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顾委委员、成都军区原政治委员万海峰上将的传奇婚姻和革命家风，在北京、成都军区的军营里传为佳话。日前，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访了万海峰上将。

　　这位老红军战士的寓所，在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一个优雅宁静的四合院里。整洁的走廊里和窗台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形态各异、玲珑剔透、来自祖国各地的几十块玉石。据孙德阁秘书介绍，这是首长离休后的一项爱好，有的是闲逛北京花鸟鱼虫、古玩市场时淘来的，有的是外出视察、旅游时，在广西、福建、内蒙等地买回来的。
　　８７岁高龄的老将军，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万老将军热情地将笔者让进窗明几净的客厅，客厅里最显眼的是两帧书法条幅：一是原国防部长张爱萍的题词：“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伪真休奴颜”、“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一是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王庆新赠送的墨宝：“万世勋名警碧海，千秋鸿业著青峰。”这是对老将军高风亮节恰如其分的真实写照。
　　万老将军和夫人赵政一起回忆了那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抗日烽火 喜结连理
　　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在政治上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进攻，毅然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军部一成立，高举抗日救国大旗。苏北成为大江南北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
　　正在上海广仁医院医校三年级读书的１８岁姑娘赵政，是一位经常受到抗日救国思想熏陶的进步青年。她私下壮着胆子和小姐妹商议，立志参加革命，投奔苏北新四军。她们十几位小姐妹经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读书会”介绍，乘江轮从黄浦江长江逆流而上，到张黄港下船，辗转来到苏北，投身于叶飞将军指挥的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赵政，豆蔻年华的上海姑娘，原本是飘逸的秀发，华丽的旗袍，锃亮的皮鞋。如今摇身一变，成为雄赳赳、气昂昂的革命战士——梳着齐耳短发，身着灰军装，扎起绑腿布，穿上自己编织的草鞋，英姿飒爽，落落大方。她被分配在第一旅卫生部当干事，成了一名新四军女兵。起床、集合、出操、跑步、爬山……开始了紧张的军事生活。
　　万海峰，当时任第一旅教导大队副大队长，时年２１岁，伟岸英俊，年轻有为，十分引人注目。他那艰苦朴素、勤奋勇敢、忠诚老实的优秀品质给新来的青年战士树立了榜样。她们看到了老红军艰苦奋斗、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作风。
　　在一起生活、战斗的日子里，万海峰对赵政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甘愿冒着风险，来到敌后根据地受苦受累，充满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由衷地赞赏。而赵政则为万海峰从一个放牛娃、红小鬼，依靠自己的顽强奋斗、刻苦努力，成长为年轻的团级指挥员，从内心里敬重。两颗年轻的心，在抗日烽火中撞出了爱情的火花。
　　“我们一个来自豫南最贫困的偏僻农村，一个来自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就让我俩组成一个革命的家庭吧！”有一天，万海峰终于鼓起勇气向赵政求婚。
　　１９４３年８月，经教导大队政委张孤梅介绍，这一对革命伴侣在苏中如西举行了极其简朴的婚礼——借当地老百姓一间房子，把两床黄军被合在一起，就算结婚了。抗日战争隆隆的炮火声，为他们的特殊婚礼祝福。从此，一对恩爱夫妻在几十年漫长的军旅生涯中生死与共、结伴同行，既像一对雄鹰比翼双飞，更似并蒂莲馨香怒放。
公事第一　军务第一
  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情操，是万海峰和赵政这一对军中伴侣风雨同舟的强大动力，也是他们齐心协力培植革命家风坚实的思想基础。“私事服从公事，家务服从军务”，是他们夫妇处理个人和家庭问题一贯遵循的原则。
　　１９４５年９月，他们的长子晓平在苏中黄桥镇一个小村庄降生。这时，日寇虽已宣布投降，但盘踞在长江以北各战略要点的大批日伪军仍然继续顽抗。万海峰所在的苏中独立旅执行新四军军部关于“长江以北主力分散作战，扫清苏中、苏北之敌”的指示，正准备进攻泰兴县城。赵政则在泰兴独立团休养所工作，组织上为她安排了一个小保姆，完全有条件在比较安定的环境里抚育自己心爱的婴儿。但她听说主力部队的医疗队更需要富有经验的医务干部，她就毫不犹豫地决定将刚刚出生的儿子寄养在当地一户老贫农家中。她的想法得到万海峰的全力支持。就这样，赵政就毅然率领医疗队随军出征了。
　　晓平在一贫如洗的老农家里度过了艰难的童年，直到解放战争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万海峰夫妇才于渡江战役前夕，将晓平接到身边。眼看着４岁多的儿子又小又瘦，屁股上还有烫伤的两处伤疤，夫妇俩心痛极了。然而，一想到为了夺取抗日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自己付出这么点代价，真算不上什么，心里面也就坦然了。
　　１９４７年5月，影响华东战场全局的孟良崮战役打响了。这时，担任手术队队长的赵政已怀孕８个月，眼看产期迫近，领导上动员她撤回后方安全地区。此时，万海峰、赵政所在的华野六纵担负孟良崮西南地区的攻坚任务。面临被歼绝境的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拚死顽抗，攻坚部队的伤员也急剧增加。看着成批伤员亟待在火线上做急救手术，赵政咬紧牙关，一再谢绝组织上的照顾，冒着枪林弹雨，挺着大肚子，带领手术队奔波于战场救死扶伤。一天，赵政率手术队向新战区转移，途经一个小村庄，巧遇六纵十八师五十四团王参谋。
　　“老王，你们团打得怎样，万副团长在哪儿？”赵政关切地问。
　　“我们团圆满完成攻坚任务，万副团长率指挥所同志正在村里休整待命，离这里不远。大嫂，我带你去看看吧！”王参谋热情地说。“大家平安就好。请转告万副团长，我们赶着去执行任务。”说着，她带着全队匆匆上路了。
　　孟良崮战役后，赵政被临时分配到相对稳定的山东军区第十一医院任医务处主任，顺利生下女儿晓荆。这个医院地处鲁中山区偏僻的小村庄，贫瘠荒凉，物资短缺，身边无一亲人，女儿在这“荆棘丛生”之处来到人间，这就是赵政特意为女儿取名“晓荆”的用意。
　　晓荆落地还未满月，国民党对鲁中地区新的进攻便开始了。赵政背上孩子辗转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直到１９４８年初，才查询到万海峰所在的六纵已转移到河南省濮阳地区，她只身带着孩子搭乘顺路的大卡车，一路颠簸几百里归队。她向纵队卫生部报到时，组织上征询她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她看看怀中的婴儿，想想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还是决定继续担任医疗队长。她断然给晓荆断了奶，狠狠心把仅有８个月大的孩子交给家属队的小保姆，自己义无反顾地随队参战。后来，战事趋向平稳，晓荆才返回母亲身边。由于营养极度不良，导致女儿肝、脾肿大。赵政含着眼泪抚慰瘦弱的女儿：“孩子，为了战争的胜利，为了新中国，又让你多走了一段布满荆棘的道路！”
“家里有我　你别分心”
　　为了让丈夫集中精力在前方带兵打仗，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赵政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独自挑起抚育、培养子女的重担。漫长的战争岁月，孩子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小病小灾。但是，展现在万海峰眼前的封封家信，总是声声报“平安”。赵政在信中反反复复地安慰：“家中有我哩！老万，你就别分心了。”这是何等崇高的品质，这是何等宽阔的胸怀！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当幼儿晓援呱呱坠地后，赵政为夫妇都能专心致力于双方的革命事业，决心做绝育手术。这一举措万海峰完全同意。当时，绝育手术在国内尚属创始阶段，要求亲属签字。赵政为不分散在朝鲜前线指挥作战的丈夫的精力，说服院方由自己的胞妹——在南京军区卫生部幼儿园工作的金楚珍代签。
　　最令万海峰难忘的是，在１９５３年朝鲜战场夏季反击战的关键时刻，时任军炮兵主任的他正夜以继日、衣不解带地在炮兵指挥部组织火力支援时，一封家信悄然来到，一张二寸小照片上，从８岁的晓平到刚满周岁的晓援，４个健康欢乐的孩子“阶梯式”地排列着向他微笑。“为了让我安心专注于前线作战，爱人付出了多大的辛劳啊！”万海峰无限感慨地告诉战友。
　　１９８２年，万海峰由北京军区副政委晋升为成都军区政治委员，肩上的担子更重，工作更忙。而赵政在北京军区总院任副院长，他们家的“大本营”仍在北京。此后，家里发生了几件大事。
　　一是，赵政本人又经受了两次较大的手术：１９８７年的胆囊切除手术；１９８９年的胆管取石手术。这类手术，按医院规定均须有至亲在场签字同意，为了让担负繁重军务的丈夫集中精力工作，赵政都让女儿晓荆在手术单上代为签字。
　　二是，长子晓平摘除肝部巨大的血管瘤。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晓平肝部长了个巨大血管瘤，体积竟达２４×２１×１７厘米！身为外科大夫的赵政心里一时也没了主张。她亲自把儿子带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诊治，院方说必须立即手术。要摘除这种罕见的巨大血管瘤，有很大的风险。陪同诊治的儿媳面对这一险情，吓得直哭，不敢签字。此时此刻，他们是多么盼望万海峰能来到跟前帮助拿个主意，赵政与在成都的万海峰通了电话。此时，年满７０岁的万海峰已接到中央军委的免职命令，并基本完成了工作的移交，按说已经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成都了。
　　但是，万海峰对自己灌注了８年心血的这片热土，对驻守西南战区的广大指战员，怀有深厚的感情。为争取在离职返京前多看望几个部队，多为新班子留下些进一步加强边防建设的有益建议，夫妇在电话里慎重商讨，决定由赵政做好儿媳妇的工作，并负责共同签字，让万海峰完全彻底做好离任前的善后工作。
从严治家　不搞特殊
　　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初起，万海峰的子女，一个个相继从学校跨入社会。这个时期，也正是万海峰担任军和军区领导职务的时期。他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出于对他的关心，总想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给孩子们一点照顾。
　　每当这时，万海峰总是婉言谢绝，明确说：“孩子们的前程要靠他们自己去闯，决不能让他们养成依赖父辈的坏毛病。否则，把我们的下一代都娇惯成‘八旗子弟’，那样党和国家的前途不堪设想。”
　　１９７０年，长子晓平从南京航空学院毕业，正待分配。孩子从小在军营长大，对军队有特殊感情。他想：“如能分配到军队工作，待遇相对也会比地方高些。”当儿子向万海峰夫妇流露这种心愿时，万海峰恳切地说：“你想到军队工作，我们不是办不到。但我们不能搞特殊化，工作的分配，还是要服从国家的需要，听从组织的安排。”就这样，晓平愉快地到天津一家工厂当了技术员。
　　万海峰任驻河北唐山某军副军长时，他的女儿、次子、幼子相继中学毕业，都是在驻地应征入伍的。每到征兵时节，负责征兵的他的老部下，总想把万海峰的子女招到自己部队，以便在今后的培养和使用中给予可能的照应。万海峰则认为，孩子们在这种环境里肯定得不到严格要求、严格锻炼，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反而会给部队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他立了一条“家规”：不允许儿子到自己领导的部队当兵，也不允许女儿到赵政所领导的驻军医院当兵。
　　女儿晓荆参军后，被分配到北京军区在郊区门头沟新建的第二六八医院。孩子一入伍就和男兵一样，成天搬石头、垒砖头，从事艰苦的营建工作。次子晓松参军后，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比较艰苦的工程兵某舟桥团。
　　１９６９年，幼子晓援初中毕业。当时正值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万海峰想，作为军队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带头响应党的号召。于是，他和夫人赵政一起做晓援的思想工作，并为他置办了下乡用的衣被、餐具等。后来，鉴于国内外形势，中央的政策有了变化，要求部分应届毕业生参军，这才让晓援根据自己的志愿，应征到海军某潜艇支队当兵。
　　万海峰的几个子女，按照父母亲自幼灌输的“路要靠自己闯”的教诲，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发奋工作，他们和父母一样，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从来不承望身居高位的父亲私下里给自己帮忙，为自己提供什么优越的条件。他们一不攀比，二不埋怨，凭着真才实学，一步一个脚印地开拓自己的事业。
革命家风　代代相传
  １９７２年，万海峰调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时，组织上为他在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盖了一套住房。开始，６口之家，加上工作人员１０来口人，由于子女均未成家，倒也不显得拥挤。后来，几个孩子先后结婚，生儿育女。不算工作人员，就是个大家庭。
　　子女单位每逢分房子，人们总认为其父亲是高级干部，住房一定宽敞，为此先考虑别的困难户。于是，４个子女、配偶加上第三代，大小１２口人，不得不与万海峰夫妇一起挤在这个小宅院里，加上万海峰的秘书、保卫干事、司机、警卫员、炊事员的工作间，有的工作人员结婚后，在附近找不到住房的，还得挤出一间房子来作为家属宿舍。这就使得这套四合院式的平房，显得拥挤不堪。
　　“照顾大局，注意影响”，万海峰夫妇是这样要求自己，也是这样教育子女。孩子们在各自的工作单位里，每逢分房，都自觉做到不争、不比、不吵、不闹，一切听组织上安排。在北京军区总院任副主任医师的晓荆，按规定可住三室一厅的单元房。但看到医院里无房、少房的困难户太多，宁愿和丈夫、孩子挤在万海峰家１９７６年抗震时搭的一间简易房里，也不向组织上伸手。
　　长期以来，在万海峰夫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在这个由三代１４口人组成的大家庭里，敬老爱幼，互谅互让，其乐融融，从来不为一点琐事而争吵，一派团结和睦的氛围。作为独生子女的第三代，在嘻笑打闹中有时难免发生些磕磕碰碰，每当这时，各家的父母都严格管教自己的孩子，从不争长护短。
　　在这个大家庭里，至今还沿袭了战争年代的那种“军事共产主义”传统：逢年过节，子女婿媳从各自的工作单位领回的那份鱼肉禽蛋之类的食品，都自觉交到厨房统一处理，没有一个“打埋伏”的。每当节假日，全家想包顿饺子改善伙食，子女儿媳都自告奋勇争着帮厨，大厨房里洋溢着一片欢笑嘻闹的喜庆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