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浩劫，天下大乱，国民经济几近崩溃之边缘，妖魔欢喜众人愁；幸而一举粉碎“四人帮”，人心大快，百废待兴，祖国又开始万马奔腾起来；我则从被批斗到下放劳动改造，而重返江苏省文艺队伍。1980年8月，忽然接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钟民同志的电话，他要我去北京为粟裕大将写一篇文章。不几日，江苏省副省长周一峰同志便对我作出了具体指示：原来，是粟裕大将想为“文革”浩劫中惨遭造反派推下深井致死的中国海军副司令、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写一篇纪念文章，他希望江苏能为纪念陶勇同志一事助一臂之力。钟民同志和周一峰同志便推荐了我。我乐意接受这一任务，只是担心我一人身单力薄，恐难胜任，便要求增加省出版局编辑俞胶东同志共同前往。
     粟裕将军，我早就认识了。那是1944年春，党组织送我到苏中公学学习，苏中公学校长就是粟裕将军。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直到如今，我对他始终充满敬意。
     我和俞胶东同志在1980年的8月下旬赶赴北京，先拜见了粟裕同志的战友，海军司令员叶飞上将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王必成中将，惊悉粟裕大将身体欠佳，已住进30l医院。我们又赶去见粟司令的夫人楚青同志，她忧心忡忡告诉我们：他一直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一齐完成写纪念陶勇同志的文章，谁知8月18日晨，突发心脏病而卧床不起，现在你们要见他，只能接见5分钟，不能让他太兴奋太激动太劳累。我们一口答应绝对掌握好时间，适可而止。
     翌日上午，我们准9点走进301医院粟裕同志的病房，原以为他一定是躺在病床上接见我们。谁知他已一身军服正襟危坐在桌旁等待着我们，我们连忙鞠躬致敬，赶上前去和他握手问好。
     这次，是我第三回面对面地见到粟裕同志。光阴似箭，毕竟过去了36年了，粟将军老了许多，瘦了许多，但依旧神采奕奕。他告诉我们：陶勇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为国为民艰苦奋斗，贡献不小，我们不能忘记他，所以才请你们来帮助写篇文章纪念他。我听完粟裕同志的吩咐后，马上表态道：我是苏中公学第一期的学生，你是我们的校长，是我们的老首长、老领导。我和俞胶东同志一定遵从你的指示，认真负责地完成这一任务。粟裕同志知道了我曾经是他的学生，非常高兴，便谈起抗日战争时在苏中地区的一些旧事，我则有问必答，交谈越来越热情。这时楚青同志忽然在背后拉拉我的衣服，我立刻醒悟过来，时间已超过5分钟，快让粟裕同志休息吧!于是我话题一转，祝老首长早日恢复健康．然后便和俞胶东起身告辞而出。 
    在回招待所的路上，我想得最多的还是粟裕大将的健康问题，他怎么会突发心脏病，只能讲5分钟的话呢?粟裕同志在病中，他首先考虑的竟然不是自己，而是怎样为被屈死的陶勇同志平反。这又怎能不令我肃然起敬。
     回到招待所，我和俞胶东同志商量，陶勇同志战斗一生，他在抗战中任新四军第一师三旅旅长，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解放战争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建国后任海军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要为粟裕大将写好纪念陶勇同志的文章，我们就需去访问最熟悉陶勇的同志和朋友。采访到的材料越多越好。我们请教王必成同志，排出了一个名单，如四川成都军区政委谭启龙、副司令胡炳云，福建军区副政委卢胜。以及上海东海舰队司令部的一些同志等。然后立即购买机票、车票火速前往。我们跑遍成都、福州、上海，访问了许多同志，听到的是对勇猛、刚直的陶勇同志一片赞扬声，称他是名如其人的一员勇猛之将。
     搜集、采访到许多动人的资料，回到南京后，我们又一起研究商讨怎么写这篇文章，因我还有文联的事务在身。而俞胶东他是年轻有为的一位编辑。因此请他执笔。他于年底前便急书成万言的《战将陶勇》一文，然后送到北京，经楚青同志呈粟裕大将过目，仍在病中的粟裕同志审阅后。由他和钟期光同志等署名后送新闻媒体，不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这篇文章，在全国博得好评，影响甚大。
     即将到来的2007年，是粟裕同志百岁诞辰之时．他的学生——过去一小兵、今日已白发的我。特补写这一篇拙文，追念我的校长，我们永远别忘记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粟裕同志。
                                                             2006年4月1日书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