边打退了。于是我们就走上前去。走过桥，就是高坦的汪家祠堂。不多一刻，就有一个副官走来，对我说：“军长请你去。”于是我们就走进祠堂，叶军长就在右边厢房里休息。我和任光先生等因为站在蹈上一夜，吃风吃雨，疲乏万分，也急急忙忙倒在铺上就睡。那时从叶口里知道，这祠堂左右两个山坡的友军已经全部退出，但友军封锁重重，前面山头还在友军手中，并且已有开始向这边进攻的模佯。同时，叶军长又在向集合在祠堂附近的部队训话了。

但我们实在因为太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睡了一觉再讲。

走上高坦火线

    枪声和炮声越来越密，毕竟睡不得。我们也就爬了起来。须臾，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来了，叶军长见了大大欢喜。张在内战时代，曾任红军师长，是一员猛将，性如烈火，但坚贞胜常人，作战尤勇猛无比。他一到，叶军长便命他先到背后坡上去视察一下阵地，然后带了人马，向右翼迂回，绕过友军背后，设法冲出一条路，可让干部队伍通过。(那时作战主要目的即在保存干部力量，其他在事实上已难顾及了!)

    其时，祠堂门外忽欢呼声大作，我们都莫如所以。我就出去一看，见政治部工作人员及大批在休息中之战士，在高呼“欢迎友军参加新四军共同抗日”。仔细一看，一群人簇拥着一个战士在中间走。后来才知道他乃一四四师的一个排长，在早晨战斗中率领其半排人投诚过来，且携带枪20余支，还有些子弹。众人把他推到词堂左旁的草坪上，由政治部人员即席致欢迎辞。略称：“我们决不愿打友军，我们要求友军让路给我们转移。这位同志能深明大义。率部投诚，共同抗日，我们十二万分的欢迎!”说完，他们一阵热烈的鼓掌。那位友军排长感动得什么似的，他梦也没有梦到，到这里来会受这样的待遇。在场的战士们就唱起新四军军歌来，唱到末尾：“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的时候，特别有力。忽然间，“轰！”的一声，向这草坪方向过来。

    “大炮!大炮!”大家叫着。

    那位政治部的临时主席，就叫着：“大家散开，快快散开!他们的炮兵阵地找见了这里的目标了。”

    于是一面临时装扮，写着：“欢迎友军同志！”的大旗在前面引着这位排长到词堂里来看军长。那时叶军长已从房间里走到词堂里，那位排长由人领过来，他见是叶军长，便立正行了敬礼，大有锻触之概。叶军长立即温慰他一番，接着就问他的姓名，在哪一部队，他一一回答了。

    “你为什么要投诚?”叶军长微笑着问，手里摇着他那支随身不离的手杖。

    “我们不愿打新四军。”

    “你们为什么不愿意打我们新四军呢呢？

    “因为新四军抗日的。我们同你们共同打过日本兵。”

    “新四军不是‘匪军’吗?你怎么相信他会抗日的?”叶军长笑着说，那时听的人，大家都笑了。叶军长是怪会这样幽默的。比方，他对那个看守汪家词堂的60多岁的老头子说：“你们汪家出了大好老了，出了汪精卫这个皇帝了，你们这些姓汪的还会苦吗?”弄得那老头儿窘得连连摇手道：“不、不、官人，他是广东汪，我们是安徽汪呀。我们没有交关的，官人!”

    那排长连忙回答道：“不，不，那是我们长官教我们说的。我们知道新四军顶平等、顶文明，你们打敌人打得好。这次长官命我们出动，说是打敌人，谁知是打你们!”

    这时后面的枪炮声又紧起来了。叶军长就嘱咐政治部好好照料那几位友军的战士，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不要去打搅他们!还有一位友军战士挂了彩了，军长嘱咐好好先替他敷药，而当时新四军自己的负伤战士，还有几十个躺在祠堂厅堂上等敷药呢。护士们就替那位友军战士先敷了。

当下叶军长就带了参谋一些人员上山督战去了。所有上山的人都拔出驳壳枪准备冲杀，我们也跟上山去，走上第一线。前面指挥的人，叫大家伏着爬，不能站着走。友军的阵地就在对面山坡上，离此不到1000米，我们抱着充分的战斗决心爬上山去。这是个小山。前面友军阵地所占的山比较高，大炮不时向这边放。不过，很奇怪，我没有看见这些炮击损坏了什么，于是我对炮的戒心减少了一大半。爬到将近山顶上，叶军长拿着那个望远镜，挂着他那副照相机(这是他永远带着的)，撑着那根手杖，独自站在那里，对面山上的子弹“虎!”“虎!”“切!”“切！”地飞过来。他兀自不动站在那里，用望远镜望着对面友军的阵地。他指挥着左右山头上新四军的队伍向对方射击。

“带了你的辩证法上战场”

    新四军这时候除开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冲出一条血路之外，其余全无路走。现在各个队伍都开上火线了。连教导总队的干部队和政治工作人员队也都开上火线去作战了。所谓干部队者，其学员都是全军务部调来的现役干部，为求深造，所以再入队受训，使干部的政治与技术水准更加提高。政治队则是专门培养部队政治指导员、政治干事和文化教员的，来队学习的差不多全是后方思想进步的青年。他们格于后方环境，不能偿其抗日夙志，就纷纷到新四军教导队来学习。最近的教导总队第三、第四队约300余人，都是政治队。而第四队的学员都是最近入队，训练才不过一个月，共100多人，其中多数系来自上海、浙江、江西一带之知识青年。有几个女青年，原在胡兰畦女士领导的妇女劳动战地服务团工作，最近脱离该团，来到皖南，也加入了该队学习。另有一位王君，原在重庆全民通讯社工作，近因环境关系亦脱离重庆来皖南，原来想参加战地文化服务处通讯组工作，他中、英文都很好，长于采访工作，终于因为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已都离开皖南北上，不得已遂亦参加第四队学习。这些青年同志怀着满腔热情，准备学习些抗战建国的理论和军事技术，替国家切切实实做些事情。如今受训一月，枪刚才会拿，是否会放还大成问题，现在却因友军所迫，不得不奔上火线，找求活路。

    一小队、一小队的增援部队从指挥所(我们所站的那个小山坡)的小径转到另一个山坡上去。这里便有教导总队的干部队和政治队。我和他们都熟悉，因为我也曾上过他们的课。我看见那位姓王的朋友(他从重庆来不到两个星期)居然也捏着一支梭标，挂着两个手榴弹(还没有带步枪)，向火线上走去。他看见了我，连忙向我招呼，同时表示惊异：为何我也冒险站在那里准备冲锋!四队里还有一位刚从桂林来不到两个月的朋友，他却能背枪了，现在吊然跑步上阵地去。他们都很紧张、兴奋，同时脸上都显得带一点骄傲的坚定。他们已经没有个人，只有集体，因为在那时个人是何等的渺小呀，任光先生也爬在山坡上，和我一道。他经常时时提起的那种在巴黎和马赛生活的回忆，那种愉快而有生气的回忆，现在这些都变得十分偎琐，他绝口不提了。总之，人到了这里已全都变了，人的生命决定于集体战斗的一瞬间。大家都显得勇敢，都显得美丽。同志的爱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人类在这时才从生命的血肉里，找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你笑，只能通过大家来笑；你哭，也只能通过大家来哭。光荣与毁灭决定于刹那之间。你看耶叶军长，简直满身是胆。他在泾县之战，敌机十多架已经低飞到头上，开始丢下炸弹，他还要站着拍敌机的照。现在友军的流弹集中射到这山坡来，已经从“虎!”“虎!”“丝!”“丝!”之声，多数转而为“切!切!”之声(这声音表示流弹已近在身边)，他还在站着打望远镜。这是一个英迈的躯壳，这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他镇定得像钢铁做成的人，在这个人的灵魂里蕴藏着热烈的爱，辛辣的恨和新人类的幽默，甚至于诙谐。

    我也早已爬上了山顶，借着叶的望远镜了望友军的阵地：看他们忙着放机关枪，忙着在树丛中；放炮，忙着在爬上爬下，转过头来又望着新四军的阵地。很多人已经发动了冲锋，因为冲锋号已经吹了两遍，已经有五六人爬上友军阵地的山脚，后面有20多个人紧紧跟着。

    又有一队教导队过去了。又是一部分四队的学员。他们对我都十分熟悉。一位学员红光满面，十分兴奋地招呼我：“喂，钱同志，你看，我们是带了你教给我们的辩证法上火线的啊!”原来我在他们队上曾经教过新哲学的。当时我被他们激动得几乎流泪了。

    战斗在进行着，战斗快要结束了，友军大部已退却，这边的部队开始进入友军的阵地去。

饭，从山脚上挑上来，大家吃了一个饱，现在我们是什么辣的苦的酸的都要吃了。饭，米甘如饴。

迷失了道路

    高坦战斗到下午已完全结束。新四军各部就继续向前进发，预计在大康王附近或能找到一条间道，容许部队通过。但当时友军之封锁已如铁箍，其实已再不容存此幻想。

    晚8时许又开始行动，预定爬过东流山，向大康王进发。是1月9日事也。其时，部队已相当分散。我们参加司令部的行列，背后是各机关和一部分队伍。初行时，微有月光，行时不太困难，此次所爬山径，均未翻过岭顶，盖东流山之岭顶太高了(比丕岭还高，确苦死了教导队，详见下文)。行10余里，作小休息。其时忽有人来报告，谓“捉获一人，在路旁鬼头鬼脑，探问路由，其人谅系奸细，惟彼称认识你，且可由你担保，他是教导队学员。”我即请那人过来，视之乃新自重庆来之全民社通讯员王君也。他确由我介绍到教导队学习。我即问王君，何以孤零零在此间长问短，他答道：“奉命侦察这一带路线；因第三、四队亦想在此设法通过。”我遂叫人释放他，并温言安慰之。王君乃去。真苦正惨!他那等文弱书生，怎当得起那般惊骇!

    当晚，月色昏黑，山径狭小。一声起行，各个上马的上马，步行的步行。乃人马杂沓，不辨路径，敞我们和任光先生等一千人马，便与叶军长等失散，而参谋处人员也一时不知去向。我们仍策马前进。其时夜色更加昏黑，去路完全无法辨认。转过山头，忽到一山村，约有十几家人家。我回头看看，我们这一批，总共只剩下了任光先生等五六人，前后均已失却联系。那时心里稍有些恐慌，因路径完全不知，我仍领着众人向前走去。我见上山处有一小径可通，乃加上一鞭，策马向上爬去，爬了一程，人迹全无，而左右山头，都各个挂着一盏明灯，盖友军之了望灯也。这时我们不免着急。正走之间见前面山径已没于榛莽之中，再不见有人行路，实在此地并非正路，仪系打柴人之方便小径，前面却不能通行了。我们乃策马回头走去，刚才回到山村，见有新四军战士二三人，我即告以我的姓名，要他告诉我们司令部人员究已往那里走了。他们也都不知道，仅云村上有三团办事处，可往讯问，我就叫他们领我前往，因见三团政治部某君，他告我以去路。我们遂照他所说方向前往。谁知走来走去，老是绕着这个村庄，并无向前去处。再想回转来寻他，而该人已不见。我又没法去找三团其他人员。那时天色太黑，我乃下马步行，而任光夫妇仍骑马跟在我后面来。前面忽有一池塘，我们全不知道，正向前走去，我第—个失足，“扑通”一声跌入池塘，而任光夫人在后赶得急，她来不及勒住那马，也竟连人带马跌入池内。幸喜池水并不深，乃赶紧爬起，全身浸湿，冷得入骨，而当时既不容你换衣，亦无衣可换也。就不管一切，去找三团人员，再四找寻，井无着落。那时后续部队源源来到，政治部夏征农先生、李子芳先生(他已勉强不坐担架，骑马走了)、黄诚先生、林植夫先生及印刷所黄源先生等都碰在一起。他们也全不知道去路。遂会同一道，拣着一条向下走的路走了。走了一程，赶上了前面一些部队，但序列已乱，司令部人员都没有看到。

   到得一处，前面传令来，非战斗人员全部停着，快催某团某营跑步上去。我们就在路旁等候。前面枪声又作，战斗已经激烈进行。移时，某团、某营全副武装开上前去。再等了一时，枪声转稀，我们又向前走，但政治部诸先生已不在近边。我和任光先生等五六人，就夹在队伍里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