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农历正是三九时节。上午9时，在国家文化部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我们应约赶到时，文化部原副部长徐文伯同志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早就听说徐文伯很健谈，一接触果不其然。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他可谓滔滔不绝，但谈的都是有关父亲徐海东大将的事，至于本人，则很少涉及。这怎么行？《铁军传人》这个栏目主要是反映新四军后代的，徐文伯不谈徐文伯，这任务怎么完成？在我们的再三询问下，才捕捉到一些零星信息。
在随父转战南北中成长
 1937年初，西安事变刚发生没多长时间，党中央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急调西征的红十五军团从千里之外的绥远赶赴陕西。2月20日，农历正月初十，当红十五军团行军至陕西省礼泉县叱干镇时，军团长徐海东的长子文伯诞生了。从此，父亲南征北战，他如影相随，在热血、战火和硝烟中成长。
 1938年，徐海东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一天，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徐海东的住房被炸塌，一岁多的文伯被埋在土里，幸亏警卫员护着才活了下来。

徐海东将军和长子文伯在一起

 1939年底至1946年8月，徐海东将军率新四军一部在淮南路东、路西一带抗战，文伯便在安徽度过了童年，人之初的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新四军将士的勇敢和根据地人民的善良。１９４２年，在淮南，徐文伯曾经被日本小钢炮炮弹蹦起的土块把脑门砸了个肿包。也就是在五岁左右，徐文伯开始随着战士们在行军打仗途中学习认字，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学习的课文是“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抗战到底，打败日本鬼子”。稍大一点后，徐文伯已经承担起为父亲收集报刊的任务了。他还当过查岗放哨的儿童团长，曾经查出过两个特务，受到过表扬。直到１９４６年，徐文伯才在江苏淮安的河下镇接受正规教育。由于他穿着军装上学，被人们叫做“小新四军”。
 1946年9月至1952年8月，徐文伯先后随军到山东诸城、莱阳，辽宁大连等地，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一年级，他经历了抗战胜利的喜悦、内战的流离和新中国成立的欢欣。
 1952年9月至1962年初，徐文伯在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后改称北京１０１中学）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完成了高等教育。在这期间，他先后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上学期间，父母尚未搬到北京，他的监护人是我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同志。
 1962年，为加强国防部五院的青年政治工作，聂荣臻元帅将尚未大学毕业的徐文伯调入了五院二分院政治部从事青年工作。徐文伯穿上了自己喜爱的绿军装，１９６３年获授中尉军衔。正当他准备在这里大干一场的时候，1965年，中央军委将国防部五院改为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涉及到的１０万人都要转业。生在军旅、长在军旅的徐文伯，多少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穿上军装，如今刚穿上军装3年，那股新鲜劲还没有过去就让脱下，他想不通，也不情愿。。
　　一天晚饭后，见爸爸心情很好，文伯提出了不想脱军装的想法。谁知爸爸听了大发雷霆，问道：“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文伯答：“是。”“既然是共产党员，你怎么一事当前就先想个人的事？你们单位10万人转业，是军委的决定、党的决定，你为什么就不能转？作为高干子弟，在这件事上应该带头才对！”一看爸爸动怒，文伯也确实知道自己错了，连忙作了检讨。回到单位，他主动打报告带头脱了军装。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40多年，徐文伯回忆起来仍很动情。他说：“爸爸在政治思想上对我要求十分严格。1950年我刚加入少先队，爸爸就要求我争取入团；1952年我刚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爸爸又向我提出了入党的要求。1955年11月7日我入党后，爸爸又要求我在思想上入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爸爸这一辈子，把党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是留给我们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徐文伯（右）和本文作者在一起

　　１９７５年，徐文伯调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先后任党史保管部党支部书记、馆临时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１９８４年，徐文伯调国家文化部，先后担任干部司司长、文化部党组成员、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院长。其中，１９８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４年３月任中纪委派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１９８７年１１月任中共十三届中纪委委员。他还是中共十三大列席代表、十四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八、第九届委员。
　　在担任文化部领导期间，徐文伯主管过人事、党务、纪检、文物、图书、群众文化等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先后担任了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长、中国图书馆学会会长、中华文化联谊会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他牢记父亲的教诲，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以务实的工作作风，为中国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１９９０年，徐文伯被评为文化部优秀党务工作者。
周总理干预“牛棚”获释
 1966年“五一六”通知之后，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解放后长期生病休养的徐海东大将，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信是将军口述，徐文伯记录的。信的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议中央选接班人的时候，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二是希望趁毛主席、刘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健在，把党内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后患；三是建议中央领导交接班要有一个过程，老同志不宜换得太多。
 徐文伯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封信竟给全家招来巨大灾难。林彪、江青诬蔑徐海东的这封信是反毛主席，是要毛主席下台、刘少奇上台。陈伯达、戚本禹指挥北航“红旗”造反派抄了徐海东的家。他们抄出了这封信的底稿，同时还抄出了毛主席１９５０年写给徐海东的信。抄家的造反派看到毛主席在信中对徐海东十分关心，并且评价很高，都泄了气。
　　１９６９年１月，徐文伯被以“徐海东反党集团的黑参谋长”、“徐海东指挥徐文伯参与武汉七二○事件”、“为彭德怀、黄克诚翻案”、“反副统帅、反旗手”等罪名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在隔离审查期间，放风的时候，徐文伯的身边随时都有三个看守跟着。同时被关押的老同志信任和支持徐文伯，更坚定了他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斗争的信心。同时，徐文伯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他悄悄给王震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决不会给老一辈丢脸。如果自己不在了，请王震叔叔照顾自己的妻儿老小。
 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亲自点名要徐海东参加，实际上是宣布了徐海东的解放，然而此时的文伯仍在关押之中。一次，周总理到七机部了解情况，看到被关押进“牛棚”的人员名单中有徐文伯的名字，就问“徐文伯到底有什么问题？”当时的领导答复说没有查到什么问题。周总理发火了：“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还不放人？”徐文伯这才结束了10个月的羁押。
　　九大之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林彪以战备为名发出一号命令，将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赶出北京。躺在病床上的徐海东被迫迁往河南郑州，并于次年３月被迫害含冤去世。
 徐文伯曾经问过父亲，林彪、江青为什么那么恨爸爸？父亲说，这些都事出有因。父亲的老家黄陂（今湖北大悟）和林彪老家黄冈相距不远，林彪家是那一带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兼资本家。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徐海东曾两次带人到林彪家造反，把林彪家的十二台织布机和粮食、土地分给了穷苦农民。所以徐海东说林彪对他的迫害是阶级报复。至于和江青结怨则是在延安的时候，当时传出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许多老同志都坚决反对，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徐海东被大家推荐去向毛主席面交联名信。徐海东不但向毛主席交了众人联名的反对信，而且还当面向毛主席表达了反对意见。后来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徐海东用自己的残废金宴请贺子珍。并对贺子珍说：“我只承认你，不承认江青。”由此江青对徐海东恨之入骨。
为网络文化建设呕心沥血
　　1998年，徐文伯在主管图书馆业务的时候，敏锐地把握住信息网络时代的发展要求，提出并主持了关于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的论证和立项等开创性的工作，在国内较早提出了要开发建设中华文化内容数字资源库建设，把传统的图书馆改造成适应信息网络发展要求的数字图书馆。徐文伯当时已经年过６旬，但他就如同青年人—样积极学习和接受有关网络的新知识、新信息，使自己由网络“门外汉”成为了网络专家。他不但与众多的院士、专家结为好朋友，而且还能和许多网络精英成为忘年交。在多次网络年轻人云集的会议上，徐文伯这个老人显得很特别，被人称为网络部长第一人。
　　对网络和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的关注，给徐文伯在６０岁后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工作天地。他领导建设了中华文化信息网，并发起了网络文明工程，担任副主任兼秘书长，为网络文明建设鼓与呼。他担任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组组长，致力于数字资源建设的开发和研究，积极协调中央党校数字图书馆建设。用徐文伯自己的话来说，现在比当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还忙。
　　2000年的时候，对于新兴而迅猛发展的互联网，还没有如今这样完备的管理机构和完善的管理法规，徐文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对网络有深刻的认识，认为网络已经广泛深入到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随之形成的网络文化已经成为—种不可回避的社会文化现象。网络好比一把双刃剑，人们如果使用不当，同样会伤及自身。因此，建设什么样的网络文化和网络文化环境尤为关键。在文化部领导的支持下，他领导中华文化信息网开展了第一届中国优秀文化网站评估调查活动。这个活动当时对引导文化网站建设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同时亦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建议。当时的调查显示，网络存在着诸如网上的内容建设严重匮乏，不健康的信息、擦边球的现象严重；网站缺乏行业规范，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聊天室管理严重欠缺，—些聊天室趣味低下、脏话充斥，甚至成为卖淫和传播谣言的场所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他提出了以文明上网、文明建网、文明网络为宗旨，旨在吸引和发挥社会各方面参与网络文明建设、促进网络文明的网络文明工程。
　　在徐文伯的积极协调下，由文化部、团中央、全国学联、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光明日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八家单位发起的网络文明工程于2000年12月在北京启动。此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亦先后作为发起单位加入进来。到目前为止，网络文明工程已经先后开展了四届中国优秀文化网站评估调查活动，召开了提倡网络文明、共建网络道德、网络产业与网络游戏、网吧管理与网络文明建设等研讨会，对促进网络文明和网络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这些工作，徐文伯不愿多讲，好在信息网络时代网上资讯丰富，我们通过网络检索，有关徐文伯的一万多个检索项，大部分都与网络文明有关，可见徐文伯在网络文明建设中的开创性工作的影响力。
　　2002年和2003年3月，徐文伯连续两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有关发展网络游戏、建设网络文明问题提出了政协提案。关于网络游戏，徐文伯认为网络游戏是承载着文化内涵的互联网计算机应用程序，我们应该加强管理、引导并扶持中华文化内涵的自主网络游戏的开发，把网络游戏作为一个产业来对待。现今国家对动漫产业的大力扶持正在把徐文伯当年的愿望逐步落实。
　　对于网络文明建设，徐文伯提出了立、堵、建、疏、管的综合管理思路，即政府应用相关法律来维护网络的安全、健康和文明，同时设立专门的部门指导网络文明建设，并提供资金保障；通过技术手段对反动、黄色、封建迷信等内容进行查堵，开发实用的安全检查软件，防止黑客攻击、病毒感染；增加网络科学、文化、教育内容，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弘扬主旋律；培养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自觉抵制各种不健康、不文明内容的侵蚀；网络经营者应加强自律，要从法律规范、技术排查、内容核实、文明经营等方面遵循网络规范。
　　这些年来，徐文伯对网络文化和网络文明建设的积极努力，在网络文化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徐文伯在组织实施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领导建设中华文化信息网的过程中，还编著了《中国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开发与研究》，主编了《信息数字化与法律——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法律问题》等专著。
　　在采访中，徐文伯还给我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他凡是提到一个人名，后面必须加上某某伯伯或某某叔叔。一个70岁“不逾矩”的老人，张口某某伯伯，闭口某某叔叔，我们初听起来还挺不习惯，他却没有丝毫介意。经了解才知道，这还是爸爸徐海东当年定下的规矩。由于徐文伯从小随父南北转战，父亲就给他定了个规矩：凡是年龄比爸爸大的，男的一律叫伯伯，女的一律叫妈妈；凡是年龄比爸爸小的，男的一律叫叔叔， 女的一律叫阿姨。虽然他如今已是古稀之人，这个习惯一直没变。我们从内心里由衷地叹服。
　　采访结束时，应记者之请，徐文伯副部长欣然为《铁军》杂志题词：永远保持铁军的光荣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