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与父亲项英、弟弟项学诚的唯一一张合影。这张照片是我在50年代去周总理家玩的时候，邓妈妈赠送给我的。父亲当年把这张照片  洗印了很多张，分送战友，邓妈妈给我的这张就是其中一张。我头上戴的帽子就是父亲去延安时带去的。——项苏云 
　　我平生与父亲相处，只有短短的十二天时间。
　　1931年，母亲在上海生我时，父亲已经到苏区去了。所以我一出生，父亲并不在我身边。我两岁的时候，母亲看我能离身了，就也要去与父亲一起参加革命。于是就把我托给了陶行知在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后来，国民党说他的孤儿院老收共产党的孩子，就强行把它关闭。没办法，陶行知就把我送到了他在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
　　其实我最初不叫项苏云，而姓张，叫张苏云。因为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如果姓项，太引人注目。我是直到皖南事变后，才改叫项苏云的。陶行知把我交给新安小学的郭青老师时，没敢告诉他我是谁的孩子，只说要好好养着。老师对这个无名无姓的孩子心里没底，就问有什么特殊要求，万一有个意外怎么办。陶行知说，只要你尽了心，就行了。没有人会找你麻烦。当时我还没有名字，陶先生就给我取名苏云，说我是在江苏天空中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
　　我是1938年初到的延安，也就是在那一年见到了父亲。
　　陶行知先生当年在新安组织过新安旅行团，是中共进步组织的外围组织。他把学生组织起来，一边演戏、一边抗战。后来形势急转直下，日本鬼子很快就过来了，我们在淮安就不能呆了。1938年初，校长汪达之让学校的郭青老师把我带走。当时汪校长已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郭老师并不知道。汪校长就对郭老师讲，你把这个张苏云带到西安去，到了之后，告诉我，我再回信告诉你怎么办。我记得当时学校里还有一名姓查的同学，也没有父母管，但校长就只让郭老师带我走。我们从淮安出来，到徐州上火车。当时战乱，到处都是逃难的人。我们辗转到西安之后，郭老师就给汪校长写信。可当时汪校长他们也是避难当中，所以他接到信很晚，一个月后，我们才接到他的回信。这一个多月当中，我们就在西安苦等，钱很快就用光了。没办法，郭老师就找地方，看人家有没有用老师的。一个月后，信来了，郭老师一看信，才知道他带着的这个女孩子是项英的女儿。
　　汪校长在信中让郭老师带着我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说到了那儿，就有办法了。当时虽然已经国共合作，但人们听到谁问八路军，还是很谨慎胆小，所以，费了很大劲。我印象很深，后来是在一个街角，问到一个卖花生米的小伙子，才问到的。
　　当时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是伍云浦，也就是伍绍祖的父亲。巧的是，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在那儿。我们去了之后，他们把我们安顿下来，就与新四军方面联系，核实。核实的结果，两边说的都对上了，当然也就没问题了。
　　我们去延安，是集中坐一辆卡车，车上都是干部子弟，有刘志丹的女儿，肖劲光的儿子，高岗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王世英一家。———张国焘的儿子当时已经十四五岁，半大小伙子了。这些人都是原本要去苏联的，没成功，半路被截回来的。
　　到延安后，郭老师只认识延安教育厅厅长董纯才，是他的一个故旧，他们是小庄师范的同事。是董与中组部联系上的。当时的中组部部长是陈云，副部长是李富春。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天送饭的人来，是小米饭炒土豆丝，给我们吃。他们知道我们来到后，就让我上了鲁迅小学，把郭青老师安排进抗大受训几个月，受训后，郭老师回鲁迅小学当了校长。———他现在还健在，已经百岁，就住在北京。
　　和父亲见面，是在1938年的秋天。他是来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有一天，我正在吃晚饭，郭老师来找，说有人来接我，说我爸爸到延安了。我当时又惊奇又高兴，急得马上就要走，饭也顾不上吃完。来人是张浩的警卫员，和我一同去的还有张浩的两个儿子。警卫员带我们到城里的一个院子，到了一排平房前。这时，我在门口向里望，见对面坐着三个人，两个人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一个人坐在床上，坐在椅子上的一个人，腿上还坐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坐在右边椅子上的是张浩张伯伯，他给我一一介绍，坐在床上的这是朱爸爸———就是朱德，坐在左边椅子上、抱着小女孩的，是刘爸爸———就是刘少奇，那个小女孩就是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张浩告诉我，等一下，和朱爸爸一起去参加欢迎你爸爸的欢迎会。
　　欢迎会是在八路军大礼堂开的。我跟着进去以后，人家都有人招呼，可我谁也不认识。我就走到主席台前，转过身，面对着整个会场，找我爸爸。陈云过来，帮着找我爸爸。他叫我：“苏云，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他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对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这是你女儿。”又转过来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我爸爸把我抱起来，让我坐在他腿上，看我，我也看他。———就像这样。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就这样，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嘛。
　　好像欢迎会没有开完，我就要回宿舍。因为不知怎么，我突然流鼻血，还挺厉害。我爸爸很着急，却不知怎么办好。马海德医生过来，让我用凉毛巾敷，过了一会儿就好了。我爸爸让我和他一起住，我说宿舍里的同学不见我回去不会睡觉。爸爸就派警卫员送我回去，和她们打个招呼再回来。可回到宿舍，躺在一排大通铺上的女同学们点着小油灯，都在等我呢。她们都知道我爸爸来了，就问这问那。我只好让警卫员自己回去了。第二天放学，爸爸亲自来学校接我跟他去住。
　　我还有个弟弟，比我小四岁，那时也在延安保育院。那段时间，爸爸也把他接来，我们三人就算团聚了。但我弟弟太小，夜里老哭闹，爸爸没法休息，白天还有那么多工作，所以只好又把弟弟送回保育院了。但是，爸爸后来带我去看过两回弟弟———我这个弟弟项学诚，建国后曾在北海舰队工作，已于1974年去世了。
　　在相处的那些天里，父亲对我们照顾得很好。他给我洗手洗脚，穿衣服，有功夫就陪着我，呵护备至。现在我才知道，他把对我一生的父爱，都在那十二天给了我。
　　那时，日本鬼子飞机有时白天来轰炸，我们就要躲进山里上课。有一天晚上，郭老师来告诉我，说我爸爸白天来找过我，没见着，说他有任务，就要离开延安了。我和父亲就这样永远分开了，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永别。甚至都没有悲伤。
　　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的许多同学都见过我爸爸，也都对他印象很深，这是因为，父亲来学校看我时，先从大后方经过，带来了宋庆龄从国际组织募捐的一些东西，给我们的就是小孩子用的，有吃的也有穿的，人人都有份。我分到的是一顶绒线帽。
　　半个月后，西安有人来，捎来父亲托带的东西，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
　　应该说，我从小就是在没有父母的环境中长大的，没得到什么父爱和母爱。在见到父亲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父亲，没有“父亲”的概念。那时候小，只知道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
　　这就是我与父亲项英在一起的十二天。

　　（项苏云口述，2004年7月21日，7月23日，北京百万庄。祝晓风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