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　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次女，1943年7月生于江苏盱眙黄花塘，1966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1985年任中国网通集团北京市通信公司党委副书记，2003年退休，高级工程师。
　　李众兴　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三女，1945年4月生于江苏众兴，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89年调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2000年退休，副研究员。

　　1981年初，全家合影。前排右起：李一氓、王仪和外孙女，后排左起：李世泰（侄女）
、李蕾蕾（长女）、李众兴（三女）、李世滨（长子）、李世培（次子）、李世珍（侄女）、
李丹（次女）

　　采访李丹、李众兴姐妹俩，确实比较匆忙，显得唐突。头晚联系，次日上午即登门，没给人充分准备的时间。不过，我们坚信，不会冷场！果然，一旦话闸子打开，话题就像山间小溪，不断流淌。
　　李一氓是新四军的秘书长，是叶挺、项英组建新四军的得力助手。长期以来，对他的宣传极少，我们的采访，也算是补上一课吧。
经历丰富的传奇人生
　　李一氓可以说是新四军和共产党内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知名的才子，少有的奇人。他的一生，经历丰富，充满传奇。他是四川彭县人，1903年正月出生。1919年春，到成都读中学，结识不少同学好友。在此，与同学李叔薰（后改名硕勋）结拜为兄弟，同时结拜的，还有同班好友蒋留芳。1921年夏，李一氓出川入沪，先后在上海大同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法科读大学。在四川时，他用的是本名李国治，入沪后，改名李民治。1928年到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始用笔名李一氓，之后，终生延用。
　　李一氓青年时期受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新青年》、《向导》等进步期刊的影响，不断追求真理。1925年9月，李一氓由李硕勋、何成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期间，还结识了青年郭沫若，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李一氓入党后，即做好离开学校、离开上海，投入革命斗争的准备。让他自己也没有料到的是，从这一刻开始，直到生命的终点，６５年探索，６５年勤恳，６５年奉献的人生，竟是那么丰富、曲折，那么绚丽、充满诗意！
　　1926年3月初，他同上海大学的欧阳继修（即阳翰笙）、淞沪铁路的朱代杰一道，南下广州，投身北伐革命。到广州后，即同广东区党委取得联系，区党委书记陈延年向他转达了党组织的决定：让他到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出任宣传科长。到任后，他一边做政治工作，一边编辑《革命军报》。这个时期，又新结识了医学院的柯麟、黄埔的熊雄、余洒度和周恩寿（周恩来胞兄），还有陈延年胞弟陈乔年等青年志士。没多久，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简称“总政治部”。邓演达当主任，朱代杰任秘书长、郭沫若任宣传科长，李一氓改任秘书。北伐军兵出广东后，7月中旬总政治部亦离粤北上。前线的军事发展很快，总政治部在长沙招募宣传队员期间，北伐军已迫近武昌城，李一氓遂带队骑马直奔武昌。有幸亲身参加了攻打武昌的战役。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一氓按照周恩来指示，先安排郭沫若离开上海，回武汉报告情况。4月20日，自己也离沪回汉，他们都继续在总政治部工作。郭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任主任秘书。李一氓、郭沫若等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在前委书记周恩来亲任主任的参谋团里，刘伯承任参谋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李一氓担任参谋团秘书长。起义部队撤到瑞金时，周恩来同李一氓共同介绍郭沫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起义军在汕头失利后，根据周恩来的安排，李一氓于1927年10月初，秘密回到上海，从事更艰险的党的地下工作。不久，郭沫若也回到上海，郭、李等很快取得联系，根据郭沫若的提议，周恩来同意李一氓和欧阳继修都参加文化系统的工作。由郭沫若主持，在创造社由李、欧阳两人编一本32开的《流沙》杂志，两人还都参加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创造社和党在文化战线的工作。

　　１９３９年３月，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前左起）李一氓与粟裕、王集成、邓子恢、
（后左起）袁国平、陈毅、周恩来、项英合影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华全总将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林育南负责租会场用房，守护会场用房的重任也交给了李一氓。那时，赵毅敏和李一超这两位青年从苏联回国不久，暂时滞留上海，李一氓便以户主身份全家搬进这座房里，赵毅敏当作弟弟，李一超当作妹妹，加上妻子王仪和自己的孩子，这个临时家庭，很好地掩护了会议的召开。会议结束后，临时家庭亦解体。赵毅敏转道东北，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特别要披露的是李一超，她是四川宜宾人，又叫李坤泰。她就是后来到东北参加抗日联军，牺牲在尚志县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一氓同志也是建国初期观看了电影《赵一曼》之后才知道曾经扮演过他的妹妹的李一超，就是后来东北抗联的赵一曼的。
　　1931年9月，为了秘密工作的方便和往来于上海的同志的安全，李一氓特地租住了一处三层楼铺面房的二层、三层，李硕勋、赵君陶夫妇就曾在二楼住过几个月。李一氓按照党的指示，学会了开汽车，用党中央给的1000元经费，买了一辆英国造的二手小奥斯汀轿车。轿车既是交通工具，又是掩护党的工作的道具，李一氓既是司机，又承担着重要的秘密的保卫任务。汽车送过武器或文件，也执行过重要的接送任务。有时，重要领导同志在车上见面，甚至在车上开会，他同时负责保卫工作。地下工作条件艰苦，环境险恶，而一氓同志做到了万无一失。
　　1932年10月，中共中央撤离上海之前，李一氓停止了特殊工作，奉命到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同时，暂时兼做《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除做编辑，李一氓先后还写过至少十余篇社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李一氓先曾调任新建的特种营教导员。该营撤建后，李一氓转到总政治部。李富春是主任，潘汉年是宣传部长，李一氓担任总政宣传部宣传科长。遵义会议后，他奉命离开总政治部，调任红军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政治教员。红军长征历尽千难万险，李一氓始终保持革命豪情和必胜信念。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李一氓调任毛泽东的秘书。11月初，毛泽东到甘泉以南的红军十五军团司令部，看望司令徐海东，一氓随同，就此认识了这位名将。
　　李一氓在毛泽东身边刚做了两个月秘书，又调往刚组建的陕甘省委任宣传部长。省委书记是朱理治，副书记是李富春。此后，又相继担任陕甘宁省委、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电调李一氓到保安交待新的任务，作为毛泽东的私人代表，回四川找刘湘，开展统战工作。1937年7月，他到达四川，因联络关系都在时住上海的潘汉年手里，李随即乘火车奔沪，找到潘。潘又介绍李见到刘湘在沪的代表刘航琛，刘以一信介绍李往重庆。李一氓回到西安后，林伯渠将毛泽东写在白绸上给刘湘的亲笔信交给他，信上主要写了红军与川军联系的重要，并告知李一氓是毛泽东的正式代表。毛泽东还给李一氓个人一信，指示要做的工作。朱德、刘伯承各自写给四川高级军事将领的十几封信，也由林伯渠交给了李。李一氓藏好信件，单身一人，迅即启程，先坐火车到汉口，然后乘客轮西上，不日抵达重庆，找到已回重庆的刘航琛。刘看了毛的亲笔信，便要李到成都，去找刘湘的参谋长张斯可。一氓到成都后，先找到杨尚昆的兄弟杨尚仑，并通过自己同学关系，及朱德、刘伯承旧时部属幕僚关系，将朱、刘的信一一送达。他在成都住了一个月，从各方面了解到不少情况，此时得知刘湘已迁到汉口。李一氓不久就坐飞机回西安复命。林伯渠听了一氓的讲述后，要他回延安直接向毛泽东报告。回到延安，他随即向毛泽东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并简要讲述了去四川、在成都的经过。李一氓作为毛泽东正式代表的使命至此顺利结束，他便留在延安，等待中央分配新的工作。
　　1937年1１月上旬，叶挺、项英先后到达延安，与中共中央毛泽东商讨南方游击队改编事宜。叶、项走后，李富春方告知：中央决定李一氓任新四军秘书长。还说，因为一氓与叶挺、项英都熟悉，要求他作为两者之间的协调者、缓冲人。
　　皖南事变以后，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突围回到军部的李一氓从1942年起相继担任淮海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等职务。抗战胜利后，又先后担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等职，与苏北人民结下了深厚感情。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争取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组建了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是张闻天，副团长就是李一氓。此后，一氓同志长期从事外事工作。1951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担任了理事会常务理事、书记。1958年，他又被调任中国驻缅甸大使，足见中央对他的信任和重托。
才华横溢的才情人生
　　李一氓同志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被称做“氓老”、“氓公”了，那时年方四十五六，究其缘由，不外乎因其资深位高，才华出众，知识渊博，饱学敏锐。这其中既体现了对他的敬重，同时也包含着对他的钦佩。其实，早在他投笔从戎的青年时代，其才学已经崭露头角，在同辈中出类拔萃。他投身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工作时，一边阅读党中央创办的《布尔塞维克》周刊，一边就开始了翻译生涯。《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一期上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宣言》一文，就是他从英文翻译的，1.1万余字。第二卷第六期上的布哈林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也是他从英文翻译的。他还翻译了一本《新俄诗选》，是从美国国际书店出版的英文译本翻译的，译好后请郭沫若校阅过。同一年，李一氓又着手翻译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传》和《马克思论文选译》。这些早期译著，一方面体现了他的英语水平和英译汉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他的英语水平和英译汉的水平。同时，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基本观点和方法，还打下了他对有关世界经济进行分析的一般知识的基础。
　　这段时间，由李一氓和阳翰笙合编的杂志《流沙》，是由创造社出资，郭沫若主持的。这无疑是文化界同仁对李、阳二位才华的认同与器重。除了编辑，李一氓还经常为《流沙》写诗，写杂感。1930年4月，李一氓又负责编了一本《巴尔底山》小刊物。这些编辑、写作、译著活动，一方面崭露了青年李一氓的学识才情，另一方面，也为初入社会的他提供了生活来源。
　　1930年4月，李一氓发表在《新思潮》月刊上的文章《中国劳动问题》，对当时一些反动党派诬蔑、歪曲、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动论点，从理论上予以有力的批驳，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国劳动问题必须从中国革命这个角度来理解，因此不得不从打倒帝国主义来解决。”“必须用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来解决。”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和《抗敌》杂志，由宣传部长朱镜我主管，李一氓亦经常发表文章。在《抗敌报》上发表的短评《漫谈苏联红军向波兰进军》一文，就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李一氓在苏北任淮海区党委副书记时，1943年3月18日，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在淮阴城北刘老庄，与日军发生一次战斗，全连８２人全部壮烈牺牲。1946年3月，县政府为牺牲者建起一座烈士墓，时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的李一氓亲自撰写了碑记，详细叙述了这次战斗经过。墓门前还写了一幅对联：“由陕西到苏北敌后英名传八路，从拂晓达黄昏全连苦战殉刘庄”。
　　1944年冬天，泗阳县为抗日战争牺牲烈士建立了一座纪念堂，李一氓为之题写“昭忠祠”。围绕纪念堂筑成一片墓地，李一氓为之取名“爱园”。因为埋入墓地的都是爱国烈士，主持修建墓地的是时任县长的夏如爱，取其“爱”字，其意深，其文美。墓园建成的时候，李一氓应邀为墓地撰写了碑记，题为《泗沭抗日烈士公墓碑志》，竟是一篇既通俗易记，又文字飘逸，既文字直切，又情深义重的骈文。
　　这两组碑记、碑志，不仅是淮海人民永远铭记英烈的心声，也是淮海后代学子继承前辈英才美德的范文。
　　历史已进入21世纪，有两件事让淮海文艺界至今不能忘怀，一件是李一氓主席亲自组织筹划建成的淮海区实验京剧团，另一件是李一氓主席取材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编写的京剧脚本《九宫山》。接着请剧团同志设计唱腔，分配角色。经过彩排，先到三师师部驻地演出，以后又到淮南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驻地演出多场，再后来，剧团带着《九宫山》，从淮海地区，唱到盐城地区，从地方唱到部队，从城里唱到农村，还专门到医院慰问演出，受到广泛欢迎与赞扬。既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又配合了正在进行的整风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
　　氓老学识渊博，涉猎甚广，而古籍的研究和收藏更是闻名全国。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晚年，经陈云同志推荐，出任国务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为古籍整理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新时代，对中华文化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
亲切随和不无幽默的父女情
　　李丹和众兴姐妹反复说过一句话：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其实很短。这是实话，她们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住校的，父母一直在国外工作；1963年父亲从缅甸调回国，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了，她们俩又都先后上了大学，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哈尔滨。“文革”前和“文革”中，全家人又天各一方。不过，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子女继承父母的品德气质是依凭耳濡目染、心心相印的。她们在各自工作单位，与同事们相处都非常亲近、和睦，口碑一直很好。因为父母亲对她们从小就要求，做人就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厚道的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关心别人的人，做一个普通的人。她们从来不把自己当作“高干”子女，也不宣传爸爸是谁。做一个普通的人，这一点很重要，从小做一个普通的孩子，上学了，做一个普通的学生，工作了，做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这一辈人，没有‘高官’，虽然在自己的专业范围，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过，在我们家里，依然都是普通人。”
　　氓老从来不张扬，也不攀高。不攀高，并不是不随和。有两件事，可以看到氓老的这一特点。
　　李一氓与李硕勋是好兄弟、好朋友，志同道合、关系密切。可惜硕勋1931年就牺牲了。硕勋在海南的墓地、纪念馆，就是氓老在上世纪80年代向中央打报告后修建的。他一向保持着同赵君陶、李鹏母子的联系，或夫妇一同去看望“嫂子”，或请“嫂子”到家里来。李鹏从小到大，见面都称呼“李伯伯”。而李老生前，从不打扰晚辈，惟对君陶嫂子依旧关心惦念。
　　李一氓与郭沫若是挚友，除了工作关系外，家庭、生活都相互关心着。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氓经常邀约郭沫若。后来郭沫若升到领导层了，一氓就不再给郭打电话了。倒是郭老偶尔忙里偷闲找一氓。
　　“父亲一贯只讲实话、真话，不讲套话、假话。”众兴说着，似乎要笑起来，接着讲了父亲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开会，父亲主持，主报告人讲话有些散，并且有套话。一会儿就见台下有人传纸条，看过的人就发笑。纸条上是一首打油诗，调侃报告人的套话。结果，报告人注意到了，讲话也集中了，精练了。“一起开会的叔叔后来告诉我们，那张纸条一看字体就是他写的。爸爸幽了一默，效果倒不错。”
　　“我在单位开会，就不讲‘在什么什么领导下……关心下’之类的套话……讲套话、废话，浪费别人的时间。”李丹说得很直率，她是单位的党委副书记，也是一位专业人员，体会很真切。
　　“父亲鄙薄浮躁，崇尚实学，给我们的印象很深。”众兴又给我们讲了几件往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次去越南，双方交谈中，越方讲了一些挑衅性的语言，带去的年轻翻译，处理得特别好。回来后，他要给年轻人加一级工资，说人才难得。可是人事与财务部门都通不过，他硬坚持，结果是加上了。只是到了全员普调时，就不再给这位青年加薪了。
　　80年代初期，上海党史系统一位同志来拜访他，征集党史资料，提出一些问题。他反问道：“你知道李硕勋吗？”对方答：“知道。”他又问：“你知道他做了些什么工作？”对方没声了，没回答。他就让人先回去，下次再谈。因为他发现对方既不够钻研，也没做好准备。他反对浮躁。
　　“父亲很会做菜，张爱萍叔叔、李幼兰阿姨多次说过，喜欢吃我父亲做的菜。父亲对朋友、对部下，都很随和。他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也会动手下厨给战友们调剂一下伙食。而在家里，只做过一次，所以我们的印象特别深。”李丹、众兴轮流着说。众兴回忆说：“有一次我们烧了一盘鱼，大家正要动筷子。爸爸却说‘慢着，把鱼骨给我。’他让我们把鱼骨剔给他。他拿进厨房，指挥我们供给他葱、姜等作料。一会儿，鱼汤上桌了，这是我们吃到的用鱼骨头作的汤，比吃过的任何鱼汤都好吃。” 女儿由此承认父亲确有烹饪的天赋。

李丹（中）、李众兴（左）与本文作者（右）合影

　　氓老生前有腰疾，李丹给他买一副护腰，因为很胖，腰扎带短许多，李丹给缝上一节松紧带，让他试试，然后问道：“勒不勒得慌？”他慢悠悠答道：“勒而不慌！”把大家全逗乐了。
　　父亲的幽默，含蓄，意远，有爆发力，让子女们感受到融融的父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