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力挽狂澜
陈毅

  陈毅（1901－1972），四川省乐至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参与发动了湘南起义。红军时期，历任红四军十二师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兼第一纵队党代表，红一军团第六军政治委员，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军长，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中共第七至九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同日，中共中央又任命刘少奇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委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陇海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
  上任伊始，陈毅即在军部驻地盐城发表就职演说，决心统率全军与日寇汉奸反共投降派战斗到底。当时，华中的形势十分严峻。日军在华中的总兵力已达26万余人，正面与新四军作战的有11万人。此外还有伪军15万人。国民党军第五战区指挥3个集团军分别进犯淮南、淮北和鄂豫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盘据苏北车桥、曹甸地区的鲁苏战区韩德勤部伺机向淮海区进犯，以接应汤恩伯部由淮北津浦路以西东犯皖东北和盐阜等抗日根据地。同时，第三战区一部向苏南进犯，并准备渡江北上，配合汤恩伯部东犯。
  陈毅心中很清楚，华中敌后抗战面临着敌顽夹击，已进入严重困难时期。此时临危受命，勇挑重担，陈毅感受到了党的信任和考验。好在与刘少奇一起并肩携手，力挽危局，让陈毅顿感轻松许多。
  很快，中央军委来电明确指示，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
  陈毅和刘少奇立即召开会议制定战略方针。经过研究，确定了各师的具体任务。
  十几天以后，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在泰州率部公开投日。新四军立即决定予以严惩。陈毅亲赴东台，与粟裕一起研究讨逆作战方案。
  2月17日，陈毅在讨逆战役誓师大会上作了战斗动员，并正式颁发军长、政委签发的《讨伐李逆长江命令》。18日，新四军战史上著名的讨李战役拉开帷幕。19日傍晚，三路大军直逼泰州城下。李长江急令部队凭借工事拼死抵抗，等待日军增援。20日凌晨3时许，新四军突入城内。李长江见大势已去，急忙换上便衣，潜出泰州，落荒而逃。此役，我军大胜，共俘李部官兵5000余人，并争取李部两个支队战场起义。
  2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致电重庆周恩来说，李长江叛变，陈毅率新四军讨伐，20日占领泰州，俘获人枪数千，逆部有两个支队反正，望广为宣传。
  随后，新四军一师、二师连战皆捷。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慌了手脚，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扫荡”苏北，企图一举歼灭新四军军部。遂调动日伪军1.8万人，以250架战斗机掩护，直捣盐城。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军韩德勤出动万余人扑向盐城。蒋介石密令顾祝同前往苏北，令上官云相亲率主力第四十师进兵苏北。
  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陈毅和刘少奇不急不躁，经过思考，决定暂避敌重兵压境的锋芒，军部和主力先跳出包围圈。
  10天后，日伪军攻进盐城，发现是一座空城。日军旅团长南浦气急败坏，遂下令对盐城周围地区进行“清剿”，控制水陆交通要道，实行分割、封锁。在水网地区使用特制装甲汽艇搜索，寻歼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然而，“捉迷藏”、“兜圈子”、打游击，是陈毅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练出的拿手好戏。南浦经过十几天连续搜索，连新四军的影子都没找到，自己的部队却疲惫不堪，消耗日增。与此同时，新四军各部遵照军部命令，实施机动作战，大量歼灭和消耗敌人。
  8月9日晚，按照新四军军部统一部署，一师、二师、三师各部，从仪征、扬州、泰州、如皋、南通、射阳等纵横千里的战场全线反击，锋芒直指各日伪军据点。我军各部密切配合、互相策应，使敌顾此失彼。
  在一个多月的反“扫荡”中，陈毅指挥新四军共作战130余次，歼敌3800余人，击沉敌汽艇30余艘，彻底粹碎了敌人的疯狂“扫荡”。
黄桥决战 出奇制胜
 粟裕

  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侗族。1926年入团，1927年转为共产党员。参加了南昌起义。红军时期，曾任班长，连指导员，营党代表，支队长，红二十二军六十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教导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闽浙赣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中区党委书记，苏浙军区司令员，苏浙区党委书记，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业务组成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0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大力发展巩固华中的战略部署。4月5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7月12日，遵照中共中央的上述重要指示，陈毅、粟裕奉命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其所属主力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日战争的战略任务。不久，将进入江北的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仍以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所属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
  10月初，韩德勤调集26个团共3万余兵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向黄桥扑来。
  黄桥是苏北东部泰兴县的一个集镇，位于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新四军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便于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发展。只有控制了上述地区，才可以与新四军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寇和顽军与江南守敌的联系。对此，韩德勤如芒在背，自恃力量强大，摆出决战的架式，妄图消灭新四军于立足未稳之时。
  对新四军而言，黄桥决战是在苏北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从发展苏北的任务来看，这一仗必须打歼灭战。从敌我形势来看，新四军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要以少胜多。这样，在陈毅领导下，指挥重担就压在粟裕肩上，如果要克敌制胜，除了全体指战员以一当十的军政素质外，关键是指挥员必须发挥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
  经过反复思考，粟裕决定采取以黄桥为轴心，诱顽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在作战会议上，他对顽我双方兵力对比、攻防优劣、装备差异乃至士兵的参战经历都说得非常详细。他提出：仅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以四分之三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在西、南方向只派伙夫去警戒，在北门只放一个班。
  众人一听，只觉得这一“招”太奇，风险也太大。
  在选择首歼对象上，粟裕更令人叫绝。他又选中在韩德勤１.６万兵力中战斗力最强的翁达旅。该旅３０００多人，一色的“中正式”七九步枪，每个步兵连有崭新的捷克式机枪９挺，装备精良，号称“梅兰芳式”部队（指装备漂亮），军官大都是“军校生”。
  按照我军一贯的作战原则，是先打弱，后打强。但粟裕这次一反“常规”，出其不意，击其要害。这在兵家眼中又是一着奇招。
  与会者都被粟裕这种异常的胆略惊呆了。他们细想了想，又觉得这样用兵真是太绝了，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士气、让人热血沸腾的办法。只听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猛地站起来，大喝一声：“干！”
  最后，粟裕形成的战斗决定是：叶飞第一纵队、王必成第二纵队部署在突击方向，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地区待机；另外，第二纵队派出两个营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陶勇第三纵队担任黄桥守备，并派出一个营进至分界以西地区，用散兵战积极阻击敌人，迟缓其行动，疲惫其兵力。
  10月4日，顽军到达黄桥外围，攻城战正式打响。根据对敌斗争的情况，中央指示黄桥决战期间，陈毅撤至严徐庄掌握全局，由粟裕坐镇黄桥，负责前线的军事指挥。
  当顽军第六旅先头部队兵临黄桥，粟裕决定用“黄鼠狼吃蛇”的歼敌方案：多路向顽突击，将其截成几段，然后各个包围，力争先斩其首。他一声令下，顿时，弹雨硝烟淹没了方圆两公里的地区。经3小时战斗，全歼该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
  张震上将后来说粟裕善“出奇谋，用奇兵”。翁达即栽在了粟裕的“奇”上。
  翁旅既灭，顽军主力第八十九军完全暴露。接着，粟裕将战场重点转到黄桥城下及其以东地区。在第三纵队坚守黄桥的同时，第一、二纵队迅速穿插，完成了对已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顽军李守维第八十九军的合围。经一夜激战，歼灭顽军第三十三师主力，全歼敌八十九军军部及第三四九旅，中将军长李守维在渡河逃窜时落水毙命。
  亲自跑到前线督战的韩德勤见大势已去，遂率残部千余人狼狈逃窜。
  黄桥决战以新四军大捷而告终，共歼顽军1.1万余人，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迫击炮59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粟裕坐镇指挥的黄桥决战的胜利，实现了新四军和南下八路军的会师，完成了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鏖战周家岗旗开得胜
 
徐海东

  徐海东（1900-1970），湖北黄陂县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代理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任河口区农民自卫队队长。11月，率队参加黄麻起义。曾任中共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营长、团长、师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红军南路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 1940年患重病后，仍随军指挥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1939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的新四军，并由东南局和江南新四军抽调一批干部到江北。中央还明确要求，由新四军派遣优秀将领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
  5月上旬，新四军军长叶挺从皖南到江北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下辖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分别兼任副指挥，赖传珠兼任参谋长，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这为打开皖东抗战局面奠定了基础。
  12月，徐海东副指挥率部进到皖东全椒县周家岗，开辟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
  12月19日，徐海东派出的侦察员报告，日伪军3000余人，抵达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准备对我淮南津浦路西发动“扫荡”，妄图摧毁我初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面对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当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歼敌方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也参加了会议。
  经过周密策划，最终决定大摆“口袋阵”，以伏击战的方式消灭敌人，坚决打赢此次反“扫荡”战斗，具体指挥由徐海东司令员负责。
　　徐海东受领任务后，即于当日深夜从滁县太平集支队部赶到周家岗，召开第七、九团干部会议，研究作战方案，进行战前动员。会后已是20日凌晨，徐海东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出发赶赴伏击地点。
　　果然，19日夜间11时，驻全椒的日伪军一路1000余人开始出动，于20日拂晓进占大马厂；另一路300余人，于21日中午11时窜犯周家岗。20日上午，驻滁县的日伪军700余人也分两路出动，合击周家岗。日军配有九二步兵炮和山炮十余门，运送炮弹的骡马辎重紧跟其后，并有骑兵配合。敌人仗其优势装备，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疯狂异常。
  拥有兵力５０００人的国民党安徽省第五督察专员兼第十游击纵队司令李本一，被日伪军吓得丧魂落魄，丢掉古河镇逃跑。日军闯进古河镇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全镇一片火海，被烧毁的民房700余间，被杀害的群众有100多人。广大人民群众陷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蹂躏之下。
  21日上午，一路日军向周家岗进犯。徐海东在望远镜中看到日军来势凶猛，为避其锐气，命令部队暂时撤退，并沿途故意丢下破衣烂鞋，佯装成丢盔弃甲逃命状。部队撤到周家岗西南山地，全部埋伏，不许一人露面，更不许人随意走动，以伺机出击。日军到了周家岗，见无一人阻拦，傍晚便安营扎寨休息，燃起了一堆堆篝火，把山头映得通红，还不时传来一阵阵武士道歌声。
  22日拂晓，日军开始向三合集方向移动。徐海东见时机已到，果断决定七团利用地形瞅准机会狠狠打击敌人，九团待敌离开大马厂后再尾击敌人。
  七团一营占据了制高点，放过了日军前卫部队，待后边随行的骡马辎重和伪军刚一露头，即以猛烈火力给予突然袭击，随即发起冲锋，战士们如虎下山，冲入敌阵，顿时将敌截为数段，首尾不能相顾。被截断的后队多数是伪军，战斗力不强，有的当场毙命，有的夺路逃窜或举枪投降；辎重弹药军用物资丢弃满地，骡马东奔西窜，四处逃散。
  日军连遭我军伏击后，仓皇溃退。此时，我九团二营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死伤惨重。
  这时，其他各路日伪军也接连受挫，不得不于12月23日开始撤退。我七、九团按照徐海东的部署，立即跟踪追击，当天便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
  此役，徐海东指挥四支队官兵与日军斗智斗勇，激战3昼夜，我军以伤亡30余人的极小代价，创造了毙伤日军160多人，活捉日军分队长1人，击毙日军指挥官1人，缴获子弹2万余发及枪支等大批军用物资的战绩，粉碎了日伪军3000余人的“扫荡”，取得了津浦路西首次战斗的胜利。
纵横驰骋苏北大地
 黄克诚

  黄克诚（1902-1986），湖南永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任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后率部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曾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团长，湘南农军第二路游击司令，红五军第三纵队二支队政委，红三军团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代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委，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八路军第四纵队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曾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和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军区司令员、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1977年12月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至1985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第二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为中央委员。
  1940年6月下旬，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的黄克诚奉命率部南下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会合，建立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临行前，毛泽东与黄克诚谈话，指示说，我们要注意策略，既要防止“左”的倾向，又要防止右的倾向。对顽固派要开展坚决的斗争，但在策略上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中间势力要积极争取，以孤立顽固势力，扩大抗日力量，坚决打击日寇汉奸卖国贼。只有这样，才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统一战线，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爱国力量，共同坚持抗战。
  带着毛泽东的嘱托，黄克诚率部辗转来到豫皖苏边的涡阳县新兴集新四军第六支队驻地，与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见面。随即，第六支队与第二纵队奉中央之命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很快，中央军委又有了新的战略决策，决心要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迅速开辟苏北根据地。于是，决定由黄克诚率第四纵队一部，于7月底越过津浦路，向皖东北挺进。
  这时已有好几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活动在皖东北地区，如张爱萍的新四军六支队第四总队，彭明治的苏鲁豫支队，韦国清的陇海南进支队，江华的苏皖纵队等。8月上旬，黄克诚率部到达皖东北。为了统一编制、统一指挥，中央确定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的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辖三个支队，共2万余人，并任命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委。
  随即，黄克诚遵照中央关于“八路军到华中后，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的指示，着手部署工作。此时苏北大部地区被日军侵占，汉奸则逐步扩大伪化区。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千方百计要消灭新四军。据此，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决定在黄桥地区反击韩德勤，同时，急电黄克诚率部驰援。
  10月初，黄克诚率第五纵队主力兼程南进，直下盐城，有力地配合了陈毅、粟裕部队的作战。
  黄桥战役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在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八路军第五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同时任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日寇对我新四军的发展感到极其惊恐和仇视，出动大量兵力对苏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妄图消灭我华中局、新四军首脑机关及新四军主力。我军则灵活机动，避敌锋芒，使日寇到处扑空。黄克诚率三师部队利用河网港汊复杂地形对“扫荡”的日寇进行多次阻击和侧击，牵制了敌人的行动。日寇见新四军首脑机关找寻不到，便气急败坏地转向苏中地区进行“扫荡”。黄克诚奉命立即率三师主力尾敌全面反击，策应苏中，连续收复阜宁、东沟、建阳等城镇，取得初步胜利。
  1942年冬，日寇小林师团在几万伪军配合下，从北面的陇海路上压下来，由淮海区到盐阜区，又由盐阜区到苏北各地，对我根据地进行了分进合击式的大“扫荡”。
  面对敌人疯狂的“扫荡”，黄克诚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在避敌锋芒之后，采取内线与外线、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法。敌人合围时，以一部主力沿途阻击、袭扰，消耗、疲惫敌人，大部主力则跳出包围圈，转至敌侧后，寻机反击；敌人分进时，相对集中兵力，袭击敌据点，歼其一部，陷敌于四处挨打的境地。在1943年的作战中，新四军三师给日伪军以巨大打击，使敌分割、蚕食、封锁我根据地的阴谋遭到失败。到了1944年，战争主动权就开始转到新四军手中。黄克诚在军部统一部署下，率三师部队抓住有利时机，在盐阜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局部反攻战斗，将淮海区之敌分割在几个孤立区域内，敌后抗战出现了大好局面。
足智多谋 舌战群“顽”
 张云逸

  张云逸（1892-1974），广东文昌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第四军十二师参谋处长，二十五师参谋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12月和邓小平、韦拔群等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第七军，任军长。1931年11月起，曾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兼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中共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同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新四军成立后，由于地域的关系，福建籍官兵数占全军一半以上。中共中央遂决定成立新四军驻福建办事处。
  1938年2月，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的张云逸到福州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这是张云逸第二次到福州。第一次是1937年10月中旬，张云逸受党中央的派遣，到福州谈判有关释放政治犯和福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但无结果。
  张云逸于2月9日从南昌出发，一同随行的有王助、孙克骥、徐平羽和新闻记者以及警卫员、机要员等十几人。
  翌日，张云逸一行抵达古田县城，并礼节性地拜访古田县长。谈话中，张云逸得悉由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六团已由叶飞率领，于日前取道浦城经浙江去皖南。晚间，古田县长设宴款待张云逸，驻军保安旅某旅长也在座。席间，古田县长谈到六团集中出发的情况，狂妄下断语说：“我看叶飞的部队，到不了浙江，就要跑光了。”
  张云逸笑着回答说：“不见得，这是一支有政治觉悟的部队，不要看他们大多数是大老粗。退一步说，如果真的跑光了，不正是日本人所高兴的吗？”
  县长碰了个软钉子。而旅长一杯酒下肚，吹嘘起与蒋介石的师生关系来。
  张云逸对他十分反感。于是故意拿着腔调问：“蒋委员长近来好吗？我和他已多年不见了！”旅长愣了一下。张云逸接着说：“我同蒋委员长还是民国初年在许崇智的幕中共过事，几十年不见了。”
  张云逸在旧军队的地位很高。这个旅长毕竟资历浅，看见“老资格”就在自己眼前，只好向张老前辈敬酒。
  回到旅馆，随行的新闻记者马骏说：“今天张参谋长是‘舌战众儒’。”王助则说：“不是，是‘舌战群顽’。”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都十分佩服张云逸的足智多谋。
  2月23日，张云逸一行到达福州。次日上午张云逸偕同王助出见福州记者并发表谈话。下午，张云逸赴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与陈仪谈判。主要办3件事：一是在漳浦事件中我方有数百人被国民党缴械，要追回人和枪；二是谈判成立办事处；三是要求释放政治犯。双方经过争论、商讨，陈仪基本上答应了我方以上三点要求，但他不同意成立福建办事处，只同意成立福州办事处，人数限制不能超过20人，而且办事处主任不能委任将级军官。为了顾全大局，张云逸也同意了陈仪的要求，但坚持办事处主任要以参议名义来兼任，这样可以提高主任的地位，办起事来更有力度。
  1938年2月底，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正式成立，地点设在福州市城内安民巷27号，办事处人员有新四军参议、办事处主任王助，新四军上校秘书范式人，副官章水和。同年秋，又增加工作人员若干，并配备一个警卫班。办事处人员都穿灰色军装，挂“抗敌”臂章，门口后来挂上黄底黑字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牌子。
  谈判成功以后，张云逸带领漳浦事件中我方被俘的数百人和被释放的政治犯一起赴前线参加抗日。这是我党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党的政策的胜利！
  1939年5月，由于日寇进逼福州，办事处迁往南平。1940年6月办事处接到省委有关避免遭受国民党暗算，撤退红色干部的通知，决定自动撤销，完成了它的使命。此时，已兼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的张云逸，闻之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