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间，新四军第一师的5个多团，为沟通苏中、苏北、淮南各根据地的战略联系，进一步改善苏中的局面，发动了以夺取车桥为目的的战斗，由我们老一团负责攻打车桥镇据点。
  车桥附近水网纵横，镇外有5米高的围墙，据点较为坚固，守敌为一个日军山炮小队和一个约150余人的伪军大队。由山本一郎小队长率队驻守，配备了4门四一式山炮和8挺轻重机枪等火器。敌军依仗这些精良装备和坚固的据点，骄横拔扈，警戒麻痹。我们在廖政国团长的率领下，于4月5日凌晨1时，分南北两路乘月色实施偷袭，用云梯架桥通过壕沟，翻越围墙。下午3时，我军攻克了敌据点，全歼守敌，并在车桥镇附近的芦苇滩生擒了守敌头目——炮兵小队长山本一郎，然后把他押送到新四军一师政治部。
  日本军官深受法西斯的奴化教育，素以“武士道”精神自居，在战场上，即使战败了也不投降，常以切腹、服毒来效忠天皇。山本被俘后不吃不喝也不开口说话，坐在凳子上装聋作哑。我们给他烟抽，被他撕得粉粹，给他水喝，反被他泼了一身，送来的饭也被掀翻在地。政治部的许多同志气得要求把他关起来，个别同志甚至主张把他枪毙算了。这时，会说一口流利日语的师敌工部长程叶文专程赶来，同山本交谈了几次，才使他渐渐地开始说话。原来，他是不了解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以为会被我军枪毙。程部长向山本宣传我军的政策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反动本质，使山本逐渐打消了疑虑。几天下来，山本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在谈话中了解到，山本出身比较贫穷，原是日本神户一个船厂的工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拉来当了炮灰。程部长从“日本反战同盟”请来了香河和铃木两名日本人来配合工作。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山本，新四军以革命的人道主义来对待俘虏，而且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我们又何必来充当日本侵略者的炮灰、来屠杀中国人民呢？
  山本在我军的教育和改造下，以亲身体验切实感到了我们的诚意，以及我军内部的温暖，同志之间的友爱，官兵之间的平等，认识到了我军与日本侵略军本质上的差别。从此以后，山本像变了一个人，有时高兴起来，还唱起日本民歌《渔夫曲》。我们虽然听不懂，从他那神情看出山本是愉快的。这时，他申请加入“日本人反战同盟”，写“告日本军人书”，刻钢板，印反战报，到阵地前沿喊话，投送纪念品，为我军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粟裕师长和陈丕显书记的嘉奖。
  山本原是炮兵小队长，对炮兵专业有一技之长。在车桥战斗中，我们缴获了4门山炮，师部决定成立一个山炮连，由山本担任教员。师敌工部专门派了一名干事担任翻译，山本感到很不方便。为了搞好教学，他决心学习汉语，并请干事担任教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四军一部于同年12月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后又改编为十一纵队并成立炮兵营，正式任命山本为该营教员。这时候的山本，已经能够用不太流利的汉语上课了，同志们亲切地称他“日本炮兵教员”。从此，他跟随十一纵南征北战，思想觉悟提高较快。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军缴获了大批美式火炮，山本这下高兴极了，摸摸这门炮，又拉拉那门炮。为了使这些炮尽快达到能投入战斗的技术状态，他带领一个连，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将这批炮检修、擦拭完毕，同时教会了战士们操作这些火炮，受到纵队首长的好评。根据山本一郎在淮海战役中的表现，纵队给他记了二等功，并任命为炮兵营副营长兼教员。
  1949年，十一纵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十兵团第二十九军。解放福州、厦门后，炮兵营扩编为炮兵团，山本也被任命为炮团参谋。组织上考虑到他工作上的方便，给山本改名为“林胜”。山本高兴地用日本式的倒装句说：“林胜，我的中国名。”
  1950年，经上级批准，山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调到南京汤山炮校担任高级炮兵教员。从此，我和他就分手了，但经常通信。第二年，山本和其他日本籍同志踏上了回国的路途。遗憾的是，山本回国前，我们未能再见一面。我从心里祝愿我的战友山本一郎——林胜同志生活幸福，为中日两国永久和平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