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省泰兴县城的一个公园内，远远就能看到一座高高矗立着的“新四军苏浙军区北撤渡江死难烈士纪念碑”。在它上面记述着：1945年10月15日晚，一艘满载江南新四军最后一批北撤人员的“中安”号轮船，不幸在江苏省泰兴县天星桥镇西南约2公里的江面上沉没，船上的800多名指战员同时遇难。这是中共党史上非战斗性死亡人数最多的重大事件。
    “中安”轮是如何沉没的，事发后又是谁很快一次次舍生潜人江底把遇难者遗体打捞出水？烈士的遗体当时是如何安葬的？“中安”轮被打捞出水后的情况又是如何？等等那些鲜为人知的真相，60多年来一直因为种种政治原因而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2006年2月，笔者偶然接到上海一位叶小双同志的电话。对方激动的话语，一听就让人感到他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原来，他在看到上海《新民晚报》上的《永远的丰碑：无产阶级的硬骨头——韦一平》一文后，非常激动：他没有想到，他父亲生前曾和他讲述的、在苏北老家泰兴发生的“中安”轮沉船一事，竟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而叶小双的父亲，就是在“中安”轮沉船后几天，冒着生命危险潜人江底，参与打捞遇难烈士遗体等工作的重要成员之一。叶小双电话中讲述的情况，无疑为我们填补新四军战史中这一重大事件的许多研究空白提供了重要线索。
     也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新线索，于是，我去了泰兴乡村，进一步寻访当年目击沉船事件和参与打捞工作的老人，寻觅烈士忠骨最初的安葬地点，亲临中安轮沉船的江边，参观中安轮纪念馆，凭吊烈士英魂......  于是我又专程赴沪，探访叶小双及其母亲谢桂芳，于是便有了这篇旨在揭开披在“中安”轮沉船后的一个个问号上的神秘面纱。
    一、奉命北撤
    1945年8月，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为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和团结的局面，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协议．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上旬开始，将长江以南的苏浙军区和苏南、浙东部队以及大批地方干部全部北撤到苏中地区。为此，新四军军部对苏南新四军部队的北撒作出部署：粟裕率苏浙军区第一、三纵队迅速北撤，叶飞、金明率第四纵队及江南全部可能转移的部队、地方干部和尽可能随带的资材作第二批转移，并以少数主力进行掩护。按照这个计划，第一、三纵队在第四纵队主力的掩护下．经江阴等地渡江先行到达苏中地区的东台、刘庄地区。
    10月11日，叶飞、金明率第四纵队经宜兴、溧阳、武进等地，往盂河、小河镇一线渡江，于16日到达苏北的黄桥地区。担任掩护的第四纵队部分主力部队，在政委韦一平率领下，在掩护任务完成后，作为最后一批北撤人员，于15日夜开始渡江，也就是这次夜渡，遭遇了新四军战史上最为惨痛的“中安”轮沉船事件。
    据泰兴“中安”轮纪念馆提供的、沉船幸存者陈瑞洪的回忆资料：当时陈瑞洪所在的溧阳县干部大队，在县长徐公鲁的带领下，跟随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等一起渡江北撤。当时，日军虽已宣布投降，却只接受国民党当局的命令，不但不向新四军缴械，反而对新四军
实行“有效的防御”。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增派20多艘舰艇在长江中巡游，对北撤的新四军进行拦击。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冲突，韦一平率领第四纵队部分人员等近千人的渡江只好选择在夜间完成。
    陈瑞洪回忆道：“1945年10月15日晚上11点多钟，我们以焦急的心情摸黑登船。因为轮渡是一艘吨位较大的轮船，所以船不能泊岸，我们上船只能用木帆船一船一船地短驳。同我们一起渡江的有四纵队一个全副武装的特务营和江南被服厂的职工和干部(大多是女同志)及我们干部大队，共约七八百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短驳，到深收12点才全部上船。”
    葛春和是随部队由浙东到江南从武进县境的孟河镇前往江边登上“中安”轮的。当时他是机炮连重机枪排一班班长。据他回忆：“随他一起登船的有十支队七连、机炮连全部、八连一个排和大队部一部分同志，另外九连的几名病号又支部书记徐犁澄带领登船......”
    据徐犁澄回忆：“一条小木船把我和6名病号驳上了轮船。走道上挤满了人。听说国民党军正在追赶北撤中的我军后卫部队，所以不分昼夜，每船都要满载尽快地渡过江去......  由于一连几天的行军，极度疲劳的北撤人员很快进入梦乡。风声、鼾声、马达声交织成一片......  ”
    二、沉船哀音
    从几位沉船幸存者反映的资料看，满载韦一平等最后一批北撤人员的“中安”轮，始航于午夜时分。当天晚上阴云密市，长江两岸没有一星灯火，伸手不见五指的江面上，风浪裹着冷峭的寒意，袭打在渡江的每一个人的身上。当“中安”轮拖着沉重的船体行至泰兴天星桥西南2公里的江面时，突然发生倾斜。在一片嘈杂声中，随着船身摆动幅度的加大加快，船上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向摆动的相反方向拥来挤去。江水的进入使船尾首先下沉．很快整个船体入水，轮船上那粗大的烟囱缓缓地倾人江中。
    “中安”轮沉没后，陈瑞洪这样回忆道：“我从小在水乡长大，熟悉水性、心想：我年轻体力好，在水口游上三四里不在话下。所以面对滔滔长江也并不见得怕。可是当我一下水，感到寒气逼人，风大浪急，还有漩涡。这完全不同于家乡小河港的情景，我一手扶着一只漂在水面上的背包，一手将身上的衣服脱掉，只留下一条短裤。经验告诉我，光着身子才好在水里与风浪搏斗。当时，江面上漂满了包裹什物和遇难者，人的呼救声、海浪的拍击声混成一片，真是惨不忍睹，过了没多久，人声渐渐稀少了，只听见长江水浪的澎湃声……  在与风流搏击时，从上风方向漂来了一只象南方人用来放鸭子的划子船，船底已朝天，船舷周围扶着一二十个人。为了借助这只船的浮力，我们几个也扑过上抓住了船舷。漆黑的晚上，黑茫茫的一片，望不到岸边。到了下半夜，江面上的风浪更大了，大家又冷又饿，力气已耗得差不多了。这时劈头盖脑的浪头袭来，加上漩涡，围绕这只小船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7个人，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患难与共，分外亲热。为了生存，我们互相鼓励、帮助。突然又一个浪头打来，把我们7个人连同小船一起压到了浪底下。我憋住气奋力划水，终于从浪底下钻了出来，可当我再度找到那只小船时，却只剩我们三个人。天近拂晓，江面上忽然出现了一只木帆船。当他们发现我们后，船上的人每次只能抛下一根绳救一个人，我们互棚相推让，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我是最后一个被救上船的。这些船是天星桥镇的老百姓，在沉船后组织的救援船只。先期到达江北的苏浙军区第四纵队的不少同志，正在迎候韦一平和战友们的归来，可谁知他们等到的却是韦一平等800多人沉江殉职的噩耗。”
    三、江底搏击
    “中安”轮的沉没牵动着每一个新四军指战员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心。他们把悲痛隐埋心中，急于要做的就是怎么把船舱中烈士的遗体、遗物打捞上来。然而，在当时没有任何打捞设备，没有一个专业潜水人员，没有任何保障措施，且又随时可能遭遇国民党兵舰巡游的情况下，有谁能潜入江底去完成这个重任？就在沉船事件发生后几天，经过主力部队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挑选，泰兴地方部队的叶恒富(即叶小双的父亲)和王山两个人，以最识水性为先决条件，奉命执行潜江打捞任务。
    叶恒富1915年出生于泰兴天星镇芦碾村。生性果断，做事利索，快人快语，为人诚实。1943年经泰兴新四军游击队员介绍，参加了新四军地方部队。1944年秋，他被驻当地的侵华日军逮捕，特工队将他绑吊在树上三天三夜，并用桑树扁担抽打拷问，叶恒富始终保持民族气节，未向日伪吐露一字。特工队无奈扬言要让日军狼狗来撕咬他。与此同时，叶恒富的妻子谢桂芳，将家中赖以生存的二亩四分地和所有物品变卖，拼凑成24担稻谷作交换，才把丈夫的性命换了回来。叶恒富回家后，连夜出走一直跟随新四军部队活动，与王山成为战友。1946年，叶恒富因地方武装人员分散保存力量，只身到上海以干木匠活为生。同时曾协助过上海的地下党员戴荣华等从事革命活动。解放后，叶恒富一直在上海市城建局下属的某材料站工作。“文革”中受到迫害，1979年恢复名誉，1994年病逝于上海。对于王山以后的情况，笔者至今未能找到任何线索。
    长江表面虽然风平浪静，可水下却是暗涌湍急，再加上已是深秋季节，叶恒富和王山潜入江底，无疑是一场与风浪寒冷抗争、与危险死神比拼的特殊搏击！
    在江岸边，一堆稻草燃成的篝火又红又旺，这是战友乡亲们在为叶恒富、王山两位潜江勇士驱寒热酒。怀着对党的忠诚，对革命的信念，对沉眠于水下烈士的感情，两位勇士饮尽大碗热酒，如蛟龙得水跃入了浑浊的江中。什么叫无所畏惧，什么叫舍生忘死?叶恒富、王山的壮举就是最好的诠释。
    在上海杨浦区平凉路一间极为普通的居民房里，我见到了叶恒富的妻子谢桂芳和其子叶小双。在这间房子里，叶小双告诉笔者：“当时，我父亲和王山跳入江中后，首先摸到了沉船的舱门，但因轮船严重超载，所以舱门被一个个紧挨着的尸体堵塞着，需要用力才能拉出一个尸体。拉出一个人后舱门口就松动点。再把拉出的尸体送到江面，等乘小渔划子的人用竹篱钩住拉上船后，他们再潜入江底。”在讲述过程中，叶小双这个与他父亲性情相似的六旬汉子，怀着对父亲江底打捞之举的理解，深情地说：江水又冷又浑，完全靠在水中摸来摸去完成。他们一口气要憋很长时间，实在憋不住了才上来换口气，实在冷的受不了了，才上岸烤一下火，喝口热酒再下水去......
    叶恒富的妻子、80岁的谢桂芳胃被切除五分之四，佝偻的腰更显得身体的虚弱，耳朵也有点背，她沉浸在对丈夫的思念之中，当年的情景如在昨天。为了打捞这些烈士，叶恒富每天早上踏着白白的霜出去，晚上九、十点钟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他的脸经常是被冻的发青，嘴唇被冻的发紫。妻于为他脱去湿漉漉的衣服，为他加厚床上的棉被，让他钻进被窝，可半天辰光都转不过阳气。用谢桂芳的话说：“活象一个冰冷的死人”，在为叶恒富取暖时，谢桂芳埋怨他：“你这样做图什么？”叶恒富回答：“他们为革命把命丢在了异乡江底，我们活着的人为他们受点罪、吃点苦算不了什么。”“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的日子怎么过？”而叶恒富却说：”我从小在江边长大，水性出名的好，不会有事的。就算有‘事’，还有共产党......  ”就这样，叶恒富两人在半个多月中，一次又一次地腾江踔浪，拉出一具具烈士遗体，摸出一支又一支留在船内的枪支和物品。
    四、丰碑永存
    在谈及打捞上来的烈士遗体怎么安葬的话题时，叶小双对其父的叙说记忆犹新：“烈士遗体打捞出水后，曾逐一登记编号，由当地老百姓用独轮车一边一个推送到天星桥龙王庙的一个大坑里。”听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我在泰兴天星桥镇走访鲍瑞林、叶伯生、叶国泰等人，当年用独轮车运送沉船死难烈士的情景。他们的叙说在叶小双这里得到了印证。叶小双继续说：打捞上来的遇难者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安葬前工作人员用手把他们的眼睛抹平闭上，一个头朝南，一个头朝北有规则地排放，共计有800多人。牺牲的烈士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佩带短枪，打捞上来的长短枪支共约700多支，另外许多人的腰中挎包里，都装着用纱线捆扎的成捆的江准纸币。
   叶小双继续回忆“据我父亲说，那些江淮币是苏南财经委员会北撒时，让财经人员们分散保管绑在腰中的军费。尽管沉船后闷在水里半个多月，但其中一些捆扎较紧的，打开后仍有一些是干的。”在讲到江淮币时，叶小双还说了这样一件事：江底打捞结束后，叶恒富和王山两人各获得了100元江淮币的奖励。当时这种货币在苏中、苏北的市面上很少见。所以找父亲把100元江淮币交给我妈时，我妈疑惑地问这能买到东西吗？当时给我父亲发100元江淮币的王副团长笑着对我妈说，市面上是不多见，你可以去试试看，吃香着呢！没想到，我妈拿着它真的买回了几担粮食......  ”
    根据叶小双讲述的安葬烈士忠骨的“龙王庙的一个大坑”，笔者专程前往泰兴。“中安”轮沉船烈士忠骨安葬遗址坐落于泰兴天星桥镇十八圩龙王庙。在这里我见到了立在松柏之间的石碑，碑上刻有“新四军苏浙军区北撤渡江死难烈士忠骨原葬遗址”。遗址距沉船的江面约2公里左右，当年当地的老百姓就是用独轮车把烈士遗体送到龙王庙安葬掉。另据了解，1960年4月12日，“中安”轮沉船已由上海打捞工程局打捞出水。
    改革开放以后，为缅怀先烈，教育后代，江苏省人民政府决定在泰兴县城内修建中安轮遇难烈士纪念馆。1986年7月初，首先将原安葬在天星桥江边的烈士忠骨迁至泰兴公园，由泰兴县委、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忠骨安葬仪式；同年10月，在800英烈遇难42周年之际，位于泰兴公园的中安轮遇难烈士纪念碑、纪念馆也建成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开馆仪式。
    纪念馆位于泰兴公园中部。馆区内有一座宽6.4米的卧碑，正面镌刻着原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的题词：“烈士英灵，永镇江海”，背面是江苏省人民政府为纪念800英烈镌刻的碑文；在卧碑后面，高高矗立着一座由叶飞题写碑名的“新四军苏浙军区北撤渡江死难烈士纪念碑”，碑身基座呈下沉的船形，暗喻烈士们沉船遇难．从侧面看去碑身犹如跃起的江水浪花，寓意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万古长流，世代相传；穿过竖碑，即为中安轮遇难烈士纪念馆。馆内陈列着遇难烈士的生平照片和相关图片资料。从中安轮烈士纪念馆显示的资料看，此次沉船遇难烈士800多人中，有名可查的仅有240多人。其中江苏149人，浙江42人，上海6人，福建2人，广东、广西、江西、安徽、山东省各1人。浙江籍的烈士涉及长兴、湖州、温州、平湖、余杭等10个市县。
    江河万古，日月永恒。丰碑是精神的凝聚，是思想的旗帜！当寻访“中安”轮沉船事件发生后的一些“故事”暂告结束，当我离开“中安”轮纪念馆，又一次仰望巍然屹立的渡江殉难烈士纪念碑时，我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沉重过后又感到分外欣慰，因为历史没有忘记他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新四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