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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念张官营 文/南巴 | |||||
| 作者：南巴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6-12 | |||||
| 一 昆明市官渡区联盟镇张官营村，这就是张官营的地理坐标。 我们总是习惯给某个地方一个名字，似乎只有这样，它的存在才有意义。张官营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临着肮脏的盘龙江。像这样的城中村，昆明有很多，其他城市也有很多。其实，一个地方与其他地方的共同性总是要多于差异性，建筑物，街道，垃圾，店铺，人，人们给它一个名字，就是刻意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 我曾经被张官营这个地方莫名地吸引，为之着迷。曾经无数次来到这个地方，或者茫然地穿越它凌乱不堪的街道，在我的内心里，总是丢不开这个被城市差点遗忘的角落。 五年前，我刚刚进入云南大学，从遥远的山西来到昆明。那时侯，昆明对于我来说，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我需要尽快了解她。但是，我听腻了四季如春、二十六个民族大团结等等陈词滥调，我需要寻找某种真实。我天性喜欢凌乱，喜欢亲切的下层生活，因此，当我住在昆明时，我没有去逛名胜古迹，也没有走向啤酒、高跟鞋和high音乐调制而成的昆都。或者说，我尚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 每个周末，我都要出去，在昆明的大街小巷作无聊的闲逛，尤其喜欢嘈杂混乱的集市。每座城市都少不了这些集镇式的城中乡村。最初，我为这些隐藏在城市中的“村委会”感到惊奇，抑或是我不理解城中何以还会有村。 我来昆明的时间，世博会即开，眼前的昆明已是一座崭新的城市，很多原旧脏乱差的场所已被清除殆尽，似乎人们心目中的旅游城市已经基本成型了。不错，真的很干净，昆明开始像都市的样子了。但据说，在98年以前，云大附近的圆西路还像个菜市场，而从我居住在这里开始，圆西路已经变成一条有品位的步行街了。变化往往会比我们的想象走得快，新的变化总是出人意料。这大部分功劳要归于政府的行政能力，如果有心改变某个地方，我们的政府总能发挥很强大的动员力量，在短时期内让高楼大厦平地起。有时候我为政府的这种能力感到高兴，有时候则不免苦笑。因为重建的破坏也如同建设一样迅雷不及掩耳。 最初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寻求什么，我总是盲无目的地做事，这已经形成习惯。我只是平淡地在昆明的大街小巷里窜动，像一个流浪者，又像一个旅行者，似乎又是一个过客。总之，我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我想起了杰克·凯鲁亚克的那句名言：“我喜欢上路，因为我还年轻。”而在当时，影响我的还不是凯鲁亚克，那时我尚不知道他是谁。令我记忆的却是《廊桥遗梦》里的摄影师罗伯特·金凯。他也说过一句话：“我是大路，我是远游客，我是下海的船。”我既没有相机，也没有意识要刻意记录什么，我只是保有罗伯特·金凯远游客的心情。 基本的心态是无聊的闲逛。 我初次到张官营，已经记不起具体的日期，大概是98年底，昆明的小菜园立交桥尚在建设当中。至今我还记得那里土堆、沙堆、石子以及搅拌它们的机器。每次夜深从张官营返归，立交桥下寂寞而昏黄的灯光便首先印在我的眼前，有些灯，离着远点看，就像是一个烟头没有熄灭的火星儿。有时候，我会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的民工，拖着疲惫的身体要返回自己休息的工棚。 小菜园附近有一家规模很小的殡仪馆。最初几次路过的时候，由于都是夜晚，又总是从它的背面走过，因此我并不知道那些破旧的建筑物是什么地方。建筑物的背靠一条小铁路。据说只有云南与我的山西老家尚存这种一米宽的小铁轨，但现在依旧使用的只有云南。偶尔，我还会遇上轰隆隆的小火车从身边开过，然后开向盘龙江上短短的铁架桥，火车与铁架桥的接触发出的轰隆之中搀杂着震动铁板的金属清脆声音。目光所及，我望着铁轨与火车向前的身影，我便会猜想铁路厚重的历史：法国人，殖民。在无奈中妥协退让的清政府，开放等等——屈辱总是与进步并存。 有许多次，我深夜从张官营返归，青灰的灯光淹没我孤单的身影，身侧是殡仪馆，像是躺在木板上的尸体，气氛总有些阴森。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在车祸中丧身，血肉模糊的尸体形象。这种无聊的印象是从恐怖片里获得的，但我似乎从来没有怕过。其实我是一个很怕黑的人，即便在类似于自己家里这样熟悉的空间里，我也害怕失去灯光。但是，不论是能营造哪一种气氛的灯光存在，我的恐惧便会从身体里消逝，如同灵魂受到指引，终于找到一个可依托的港口。 从云大到张官营总共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我习惯步行，步行的乐趣在于体验灵魂的自由，我可以放纵地想，思考很多有价值或无价值的问题，感觉思想自由到堕落，越堕落越快乐，越快乐越想思考自由。我总是沿着小铁路向前走，铁轨是我永恒的记忆，从小我就喜欢沿着铁路到达某个地方，它就像平放的梯子，沿着它走，我总能够达到精神的一个高度。在我的精神世界里，这终究是一个不解之谜。 记得我步行经过铁路的无数次中的一次，我看见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头，手里卷着一床很脏很破的铺盖，静静地坐在铁路边上。我经过时，他漠然地瞟我一眼。从我见到他第一次起，以后我每路经此地，便总能见到他。因为他在铁路边定居下来，我就从他破旧的塑料布搭成的帐篷下走过。有时他在睡觉，有时则闲坐，用同样冷漠的眼神看我。后来，铁路边的老人陆陆续续多起来，有些人甚至搭建起简易的小茅棚，紧贴着殡仪馆的墙。渐渐地形成了一个自由独立的老年人社区。老人们大多靠闲坐打发时光，但在他们的眼神里，却没有自足，只有孤独、凄凉和漠然。离老年人社区不远处，有一座建造的很别致的厕所。在昆明，这种别墅式的厕所随处可见。旅游城市嘛！给每个人的排泄提供最好的方便与优待，但是，粪便的居住条件显然要大大好过老人们。想想不免有些悲哀。 如今，离开昆明已经一年多了，虽然经常回到昆明，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曾走过这一段短短的铁路。铁路的一切可能早已经变样，老人们或许该走的走了，该死的死了，如今只剩下我的记忆还在。 二 沿着铁路，我可以走到张官营与小厂村的接口处。有一段时间，我喜欢去小厂村，那里有一个农贸市场，还是旧家具与旧电器的集散地。还会有很多貌似无聊的人站在狭窄的街道两旁，打量着每一个过路的行人。每当我走近他们时，总能听到他们含糊不清的声音：“生活片？”有些人则问要不要单车，似乎是自言自语。起初，我不懂得他们说些什么，后来明白了：一种地下生意。社会让一部分人变得阴暗，而且罪恶。仅从生存的意义来说，他们则没有罪，他们见缝插针地存在于生活当中，基于人的需求而生存。我一直坚信他们本身并没有过错。 南方的城中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像是不加修剪的树林，一栋栋楼房就是杂乱的树木，它们毫无秩序地拥挤在一起，迷宫一般。三层以上的住户很难得到阳光的惠顾。潮湿、阴暗、拥挤、杂乱，四个形容词可以概括城中村的全部。然而，视觉的不适却并不意味着精神的厌恶，我喜欢这里。因为贫贱的地方，它的存在意义就是为了简单的生存，所有的陈列都是生活的必需品，而在高级住宅区里，笙歌燕舞的晚宴，高级跑车与花园式的美丽场所总会让人忘记人是为了生活的必需品活着。正如我们经常忘记美女也打嗝，也放屁，也蹲马桶，形象的外在美总令人忘记必然需求。上帝也会坐在马桶上，这是米兰·昆德拉想过但不敢继续想的命题。而类似于张官营与小厂村这些地方，则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记住这一生活原则。 小厂村触目可及的是，小旅社。除小旅社之外则是店铺。一定程度上，这让我忘记“居民”这一概念，而只有市场与暂住证。我经常会想，这些旅社到底为谁开设？从旅社到招待所，再到宾馆，再到酒店，从一张肮脏的床到富丽堂皇的总统套房，人的住所早已给予人一种实在的等级，居所的选择里隐藏着人与人之间深刻的不平等的权利。 一名云南学者曾经对小厂村附近的小厂村做过一次暗娼调查，让我从报纸上进一步了解了这一带的背后。人们常说某某地方很乱，无疑这一带就是这“某某地方”之一。体验和平中的乱世就应该在这些地方走走看看。我曾经想过搬到小厂村来住，环境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很多作家贫贱之初就从这些地方起步：租一间陋室，购置一张二手书桌，抽着劣质香烟，汗流浃背地爬格子，无所畏惧地寻找着灵魂的出口，批驳人性的丑陋与软弱。然而，一旦成名，却又将这个培育精神的圣地抛诸脑后。我非作家，但也渴望寻求一种真实的体验。孔子有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真正的美与富足是来自精神的力量，人虽在陋巷，“有道而正焉”。 后来，我渐渐从小厂村走向张官营。精神的拓展与对物质的贪求相同。说来可悲，我原本的寻找没有目标，人一旦没有高尚的目标，就容易导致精神的陷落。我居然有了某种目的：寻购旧书与迷恋于看录像。一种精神的，另一种则是身体的。 张官营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旧货市场，如今叫做全国库存商品调剂昆明直属市场，名字显得高雅了许多。旧货市场里有一片很大的旧书交易场所，大量被已经显贵的知识分子从书架上撤下来的旧书籍就集中在这里。一段时间，我的精神对寻购旧书的迷恋已经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简直就像是瘫痪者对轮椅的依赖。 张官营的录像厅如今都已关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对它们的记忆是难忘而沉重的。有时候，我实在难以启齿这段浑浑噩噩的生活。张官营曾经有九个录像厅，沿街相对相接而开设，美其名曰：娱乐城。从我进入第一个录像厅开始，我就发现这里是民工的休闲室，大多是民工，也有少数学生模样的人经常光顾，而我就是其中少数学生模样经常光顾的人之一。 我在张官营的活动日程是这样的：周末，上午九点离开学校，走过铁轨，穿过张官营混乱而诱人的街市，到达旧书市场，选书，然后买书，就地解决伙食，下午两点多离开那里，顺着原路往回走，然后钻进没有灯光，没有通风设施和安全通道的录像厅。 录像厅里空气污浊，汗臭味、脚臭味以及尿腥味混合成一股特别的味道。多数时候，我在里面呆到深夜十一点多，然后顺着原路赶回学校，这就是我何以总是深夜走小铁路的原因。有段时间，我经常留在里面看通宵场，五元钱一张门票。门票就像是寄存单车的小纸片，有些也做成身份证一般大小的卡片，我就靠它买来我一夜的精神挥霍，同时也出卖掉我一夜的睡眠。 有时，通宵场只有几个人。即便有很多人，他们也不在看录像，民工之所以选择这里，倒不是为了娱乐城里的娱乐，而是由于这里的门票要比旅社的住宿费便宜一些。过夜、睡眠和沙发软垫是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深夜，录像厅的老板会指派人为顾客们发放毛毯，毛毯肮脏的程度实在难以描述，令人恶心。但很多时候，我还是会盖着它，即便脑子里萦绕着性病的传播等等与肮脏有关的念头。 三 我在前面说过，看录像是一种身体的需求，指的是录像的内容是我那个年纪感兴趣的，这是身体的隐秘，原始与本能的冲动，也是人性的见证。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很少有从课本上或者父母亲那里了解性是什么东西，女人的身体一开始就被理解为神秘的禁忌。这种录像片有人叫做计划生育教材，鬼祟的小贩则叫做生活片，而学生们私下里则叫它们是A片或干带。 一段时间，这就是我大学时代周末生活的全部。从购书开始，到看录像结束，如果说是一种堕落，如果说是一种执迷，那么一切都从对生活的自由体验开始。 在我的带动下，有几个哥们儿也开始跟着我到张官营，一为购书，一为录像。我的沉迷生活被他们毫无理智地分享。一度，“走！张官营！”成为一个很有号召力的口号。后来，他们开玩笑说，是我带坏了他们，真是一种狡辩。人的成长所必需的体验，他们自然也会想方设法去体验。即便没有张官营，他们不是也经常搂着黄色书刊看吗？有一个很勤奋的同学，刚刚摆脱“猪狗不如”的考研生活，便径直跑去张官营看录像了。那时侯，我已经不再去张官营了，我跟他说，我可没有带你去过。想一想，或迟或早，谁的成长不经历过略带灰暗的人生片段呢？人们总会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完全看清自己的背面与侧面，然后重新发现自己与认识自己。对于我来说，张官营就是一面令我看到自己很多人性弱点的多重折射的镜子。否则，就不会有《美国派》与《色即是空》的诞生了。 大学，大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体验彻彻底底的自由。我们兼容并蓄地从书本上和生活中汲取养分，获得以后生存必备的生活经验。不论是走向图书馆，还是走向张官营，我一直相信，生命在时间长河里总是遭到无休止的消耗，身体的能量总是递减的，如同一页页被撕掉的日历，总有撕完的那一天。而精神的汲取在有生之年则是永恒的递增。人总是不断走向自己的进步，就连堕落也是一种学习。我的朋友说，人生没有弯路。其精髓就在这里。面对生活，不论是苦难，还是享受，是堕落，是生活在放纵的狂迷世界里，我们都应该向基本的生活方式脱帽致敬！ 自从我发现张官营以后，我便另辟捷径到张官营了，而不再穿过小厂村。 我先沿着铁路走一段，然后再顺着盘龙江向上走。张官营有一条很宽阔的街道，只是在中段有一小截狭窄的巷子，就像在绳子的中间打了一个结，活像一个鱼漂的形状。 录像厅就集中在这个街道的结扎处。 我总是路过一家小小的诊所，诊所门口悬挂着一块很醒目的招牌，上面写着：“专治凝难病症”，这个招牌居然悬挂了两年之久，我无数次想替他们抹掉“凝”字的两点。不过，这个错误终就没有进行到底，有一天，我注意到那刺眼的两点终于被一块小小的纸片盖上了，不禁松了一口气。有时候，我们说错误是出于偶然，粗心大意所致，但如果招牌的主人没有注意，那么制作招牌的平面设计师们似乎也变成了瞎子。无数的复加的偶然巧遇在一起便是历史的一个机缘，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最终可能铸就一次伟大的成功，要么就是导致一个极端低级的错误。 有一次，我在旧书摊搜罗到一本原版《圣经》。我对《圣经》的情感源于孩提时代。小时侯，我有两个相当要好的堂兄弟伙伴，他们全家信仰基督教，我与他们两人常年厮混在一起，经常无意识地参加成年人狂迷的礼拜活动。乡民们疯狂地，声泪泣下地对主虔诚的召唤给儿时的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记得我曾经在一个很隐秘的场所看过影片《基督的诞生》。 宗教在民间发展，一旦没有正规的引导，它就会变形，被中国人传统的各种思想与思维误读和扭曲，最终变得更加具有神秘气息和迷信意味，邪教的诞生无不遵循这一规律。上帝来到乡民们的内心世界里，已经完全化作一副东方人的样子，他所具有的人格或者神格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由于我最初就已经认定，他们的信仰是偏离正常轨道的，因此，乡民们对圣灵接近于疯狂的执迷便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但我对《圣经》的依恋情感并没有滑向失去理智的边缘。在我的内心里，《圣经》对于我，只是起到一种淡淡关怀与熨贴我心灵的作用，宗教信仰则根本谈不上。不过，就在我购买原版《圣经》的那一个夜晚，我却做出一件亵渎圣灵的事情：我把《圣经》带进了污秽的录像厅里。 那一夜，我头枕着《圣经》，内心体察着上帝的圣谕，眼睛却盯着电视里交颈叠股的淫秽图像：有节奏而持续不断的有力动作，耳朵里涌动着金发女郎从呻吟到嚎叫，粗壮男人沉重的喘息，拍打女人臀部的清脆声音，下体摩擦时发出的猪吃槽水之声以及两个肉体频繁撞击发出的肉响。 面对这一幕，我似乎心安理得。我这样糟蹋《圣经》，那个加利利人若在天有灵，不知会作何感想。我居然没有丝毫的罪感，撒旦到底藏在了哪里？在交媾的图像里，还是在生殖器官里，还是就藏在人的内心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没有宗教信仰的旁观者，上帝与撒旦在我的心里似乎具有同样重要的位置，甚至撒旦还要更具有权威性，对我有更大权力的支配能力。人的天性里似乎就有一种堕落的倾向，一直向下，而不是一直向上的自由落体运动总是人的本性选择的基本路线，万有引力定律对人的精神同样具有适用性。高尚与卑贱同在，神性与兽性并存，我很理解《巴黎圣母院》里自我鞭苔的主教，而善良的加西莫多夜用一种震撼人心的宫哑嗓，一遍遍地喊着：“渴——，渴——”德国哲学家施达克喜欢唱他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人一面受着神性的指示，一面又摆脱不了动物性的官能性，这就是人所处的尴尬的两难境地。我们只能对神性与人欲的奇妙结合表示完全的尊重与敬畏，为欲望和一种本能的罪恶献上一束花吧！因为欲望与生俱来，与其说它是与神性相结合的，不如说它本身就是神圣的。马雅可夫斯基不是有一部著名的人类学著作叫做《神圣的性生活》吗？ 即便在今天，我对我毫无罪恶感的表现也从未有过忏悔之意，我只是尽量虔诚地叙述一个事实，因为我崇尚真实，是真实的，便是无罪的。“活在真实里”，福楼拜与卡夫卡都如是说。 录像厅里的设施大体是相同的，一台大大的电视，老式的VCD，一排排的脏沙发，已经脏得令人分辨不出颜色。沙发里的弹簧早已不起作用，坐上去如同掉进一个陷阱。大多窗户没有玻璃，只是用包装箱拆开的纸板胡乱挡着，夜晚的寒风总会顺着缝隙钻进来，撑得纸板嘭嘭作响。我特别留意录像厅的出口，大多数录像厅没有这项专门设施，入口就是出口。屋子里烟雾缭绕，一旦发生火灾……想到这些，我就不免有些紧张。不过还算侥幸，日日夜夜在里面泡过去了，发生过打架斗殴，却没有遇上“一锅焖”的火灾。不过，中国人信奉亡羊补牢，焦作录像厅大火灾发生以后，张官营的录像厅也增设了灭火器，挂置在墙上，底部用一块小木板支撑着，就像北方农村里敬奉的神龛。而关于紧急出口，只是在入口内壁处写上“安全出口”四个字，就算完事了。 有时在深夜时分，我会担心查夜的警察来了，我该怎么办？会不会因为看淫秽录像把我带到派出所去？我总是提心吊胆，因此我就更加留意方便出逃的后路，人在危险面前，或者是潜在的危险面前，总会变得异常得狡猾，这也是人的本性所致。从二楼录像厅望外看，一边是十米高的阳台，显然不可能从这里溜走，而另一边则是用石棉瓦搭建成的简易工棚，如果我跳上去，很可能会穿透石棉瓦，落入工棚里面。但若遇上查夜的警察或者发生火灾，我还是会决定一试。如果真有一天，我落入警察手里，我就隐瞒我的真实身份，正是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所以我到张官营从来不带任何证件，然后冒充进城的打工仔。 当我的张官营录像厅生活依旧停留在这样的设想阶段时，某个夜晚，一个警察由一个人领着真的来了。那个人就像一个告密者，接二连三地指着看录像的人喊：“有他！还有他！”告密者指到谁，警察就冲过去，先是拳脚相加，然后再把他拖到门外，显然门外还有警察守侯着。警察锐利的目光在观察着每个看录像的人，似乎还在寻找应该带走的人。那天的录像还算干净，我起初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扑扑直跳，害怕告密者会指到我的头上，后来，告密者和警察都走了，我稍微心安了些。 “好像刚才那些人在外边打架了。”我听见有人说。 “还好，今天没有放带色的。”另一个人庆幸地说。 “放也不怕啊！他们都是送过钱的。”又有一个人说。 我听得出，“他们”应该指的是录像厅的老板。 日子久了，我几乎总能看见一个瘦高个子的中年男子，留着板寸头，身穿一件很脏的灰色西装，几乎从来没见他换过。他的面目并不凶蛮，还有几分文弱气质。后来我知道了，他就是张官营九家录像厅的老板，算是张官营放映公司的老总了。 四 夜色能够隐瞒一个人的真实身份，除非你要可以记住自己是谁。每次我决定不看通宵场了，晚上十一点从空气污浊的录像厅里走出来，一种清爽潮润的气息就会扑面而来，我用劲吸上几口，清清肺部的污浊，顿时会感觉浑身舒畅通泰，然后就钻入录像厅对面贴满性病广告的厕所里。 之后，我就要离开张官营了，每次离开之前，我都要仔细看看张官营到底像是什么。夜色下的张官营要比阳光下的它整洁美丽很多，显出一种温馨气息，就像那些江南不喧闹不拥挤的小镇子。同时，张官营也带有几分令人心魂荡漾的柔情蜜意，拥抱着那些在夜晚中建筑物的灰色轮廓，像一副美丽而静谧的剪影。 还有无数个清晨，我从录像厅里出来，向学校的方向走去。踩着湿润的地面，整个天空都被灰白的帷幕笼罩，那不是雾，而是清晨天亮之前的基调，我能够看清周围的建筑物有层次地错落着，也同样给予了我美好的感觉。 如今，很多自命高尚的知识阶层，他们依旧将掌握知识看作一种无上的权力。面对中国大量的文盲展现他们的洒脱与自如，如同炫耀一件战利品。很显然，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对他们造成了彻底的误导。有时候，他们甚至以关怀与考察的身份与角色关注其他人的生活，无形中将自己置于拯救者和审判者的地位，将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看作需要救济的弱势群体。然而，自己的精神世界那么的狭隘，又何谈拯救别人呢？所谓慈善事业，不论是物质的慈善还是精神的慈善，一种人基于为自己积德而这样做，一种人则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但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即是以占有者、统治者和成功者的身份对他人高高在上的藐视。 如今社会里的普遍现象是，对走向基层和下流生活的工作方式称之为“考察”、“调查”或者“采风”。这些词汇的基本内涵是相同的，考察是什么？考察无非是首先在脑海里假想一种问题与现象的存在，然后走向生活去寻求可以印证这一假想的证据。就像写论文要收集材料，我们这样得到和看到的生活无疑只是部分的，残缺的，不全面的，事实上只是可以印证假想的几条牵强的证据而已。与此同时，考察者的生活态度能完全端正吗？他是站在与受访者平等的地位发言的吗？精神的沟通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可能是几年，也可能是几十年，也有可能是一辈子不得其要领，就凭着几天或者几个月的所谓考察与采风就妄想掌握生活的精义吗？这里尚指的是真正用心的考察者，更不用提那些以考察名义的观光旅游了。 具体说到张官营，我很庆幸不是以考察者的身份来到这里，而是一个普通的生活参与者。那么，张官营具有一个怎样的灵魂呢？我想我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完全从张官营走出来的人们才有这样的发言权。如今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就只能以生活的参与者身份来理解张官营。 文章简介： 很多自命高尚的知识阶层，他们依旧将掌握知识看作一种无上的权力。面对中国大量的文盲展现他们的洒脱与自如，如同炫耀一件战利品。很显然，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对他们造成了彻底的误导。有时候，他们甚至以关怀与考察的身份与角色关注其他人的生活，无形中将自己置于拯救者和审判者的地位，将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看作需要救济的弱势群体。然而，自己的精神世界那么的狭隘，又何谈拯救别人呢？所谓慈善事业，不论是物质的慈善还是精神的慈善，一种人基于为自己积德而这样做，一种人则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但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即是以占有者、统治者和成功者的身份对他人高高在上的藐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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