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文选（一）

昔日同学录 今天新古董

湖南在线 2001-07-19

人过中年，回味最多的当数学子生涯。同桌的你，对面的她，少年时的友谊……翻翻昔日同学录，顿生无限情思。

中国早期的新式学堂，档案意识很淡，因而不是每个学校都印有同学录的。如今，这些新学堂的同学录不知不觉成了古董了。据上海藏界传闻，有人出价万元欲收购1947年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同学录。由此足见老同学录价值不菲。

在老旧同学录中，那些能反映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可够得上国家一二级文物。比如，收录有毛泽东、罗学瓒、陈昌炽等中共领袖人物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集国共两党要人于一册的前五期之《黄埔军校同学录》等，就属于这一档次。前面提到的1949年上海交大的同学录，之所以价值万金，也正是其中有一位天下皆知的伟人的姓名。

我收藏的同学录，注重早年的名牌学校。如1919的天津《南开中学同学录》，此册收录了周恩来、马骏等伟人、名人之名。据了解，中国革命博物馆、周恩来纪念馆、南开中学等尚无此书，可见其珍贵。又如《北洋工学院同学录》，内录有革命先烈张太雷（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之大名；《西南联合大学校友录》中“教师名录”一节中，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黎锦熙等世界级文豪、诗人、音乐家之大名就赫然纸上；全球知晓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亦是该校学子，19岁时在这里毕业，此则鲜为人知。这些珍贵的老旧同学录，我视如家珍，倍加钟爱。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毛泽东所题。这8个字直到今天仍是我国各级各类所学校的座右铭。我有一册《抗大动态》（1938年出版），是抗大留存至今的最早出版物，其中的“抗大校歌”，是20万抗大学员用血肉写成的。《满洲国留日同学录》（1939～1942年），册内就有著名女作家梅娘和著名电影导演于彦夫的大名。作为当年伪满洲的宠儿，在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沧桑之后，今日见此同学录，一定百感交集。

在一些人眼里，藏书非宋元明不可。宋元明古籍动辄几万几十万，那不是什么人都近得身的。我以为，普通藏书爱好者还是实事求是、从现实出发为好，以现代书起步，比如，同学录一类。倘若碰上前述之书，未必比普通宋元明版本差。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起给藏书的同好透句话：若哪日你碰到北京电影学院82届毕业生同学录，即使囊中羞涩也别一走了之———手腕上的表，胯下的自行车什么的，统统给他就是，只要能拿到那本小书。

老照片辨伪

张 兵

笔者是老照片收藏爱好者，几年来在古玩市场上摸爬滚打，不仅小有收获，而且摸索出一套老照片识假辨伪的方法，不揣浅陋，公之同道教正和参考。

照片泛黄。黑白照片年代久远，日晒光照，正反面自然泛黄。而假照片（老版新洗或翻拍，下同）黄色是药水浸泡和人工涂刷的，有渍斑，不均匀，而有的过分均匀，甚至有刷印儿。

照片泛银。由于黑白照片的特殊材质工艺，老照片日久年深，在阳光照射下（侧面看）照片局部有泛银现象，而假照片一般无法出现。

照片有微小划痕。老照片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到细小的、深浅不一、方向不规则的划痕、折痕或裂纹，非年代久远不能如此。而假照片尽管作旧发黄，但照片无痕无纹，光鉴如新。

照片清晰度。老照片清晰度高，画面细腻，有中间调子。而假照片由于老版冲洗或翻拍，照片发灰发暗，甚至局部发黑发虚。

照片污渍、霉斑和磨痕。老照片一般很少摆放，多压在箱底，所以受潮有水污和霉斑，霉斑一般有黄色、绿色、褐色、灰色和白色泡状物，不易伪造。

照片老化程度。相册中的老照片一般老化程度低，而长期摆放在室内的老照片老化程度高，泛黄、泛银、微痕特征可能同时出现或部分出现，老化自然。

照片文字。有的老照片上有文字，其文字必当清晰，书写端正秀丽，文字周围颜色同老照片一致，否则可能是割裂拼凑后翻拍的。老照片背后一般也有题字，可以其字体、书写水平、墨水颜色和文字内容为辅助依据，判明照片年代。

照片衬纸板。旧时人物照片多有衬纸板，制作精良，纹饰华美。纸板上印有照相馆字号、地址和电话。如照片尺寸与衬纸板不符就可能是拼凑。

看照片相纸。老照片自然用老相纸，如果1920年的照片使用1980年的相纸，那还用问吗？

書緣與人緣

許定銘 2006-1-22

我是相信萬事萬物間皆有緣份的！

人之相交，冥冥中由一線「緣」牽引，試想想：在近百億的茫茫人海中，我們能相遇且相交，不是有緣嗎？我們生活在大都市裡，每天一出門就遇到人，一天之中遇到的人何止千百，但大部分僅限於擦身而過，或點頭招呼而已；只有少數朋友能交談，或合作，志趣相投且深交的就更少了。那麼，隔了千山萬水，甚至從未謀面，但由於同一喜好而通信結交的書友們，不是有緣是什麼？

與書相交數十年，也要講書緣。尤其像我這樣曾當過二十多年舊書商的人，更深深領略到書之散聚，完全在於有無「書緣」！

如今在香港，不單民國版舊書難以買到，就連建國初期的文學書也似鳳毛麟角，最近我在舊書店裡淘得詩人勞榮的《腳印》﹙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書店主人說：「此書我在文革前買到，放在書架上隨我搬了幾次店，從沒人向我問過價，原來它躺在書架上等了40年，就是要等你來買！」勞榮是1940年代開始創作的詩人，和巴人、臧克家等交往，不應沒人認識，躲在書架上40年等我，是我們間的緣份。

不單買舊書要講書緣，其實買新書也要講緣份。

和我有書信往來的南京愛書人夏雷鳴來信談「書話」，說他收藏了不少書話，卻買不到梁永的《雍廬書話》，他甚至寫信給梁永的後人查詢，得到的答案是：此書早已絕版！我卻有幸購得此書，《雍廬書話》﹙南京：南京大學，1993﹚初版印量甚少，只印了1500本，恐怕連圖書館也不夠分配，南京愛書人買不到，不足為奇；可是，書出版三年後的1996年，遠居加拿大多倫多的我，卻在大洋彼岸，萬里以外的舊書店裡買到了，那不是緣份是什麼！

有書友曾問我：在你搜集民國版舊書的生涯中，有沒有失諸交臂而耿耿於懷的？

這樣的故事當然不少，有些書明明是有的，但卻不知何時、何故竟默默地失了蹤，任你翻箱倒櫃，就是找不到！至今還心如刀割的，是焦菊隱（1905-1975）的《重慶小夜曲》和王以仁（1902-1926）的《幻滅》，很少見有人談到這兩本書，可見此二冊書之罕見。

焦菊隱是1920年代的詩人和戲劇家，他最為人知的創作是散文詩集《夜哭》（上海：北新，1926），較少人留意他曾寫過一本長篇小說《重慶小夜曲》（上海：北新，1928），那真是難得一見的好書，失了書，累我失眠了好幾晚。王以仁是文學研究會的作家，1924年開始寫作，在他僅有的3年寫作生涯中，生前只出過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說集《孤雁》（上海：商務，1926），這本書不難找，但我卻曾擁有他的另一本書——《幻滅》（上海：新文出版社，1946），這是他的好友許傑在他自盡後，收集他的遺作及殘稿編成的，厚厚的一冊，比之前的《王以仁的幻滅》（上海：明日書店，1929）更充實，是研究王以仁的一手資料，也不知何故竟失去了，痛哉！

我1970年代初研究李廣田，他的書收得七七八八，重要的散文集中，獨欠《日邊隨筆》（上海：文化生活，1948）。那是巴金編的《文學叢刊》之一，整套書160冊，流經我手的近150冊，好像只有幾種未見，而《日邊隨筆》是其中之一。在舊書圈子中打滾數十年，渴望得到而始終未見的《日邊隨筆》，是與我無緣！

雖然我與李廣田的《日邊隨筆》無緣，卻與他的《金罎子》（上海：文化生活，1946）甚有緣份：這本書是我當年（1972）研究李廣田時的重要資料，認為是他短篇小說集的代表作，便借給一位同樣愛讀李廣田的朋友看，豈料他竟留在公車上丟失了，令我懊惱萬分！你萬萬想不到，二十多年後，我移居加拿大，97年回港探親時，居然在舊書店裡買到同一本書，書的右下角有打翻了藍墨水的印痕，二十多年未褪，一模一樣，沒半點蒼老，而我卻一頭白髮了！

年代初，我在一所舊書店裡見到《石懷池文學論文集》（上海：耕耘出版社，1946），但因為書缺頁不少，興趣索然，沒買！可是，回家後老惦記著那本書，心想：那麼冷僻的作者，那麼罕見的書，即使只剩下封面，也該有收藏的價值，終於決定要把它買下。然而，第二天到書店去時，書早給別人買去了。這件事一直忘不了，後來還寫了一篇《再也買不到的書》，寫的就是這本書的故事。

直到2000年，我從加拿大回歸，經朋友介紹認識移居美國20多年，返港度假的愛書人何源清先生，大家一見如故，暢談書事，當談到《石懷池文學論文集》的遺憾時，他居然說藏有此書，實在令我驚訝！20多年來，無論我向誰提及此書，都無人見過，甚至連「石懷池」其人，亦無人知曉。起先以為他信口開河跟我開玩笑，想不到過兩天，他真的給我帶來了《石懷池文學論文集》，說那是他1950年代從舊書攤上買到的。原來何源清先生雖然移居美國多年，但他在香港還有一所幾百尺平方的書房，年中回來一兩次，《石懷池文學論文集》就在那幽暗塵封的書架裡埋沒了半個世紀，直到我這個有緣的書痴來把它喚醒，推介給世人！

後來我把這件事寫了《喜重見〈石懷池文學論文集〉》，發表後不久，竟收到上海潘頌德先生送來另一冊《石懷池文學論文集》，捧著書，感慨萬分，由初見至此，足足經過30年，我終於藏有我的《石懷池文學論文集》。如果沒認識何源清，我讀不到《石懷池文學論文集》；如果沒認識潘頌德，我不能藏有《石懷池文學論文集》，這是因人而得書的人緣與書緣的結合！

今年初逛舊書店，從一個極不顯眼的書架底層撿到一本塵封的詩集——謝青的《春天的港》（台北：新詩週刊，1953）。我自1962年起即接觸台灣的現代詩，對那時代的詩人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但，詩寫得那麼好的謝青是誰呢？不單我從未聽過，翻了不少工具書，也查不到這個人。心想：書前既有覃子豪的序，那謝青一定是他的詩友，或新冒起的詩人了。

後來和《詩網絡》的主編王偉明談起我買到這本書，可惜苦無謝青的資料，無從下筆。他霍然跳起：「我有謝青的資料！」原來隱居了數十年的詩人謝青近年已再次回到詩壇來了，而且剛剛跟偉明聯絡上。透過偉明，我跟謝青（1926-）聯絡了，知道他是江西南城人，49年到台灣後開始寫作，50年代初與紀弦、余光中、覃子豪等詩人交往，後來因病不敢操勞執筆，不久移居美國從商，更遠離文壇了。但近年見到詩友們個個叱咤文壇，各領風騷，停筆三十多年，不甘寂寞的謝青，受繆斯的呼喚，悄悄地再次出發，又回來了。

我跟謝青通信後不久，他告訴我正準備回江西一趟，五月間過港，我邀偉明與他共聚整晚，暢談詩書。我乘機取出《春天的港》請他題字，詩人細撫薄薄的詩集，仿似慈母輕揉分離50多年的女兒底秀髮，喟然感歎後，在扉頁題了「夢中的花朵，歲月的眼淚」，80老人筆走龍蛇，蒼勁有力，詩句寓意深遠，令人感慨！

這是另一段因書緣而結人緣的佳話！

——2005年11月

今收藏界的N种病态

如今，收藏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投身收藏这一领域的人是越来越多。而这些热爱收藏的人，很喜欢去拍卖市场旁观，也愿意到古玩市场去转悠。但冷眼相看，总觉得当今不少的藏友患上了几种不轻的病症，独自诊视之，发现这些藏友约有如下不同的症状：

１、迷信专家有的藏友初入道，因其本身收藏的学识不高，只有迷信专家。而如今，那些自我标榜的专家又大多太杂，真可谓五花八门。倘若藏友不分青红皂白，处处唯命是从，难免会吃亏上当。

２、盲目跟风今天邮市火暴，今天开始集邮；明天钱币赚钱，明天开始攒币；后天字画热炒，后天开始收购字画……这种在广阔收藏领域四处出击的跟风型藏友，如果处处都能得天下先，倘不失为收藏界的弄潮儿。但遗憾的是，一些藏友常常是跟在别人后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种搞收藏的方式虽不一定步步踏空，却也总是吃别人的残羹剩饭。在经济效益方面，只能是辛辛苦苦赚个小钱，甚至不断蚀本。

３、贸然投资有的藏友不具备相应的收藏修养，不具备起码的收藏学识，不了解收藏市场的行情，却喜欢听信旁人的神吹海聊，听信某些媒体的热哄爆炒，常常贸然入市，在不知不觉的恍恍乎与懵懵然之间当了冤大头，有的甚至赔得血本无归。

４、情绪浮躁古往今来，堪称收藏家者为数甚少，究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收藏这一行多为中长线，短线暴利极为难得。而如今入市的有些藏友极为短视，总幻想自己能在一夜间就化身为黑马，整日四处奔驰去寻宝，其结果常常是处处碰壁，交了不少冤枉的学费。

５、思想骄矜有些人或在股市上发了财，或在地产上得了利，或靠倒腾赚了钱，便以为自己能力非凡，一通百通，一意孤行，不听良言。殊不知，炒股可以割肉，房产可以抵押，滞销可以甩卖，而花大钱得赝品，则永远是一个填不满的黑洞。

６、喜欢冲动有的藏友审看藏品认认真真，核定价位仔仔细细，可每每事到临头，总是热血冲动，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显“英雄”本色，可一不小心就容易上了托儿的道。

７、过于贪婪捡漏儿是收藏爱好者都梦寐以求的，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但某些藏友却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解析之，不难发现其尚有贪婪的心理因素。难怪许多打扮貌似农民的外地古玩商人，常常把精明的城里的藏友玩的昏头转向。

８、畏缩不前有的藏友一入市道，即栽了个大筋斗，从此颤颤巍巍、不敢起步。有的是袖着手，揣着钱，把价位定得过低，在拍卖时义务为卖主当托儿，在古玩市场与小摊主们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他们在收藏领域虽没有赔什么大钱，却也损失了不少的利息。更重要的是犹犹豫豫，失去了一些真正能发财的机会。

书刊拍卖趋向多元化

●谢其章  收藏拍卖导报  2005年9月8

第33期中国书店“大众收藏书刊资料拍卖会”在北京最湿热的一天举槌，竞拍的场面比天气还火热。430件拍品成交了76％，总成交额达57万元。虽然比起成千万上亿元的大拍57万元实在不值一提，但小拍在品种繁多方面及培养藏书爱好者的基础层面上，仍具有积极意义。任何一项收藏活动，群众基础的广泛与否，直接影响着这项收藏的广度与深度，切不可以成交金额多少论高下。书画瓷器项目之所以频频拍出天价，绝不能忽视它极其广泛牢固的普通爱好者群体的烘托作用。

小拍的热闹在于参与的人群高高低低，各取所需，没有一件拍品会绝对冷场。传统项目古籍，不愁没有买家，最近一股调价暗流，势必形成新的追涨。明凌氏朱墨套印本《诗选》，底价只有500元，却以7480元成交。按一般拍卖规律，超出底价十倍的即为“非理性市场价”，但新增的收藏者哪里理会什么游戏规则，只要看中了，钱是第二位的。明正统十二年（1517年）内府刊本《五伦书》，底价2000元，9020元成交，明版书价值回归，再也不能向“民国版本”看齐。民国珂罗版印本《清宫珍藏百美图》3.08万元成交，为全场之最，民国书能卖如此高价，这不是群众力量起作用是什么？过去版本学家眼里不夹的货色今日在拍场上彻底翻身。清写绘本《澎湖水师左右两营子操阵图》11页，底价3000元，8800元成交，外行人永远猜不透藏家为何高价买这玩意儿。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刊本《诗薮》3500元底价，5500元成交。如今是歌天下而非诗天下，仍旧猜不透藏家是玩诗还是研究诗。

笔者近年来对纯粹是图画的东西有点厌倦了，可拍场上此类赏心悦目的纯消遣品依旧畅销。1952年荣宝斋饣豆版拱花套印本《十竹斋笺谱》7920元成交，此书名气实在大。《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胜利前进美术作品选》等4种，1000元底价，3300元成交。现在地摊上宣传画走得极畅，仿造品一摞一摞地走，买回去干啥用？1998年《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藏书票》当年曾热炒到四五千元，拍场上1500元流标。应景应时的所谓美术品败坏了藏书票的声誉，借用邮品的炒作方法虽得逞于一时，终行之不远。

名人书札强势不改，如果按页计值，书札比之善本古籍也不逊色了。《刘承干书札》4张，底价1200元，3850元成交；《关山月等人书札》9张，1000元底价，2750元成交；《孙楷第书札》6张，600元底价，1100元成交。信札拍的好直接影响到旧货市场的信札价格，随随便便一纸普通家书，谈的是柴米油盐老婆孩子而且并非出自大名头，也开价百八千，真叫个水涨船高示范效应奈何不得。

《遥夜闺思引跋语》，俞平伯写的文字极少有人看得明白，价钱却越拍越高，这回拍了1800元，加佣金共2000元了。笔者私底下想，笔者那套跋语加正本，该值多少钱了？藏书的蓄财意义不能回避只能面对。藏对了品种，肯定保值肯定升值，绝不会像邮票似地跌进十八层地狱。

新近加入拍场的一批同学录也悉数成交，均价在1500元至2500元间。同学录，尤其是名牌学校或名人就读过的学校，其价位仍可高看一线。同学录是资料性、趣味性俱佳的藏品。有关它的研究，现仅见北大学者陈平原的一篇大作。

陈平原：作为话题的北京大学

刊行纪念册，大概是所有校庆活动中最为“影响深远”的了。一般说来，为校庆而编印的纪念册，其作者与读者，均限制在本校范围内。即使公开出版，流通也十分有限。不过，可别小看这些“内部读物”，其对所谓的“校史”、“校风”、“校格”的诠释，很可能比皇皇巨著更直接，更鲜活，也更流传久远。一代代的北大人，在校庆到来之际，与自己的前辈或后辈在一起，交谈往事，畅想未来，建构各人心目中的“北大传统”，阐发其所理解的“北大精神”。这种场面，对于当事人来说，当然值得迷恋；可我想说的是，即便对于旁观者，同样也有难以抗拒的魅力。那便是跳出北大，以史家的眼光，审视北大人对于自家历史传统以及精神生活的述说，在了解这所大学历史的同时，把握它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与思想潮流。

北大人将北大作为话题，这是个好主意；可我还想再进一步，探究北大人谈论北大时的语调、神态、手势，以及效果。《京师大学堂同学录》(一九○三)：大概是受科举时代“题名录”的影响，有关京师大学堂的纪念册，最早的当推此“同学录”。戊戌年间创办的大学堂，不到两年，便因庚子事变而风流云散，没有留下足以说明是否举行过校庆活动的任何资料。又过了两年，即一九○二年的十二月十七日，复办的大学堂正式开学。开学刚满一年，便有此“同学录”的刊行——称其为北大最早的“纪念册”，大概不会有疑义吧？以“同学录”为题，篇首“依其职掌之轻重以次胪列”从管学大臣到教习、执事的姓名爵里，以示敬意，此与科举时代的“题名录”没有什么区别。至于此后成为各种“纪念册”主体的校史略以及校庆感言，在此“同学录”中，则依靠文案副提调王仪通和谷钟秀的两则序言体现出来。

王序开篇即简要介绍大学堂的创办以及此回的恢复，虽寥寥两三百字，大致讲清了学校的历史。接下来便是“同学录”刊行之因缘：大学堂开学不久，因参加癸卯会试，不少学生先期乞假；到了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去者盖十之八九”。可见科举不停，“学堂永不见信于人，教育万无普及之望”，唯一的办法便是派学生出洋留学——此“同学录”

即应放洋学生的要求而刊刻。谷钟秀的《叙》于同学录的编辑经过，也有介绍：

北京大学开学之二季，同学二百有余人，管学大臣张选派出洋游学者，三十余人。于其别也，率有离群索居之感。张君熔西、黄君润书等咸曰：此群不可一日解。因建议刊一同学录，并撮合影一，弁之卷首，各手一册，以志不忘。录既成，属序于予，予曰：形式之群，离合适然而已；惟精神之群，当与诸同学共勉之。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收有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管学大臣奏派学生前赴东西洋各国游学折》开列三十一名“派往日本游学”和十六名“派往西洋各国游学”的学生名单。送学生出洋，所费甚巨，大学堂“力有不支”，何以如此“勉为筹划”？“派往西洋各国游学”的第一名俞同奎，学成归来后真的出任北大教授。

一九四八年为纪念校庆五十周年，俞氏撰写了《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提及此次出洋留学的内幕。一九○三年的四、五月间，大学堂学生为拒俄而举行集会、发布通电，打破了明清两代不准生员议政干政的禁令，令清廷大为震惊。如何对付此等新兴的政治抗议，其时正十分虚弱的朝廷举棋不定，于是有学生要求提前出国深造：

张百熙先生本为维护我们最力的人，竭力促成这一件事。在那拉氏这一方面，亦以为这班捣乱分子，应该让他们快快滚出国门去，乐得耳根清净，因亦照准。于是校中乃考选英法德俄日语言文字略有根底的学生三十余人，分送出国。这是北大第一次派学生留学东西洋的历史，亦即是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

那时的清廷，不知现代学生运动的厉害，以为送出国去便可万事大吉，殊不知学潮愈演愈烈，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斗争的一着高棋。当然，以后的学生，可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其政治抗议，换来的很可能是流血牺牲，而不是公派留洋。《国立北京大学甘周年纪念册》(一九一七)：摆脱科举时代“题名录”的阴影，真正开启北大“纪念册”传统的，是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既然是二十周年校庆，很多人(包括北京图书馆所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将此书的出版时间定为一九一八年。殊不知，这本北大历史上编撰最早、篇幅最大、体制最完整的纪念册，起先是“临时由学生数人发起”，而后才由学校追认的。为何不顾校方准备纪念二十五周年校庆的公告，临时发起此二十周年纪念？是年早些时候，上海南洋公学举行二十周年纪念，北京高等师范也有九周年校庆的盛举，自认“夙著光荣历史”而至今“尚无纪念之事”的北大学生，终于坐不住了。不要说等不及甘五大庆，连虚岁、周岁之分也不管了，先斩后奏，就这样办起了二十周年庆典(朱一鹗《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纪事》)。当然，校方最终还是给予大力支持的，比如，蔡校长便命秘书将学校档案借给编辑之一陈钟凡，使其得以完成校史性质的“沿革一览”(陈钟凡《蔡孑民先生对于史学上的计划》)。除了“沿革一览”，此纪念册还包括“规程一览”、“集会一览”、“职员一览”、学生一览”等，前有校舍摄影及平面图，后有陈汉章的《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可以说应有尽有了。我感兴趣的，则是诸位学长对于校庆的感言。

接受陈汉章教授的考证成果，承认“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但蔡校长依然认定：现在的北京大学，只是二十岁之青年。将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作为西学东渐的象征，依此思路，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章士钊、陶履恭等在序言或演讲中，确立了有关北大校史的叙述基调。至于以英、法、德、美等国历史悠久之大学，作为北大的衡量标准及发展目标，也使得此后北大人谈论北大时，不会轻易满足于现状。如此首开记录，对日后校庆纪念的影响，很可能是一种“挑剔的目光”。《北大生活(写真集)》(一九二一)：大概因为并非逢五逢十，不属于“大庆之年”，这一回的校庆纪念册，方才得以如此别出心裁：以生活照片为主体，而将此前此后普遍看好的《北大的沿革和大事记》、《北大现在的组织》作为附录。封面题为《北大生活》，目录页则是《北大生活写真集》——后者无疑更能显示该书的特色。

以“写真集”的形式纪念北大校庆，此举的优势有三：一是以图片为主，赏心悦目；二是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今日之办展览、拍电视、编校史，可以漏过许多大同小异的高头讲章，却无法漠视这册薄薄的“写真集”；三是注重日常生活场景，相对忽视“大人”与“大事”。此举既缘于史观的变化，又因应了图像的特殊要求，编者将眼光集中在经久不衰的学校建筑以及普通学生的课余生活，确实大有见地。《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一九二三)：北大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总共举行过两次。自一九一七年“抢跑”，随后的几年，北大均以“虚岁”计龄。如此计算，不合民国历法改革精神，调整的办法，便是一九二三年的重度廿五。此系校史上的笑话，不过，也使我们有两回纪念刊可供比较。前者不曾独立出版，严格说来，只能算是“纪念号”。一九二二年的《北京大学日刊》，除了十二月十七日标明“二十五年之成立纪念号”外，此后几天，都有关于校庆活动的报道，并刊载了若干演说词。其中，当数蔡元培校长的演说最为有趣，因其委婉地表示了对此次活动的疑惑：

本校自从京师大学堂开办以来，到了昨日，恰恰满足二十四年，今天是二十五年的第一日。本来打算满了二十五年再来开个纪念会，表示我们庆祝的意思。……今天这个纪念会，是要想振起精神，在这一年内好好的预备一下，在明年开会时果然实现预定的计划，这是今天开纪念会的缘故。

开纪念会的本意，确实也只是为了“振起精神”。提前过甘五生日，就算计算有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明年纠正就是了——作为校长，宽厚的蔡元培参加了纪念会，但保留不同意见。

第二年的校庆纪念日，蔡元培不在国内，校务由总务长蒋梦麟代理，纪念刊也以蒋先生的《北大之精神》打头。从十二月六日起，《北京大学日刊》每日登载纪念增刊的征文启事，希望师生提供纪念词、学术论著、对于学校将来的设想，以及学生的业绩等。这回的纪念刊，八开四十八版，单独印行两千份，在会场广为散发。

两回甘五生日的纪念会均参加，且都发表演讲的，一是总务长蒋梦麟，主调是在发扬自由研究传统的同时，“整饬纪律”；一是教务长胡适，大谈北大应该“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连带介绍其生日与北大偶合，故“比别人格外高兴”。二长的演讲，只能说是忠于职守，实在说不上精彩。倒是众多师生的积极参与，使得纪念刊颇有可看处。除了常见的关于北大的感言外，还有江绍原的论文《宗教史的研究》、冯至的诗《昆仑山飞来的青鸟——北大念五周年纪念而作》等。

“何谓北大传统？”此乃历年纪念册的永恒话题，这一回的众多阐释中，学生活动家、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朱务善撰写的《北大精神》，颇具特色，他将“北大精神”界定为公开研究与自由思想，本无特出之处；可朱氏由此推导出北大的两条大路：

一是思想革命兼文学革命；二是社会运动兼政治运动：“总而言之，北大精神是科学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置的，还是当仁不让之‘干’的精神。”不只思想，而且行动，如此方才是完整的“北大精神”。五四时代激进的知识分子，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介入现实政治的合理性。

有趣的是，朱文还将北大的现状与欧洲和日本之大学做比较，而且颇具自信，哀叹日本的大学所受压制太强烈。那时的北洋军阀正忙着互相厮杀，对大学的“思想问题”，一时无暇顾及。再说，科举时代虽然过去，西学大潮扑面而来，读书人余尊尚在，在大学里谈谈马克思主义亦无大碍。可这不等于说中国的大学享有独立思考并批判现实的特权。以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为标志，军阀们终于大开杀戒，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最明显的一点是，北大师生的“思想自由”，此后便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一九二九)：为何选择的是卅一而不是卅周年纪念刊？王国铨《我们为什么要举行北大卅一周年纪念会》，对此有简要的解释：三十周年校庆时，北大师生正因反对大学区制、争取复校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武力压制，校庆活动很不像样：“去年的今日，二院大礼堂只聚了二百多同学，两个旧教授，门首高悬着一副白布对联，冷清清的举行了那告朔式的卅周年纪念。”一九三三年刊印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对此有更为精彩的描述：“是年冬，我校三十周年纪念日，例应盛为庆祝。以方争求复校期中，仅于某夜有学生数十，提灯巡游景山东街、北河沿一带，呼口号以见志。朔风吼天，枯枝摇雪。灯光疏暗，呼声弗扬。虽云志庆，实写悲也。”终于，“公理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北大恢复了原来的校名和建制，卅一周年因而晋升为“大庆”，纪念刊也堂而皇之成了“大刊”。

其时已经转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为该刊作序，针对北大学生的特点，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这自是对北大学生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委婉批评。一是“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老校长称，北大五四一役之光荣，“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如今大学林立，且首都南迁，“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不该“妄自尊大”。老校长所言有理，首都南迁，北大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扶持，办学规模及经费均不如南京的中央大学。可不在天子脚下，也有好处，尤其是老北大之推崇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明显背道而驰。若非远在北平，国府鞭长莫及，真不知道还能不能较好地保持“北大之精神”。

代理校长陈大齐《我们今后的责任》之大谈在学术上努力，方才是大学获得荣誉的正路，也是针对近年学生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而《北京大学概况》对“校风之特点”，也转而强调较为玄虚的(1)具独立精神(2)有特别见解(3)作事有坚强之毅力(4)服从真理(5)气量宽宏。学生则不这么看，李辛之《北大之过去与现在》依然强调北大以养成领袖人材、领导新思潮运动，以及与旧势力抗争为目的。其中强烈的“领导意识”，与蔡元培的说法恰好相左。或许，北大人即便“自我压抑”，也无法掩盖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领袖群伦的潜在欲望。只是少不更事的学生，比起饱经沧桑的教授和校长来，更容易将此“气势”和“欲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一九三三)：这一回的纪念刊，由北大学生会负责筹备。

从决议到正式出版，只有短短九天时间，借用一句时兴的套话：“粗疏之处，在所难免。”

由学生会出面也有好处，那便是“童言无忌”，不必以整个学校的前途做抵押。实际上，在我所能看到的校庆纪念刊中，没有比它更激进的了：自始至终，斥责政府无能。以筹委会名义发表的《纪念宣言》追问，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四省，法帝国主义侵占我海南九岛，英帝国主义眼睁睁要攫取我西藏西康”，而政府又一再委屈求全的状态下，北大人何以纪念卅五周年校庆：

两年前的今日，北大学生曾经反抗过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一贯投降的政策，做过轰轰烈烈的南下示威运动，唤醒了数千百万的民众，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蛮横。然而，两年来，北大却成了粉饰太平的“学府”！我们大家睁眼看看民族危亡的情况，回顾自己醉生梦死的悠悠度日，这时，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国家的中坚分子呢？还是只知吃饭的废物呢？

就像《编者底话》所说的，这回的纪念刊，肯定“使某方面看了不舒服”，但所载各文，虽言辞激烈，确是“同学方面之现阶段的精神的流露，”应允许其“尽量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老校长蔡元培接到学生的电报催请后，航空寄来意味深长的题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刘半农的《三十五年过去了》，则从鲁迅设计的校徽说起，同样表达了忧愤的心境：

我以为这愁眉苦脸的校徽，正在指示我们应取的态度，应走的路。我们唯有在愁眉苦脸中生活着，唯有在愁眉苦脸中咬紧了牙齿苦干着，在愁眉苦脸中用沉着刚毅的精神挣扎着，然后才可以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作为教授，刘半农最后还是落实到“应当努力于雪学术耻”。可蔡、刘二君的忧患意识，与学生的基本立场，其实是相通的。

这一期的纪念刊，除了政治抗议外，有几篇小文章，值得一读。一是日后成为著名文学史家的陈世骧所撰《北大外景速写》，一是徐靖方、许文超两则妙趣横生的《北大老》，还有便是顾麟生的《我们的北大》——后者之提议校方接管景山、整治“北大河”、创建艺术学院，以及附议改“景山东街”为“许景澄路”、改“汉花园”、“沙滩”为“五四路”、改“北河沿”为“大学路”等，都是很好的“创意”。

《国立北京大学一九三七级毕业同学录》(一九三七)：从一九○三年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到一九四八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四十多年间出版的众多“同学录”，体现了北大学生强烈的“母校意识”。大约从一九二○年起，北大应届毕业生的“同学录”，不再只是文字介绍，而是以照片为主。而且图册越编越精美，足以陪伴主人“走遍天涯”——不只一位老学长，向我炫耀其珍藏了几十年的“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录”。此类印刷精美的“同学录”，以一九三七级的那一册为顶峰，而后便风光不再了。除了名人题词、师长形像外，“同学录”的主体是每位同学的“玉照”(注上名号、籍贯、年龄等，便于日后辨认)、学校的建筑物、校园生活的场景，以及简要的校史等。而一九三七级的这一册，还有另外两项发明，一是增加历届学生名录，一是配上若干北平风光。此举带有象征意味：“同学录”至此包罗万象，很难再有所突破；而很快抗战军兴，北大南迁，颠沛流离中的北大人，只能依靠这册“同学录”(假如有的话)，追忆故都和母校——此册印成，北平已在战火之中，有多少同学能够得到它并保存下来，实在不无疑问。

作为北大同学录“最后的辉煌”，此书唯一的缺陷是题词不够精美。当校长不容易，每年都得为各种纪念册题辞，可蒋梦麟的“努力前进”，也实在太乏味。文学院院长胡适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过于平实；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周作人抄录蔼理斯的话，即便内容贴切，也是近乎偷懒。对比一九三四级同学录上马叙伦精美的书法和《贺新凉》词，或者黄节之恭录顾亭林论学语“博学有耻”，均大为逊色。大概只能解释为时局艰难，人心惶惶，实在高雅不起来。《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一九四八)：四十周年校庆时，北大正偏居昆明(作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没办法举行隆重典礼，只是铅印了一册《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其时战事紧张，印刷困难，论文集封面注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编印，一九四○年一月二十日出版。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北大重归红楼，应该好好庆祝了；可很快地，内战炮火又起，学校成了党争的重要阵地。即便如此，北大的五十大庆，还是相当热闹。

出版物方面，除了论文集、校友录、展览概要、善本书录等，最值得关注的，是或单独刊行或收在“五十周年纪念一览”中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这一回的校庆活动，校长的印记相当明显。《水经注》版本的展览，以及突出图书馆善本书和文科研究所的贡献等，均可见胡适的个人趣味。至于纪念特刊的编排，也都颇具匠心。清一色的回忆文章，没有空发议论的，且都出自著名教授之手。文章不多，但大学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所涉及。若严格依照时间顺序排列，齐如山的《记同文馆》应该放在第一位，考虑到北大历来以京师大学堂为老祖宗，同文馆只是在溯源时提及，故将齐文略为挪后——如此周密的考虑，可见编者历史意识之强烈。大学堂老校友邹树文、王画初、俞同奎的回忆文章十分珍贵，大概也只有胡适这样有历史癖的校长，才会去认真组织与发掘。其他文章，也都各具特色，如熊十力以思想及气势取胜，杨振声、罗常培以史料翔实见长，而冯友兰的《北大怀旧记》，则颇有幽默感。尤其是提及那张很有名的北大哲学门毕业留影，寥寥数语，一下子写活了陈独秀、梁漱溟两位师长：

我们在民国七年毕业的时候，全体师生照了一张像。陈先生与梁漱溟先生坐在一起。

梁先生态度恭谨。陈先生则很豪放。他的一只脚，直横伸到梁先生面前。等到照片洗出以后，我们送一张与陈先生。他一看，说：“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脚，伸出太远一点。”我们的班长孙时哲(本文)说：“这是先生的脚。”陈先生也为之大笑。

“特刊”所收十篇署名文章，均可读，水平比以往任何纪念册都高。可缺了学生的视角，总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北大的五十大庆，办得虎头蛇尾，准备工作做得很认真，可正式举行庆典的前两天，校长胡适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南下。十二月十七日凌晨二时许，也就是庆典举行前几个小时，解放军进驻北平西郊罗道村，北大农学院率先进入新时代。围城中的北大校庆，虽然照样举行，但不可能真的“处变不惊”。

《北京大学六十周年》(一九五八)：北大的五十周年与六十周年，两次大庆，竟有天壤之别。新旧政权交替、北京再次成为首都、北大校园由城里转移到西郊、校庆纪念日由十二月十七日改为“五四”等，其中任何一件，都深刻地影响着北大的未来。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是胡适再次充当校庆纪念的重要角色，只不过一正一邪形像迥异。

这一回的校庆纪念活动，最值得骄傲的，是完成了《北京大学六十周年》。这部由“校史编纂委员会”撰写的书稿，虽然只是“初稿”，不曾公开发行，但毕竟可见时人之自信，敢于一直写到当下。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最后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北京大学(1949—1958)》。这一章的第二节，标题是“几次伟大的政治运动为北京大学的大跃进奠定了基础”，所述“运动”包括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和思想改造、肃反、整风和反右等。据说，经历这一系列政治运动，北大“旧貌换新颜”。

北大校史的写作非同小可，因其牵涉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许多重要命题。史料缺乏，固然是难以下笔的重要原因；如何阐释，更是关键所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没有一部稍为像样一点的校史，实在说不过去。一九三三年底，为纪念校庆三十五周年，校方组织编撰了《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双面十七页，线装一函，也是“非卖品”，且开宗明义：“欲纪其详，有待专志。今兹说述，只及要纲。”为了那部众望所归的“专志”，北大专门成立了编纂处，请看上述“校史略”的预告：“梦麟念我校自清季创办以来，校况之良窳，校誉之升沉，学制之更移，精神之转变，人员之进退，多经岁月，知者将稀。求诸档文，亦虑损阙。非写专书，恐无以信今传后。因拟创编《国立北京大学志》，设编纂处，以刘复为主纂。”刘先生不辱使命，编纂处工作也颇有成效，现存北大档案馆的“校志稿”，保留了不少重要的史料。至于定稿，则遥遥无期——刘先生不幸早逝，以及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可能都是“专志”难产的原因。

《北京大学六十周年》的写作，吸取了“校志稿”部分考证成果，但转移了叙述立场。

“初稿”完成后，二十年间没能认真修订，原有的毛病日益刺眼，以至非全部推倒重来不可。八十年代初，北大校方集中力量，终于写出差强人意的“半部”校史——因其只叙述到一九四九年。百年校庆即将来临，校方依然“多闻阙疑”。真正的北大百年史，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问世！

北大六十大庆，拿老校长胡适“祭刀”，实在有失公允。台北的北大校友会，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地为胡适祝寿；国民党当局也借此大做文章，争夺关于“北大精神”的阐释权——北大再次成为国共两党争斗的战场。随后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纪念》，薄薄一册，三十二页，毛子水、罗家伦的文章以及“大事年表”，均为旧作，唯一新写的，是短短一页《向胡校长祝寿献词》。如此简陋的纪念册，本不该勉强出手，实在是因胡校长太寂寞了，需要一点后学的安慰。

《精神的魅力》(一九八八)：北大的七十大庆，正值文革高峰，那“大学还是要办的” 的最高指示还没有发布，北大前途生死未卜，根本谈不上校庆纪念。八十大庆时，教育部正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当务之急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批判“四人帮”所狂热鼓吹的个人崇拜，并确定新时期的教育方针，而不是举行校庆纪念。一直到九十大庆时，北大方才心情舒畅，有可能好好庆祝一番。

校方组织的出版物中，《今日北大》侧重介绍北大的历史及现状，《精神的魅力》则突出个人与学校的精神联系。作为“纪念册”，后者更可读，影响也更大。“六十五篇作品，六十五支心曲”，上至耄耋长者，下至青年才俊，全都“辞采飞扬，情思泉涌”，使得该书特别能够吸引年轻读者。而其突出“精神的魅力”，确实抓到了北大最引人入胜处。迄今为止，关于北大校庆的纪念册，没有比这本发行量更大的了。

正因为这是一次成功的策划，影响极大，不妨略为吹毛求疵。将校庆纪念定位在“我与北大”，如此个人化的叙述，必定是文章好读，但没有多少历史感——对比此书与“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差距格外明显。与此相适应，该集文章，主观抒情多，而理性分析少，对现实中的北大一味赞美，与三十年代由学生会组织的大不一样。最后，从二十周年纪念起，北大人始终盯着世界一流大学，校庆感言，总念念不忘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巴黎柏林，不像现在的文章，多将目光局限在沙滩与燕园。

为了纪念北大百年，今年会有许多出版物问世。此前的纪念册，多只在校园内流通；这回却不同，许多与北大没有直接因缘的文化人，也将北大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或集中谈论北大的历史与现状、轶事与精神；或借北大校史探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或醉翁之意不在酒，虚晃一枪，推出自家治国安邦的大计。所有这些，我都很感兴趣，并乐意倾听。理解百年中国的“光荣与梦想”，“北京大学”，绝对是个很好的叙事角度。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于京北西三旗

电信人才

●张大放 收藏拍卖导报 2005年9月1日

前不久我与朋友在京城报国寺闲逛，无意中看到一家店铺的书架上摆放着一本书，隐约可看到“交通部××××”几个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急忙走进这家店铺。这是一家专门经营旧书刊的小店，一个小伙子正在拆一包书。我顺手从书架上把那本书抽出，一看真是大喜过望，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书啊！该书用硬皮包裹着，封面是英文，封底是中文；扉页上盖有紫色的椭圆形印章，印章上有“交通部邮电学校无线电高等工程班”等字样，印章下面有“敬赠”二字；封底中文写有“交通部邮电学校，无线电高等工程班庚申级刊”等字样。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而是一册印刷考究的同学录。但与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同学录不同的是，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信息量很大，可阅读性强。考虑到与我收藏的电信文物关系密切，于是我张口问道：“这书要多少钱？”“老板不在，你过会儿再来吧。”小伙子头也不抬地回答。“麻烦你给老板打个电话，帮忙问个价吧？”我用商量的口气对小伙子说。见我诚心要买，小伙子便放下手中的活儿，起身给老板打了个电话。没过多久，小伙子便把老板开出的价码告诉了我，我觉得价格不算离谱，便成交了。

当我兴冲冲走到朋友面前时，朋友忙问：“又弄着什么好东西了？”我笑了笑说：“看家的玩意。”朋友也是喜好收藏之人，忙接过去细瞧端详。当我向他透露该书的价钱时，他一脸疑惑：“这次你可捡了个大便宜，别说是正对你口味的邮电学校同学录了，单是民国普通学校的同学录就不止这个价格！”朋友的话的确不错，在这之前我确实遇到过解放初期的同学录，要价都比这本高出好几倍呢。

回到家，我连忙搬出《北方交通大学志》，对照着翻阅起来。两书均提到邮电学校的前身是“交通传习所”的一部分，民国政府鉴于清朝时期中国电信事业一直为外国公司所把持，又深知电信与政务、军务关系密切，需要培养自己的电信人才。1917年1月，交通部决定将“交通传习所”分为“北京邮电学校”和“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同时提到，邮电学校设两年制的高等电气工程班、有线电工程班及一年制的无线电工程班。而我这本同学录上却明明写着“无线电高等工程班”，到底是谁写错了呢？我仔细翻看该同学录，从“级史”中找到了答案：该班同学是从北京和上海两地招收的，电学基础较差，学无线电学更困难。主讲教师邢森教授见状提出延长半年学期，经全班大多数通过后报送校长，后经校长呈主管部门，奉部令照准。因为延长学习时间，该班也由“无线电工程班”升格为“无线电高等工程班”了，时间是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

从该班同学的年龄看，1920年他们毕业时，大都在21岁至24岁之间，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的话，最小的也都106岁了。所以我敢断定，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虽然他们离开了我们，但作晚辈的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可都是咱中国早期培养出来的电信人才啊！

清代也有同学录

徐永鹏 收藏拍卖导报 2004年9月16日

清朝末期，我国开始设立高等学堂，最早的有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和设在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两所学堂每年招收的学生数量比较有限，留传下来的学生名录更是寥寥无几。有幸的是，笔者收藏了一份保存完整的清朝宣统年间江南高等学堂同学录, 绘刻者为其学生姜澧兰。姜澧兰（号廷荣，江苏武进人）, 住湖北武昌省城军械所。

这本清代同学录长27厘米，宽16厘米，用白色宣纸印刷，字体为黑色仿宋体，计16页正反（相当于现在的32页）。第一页上是半隶半楷的“同学录”3个大字，外加黑色长框，反面是由4条龙组成的方框图案，竖排两行字“宣统岁在己酉仲秋九月印刷”。接着是学堂教授潘任的序言，讲明了刻书的情况和原因。第三页开始是同学录，共有学生223人，其中江苏省147人，安徽省24人，其他省52人，每人分姓名、学号、籍贯、住址4项。这其中有不少人已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作家、科学家、外交家。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府（即今常州市）的著名语言学家、词曲家、作家、学者赵元任先生也名列其中。

这本同学录汇集了众多的学生名单, 为我们研究清代学堂史大有裨益，可以从中了解学生的分布情况以及有关名人的学籍。同时，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历史、地理方面的资料, 特别是清代末期省的划分，府、州的设置，县的归属等。尤其难得的是，这本同学录不是由校方或官方出资印刷，而是由一位学生出资绘刻，也属难能可贵。

旧信封里趣味多

●杨建东

前几日逛南昌滕王阁艺术品市场时，老远就发现一个地摊前围了四五个人，他们都蹲在地上专心致志地挑选着什么，这引起了我的好奇。走近一看才知，一对中年夫妻摆的地摊上堆满了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旧信封，每个只售两角钱，足足有五六千枚，堆得跟小山似的，看来他们都是集邮爱好者。

我也是一位有着10年邮龄的集邮爱好者，自1997年邮票贬值、邮市一泻千里以来就不再集邮了，所以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由得小声嘟哝了一句：“还有人集邮呀！”没想到竟被一位低头挑旧信封的人听到了。他抬起头友好地说：“这你就老外了，这旧信封上的邮戳有不少名堂哩！”就是这句看似平常的话，无形中又增加了我的一项兴趣爱好。当时听了此话，我立即与他攀谈并虚心请教起来。他说，现如今的集邮者大多都是集未使用过的新邮票，尤其是1997年邮市疯潮时，许多人都是整版、整封地买邮票，功利性太强。真正的集邮者应是以集实寄过的旧邮票为主，集新票为辅的，而旧邮票最好是连同粘贴在一起的信封一起收藏。因为单独揭下邮票容易破坏邮戳的完整性，而邮戳正是一个国家邮政史的真实记录。说着，他指着一张旧信封说：“你看这个邮戳里的‘拆封’二字就很有意思。”我说，私人信件不是不能随便拆吗？他说，这叫按规定抽验，就像我是做电工的，有权按规定对用户电表进行抽查、拆封、检测。经他一点拨，我茅塞顿开，很自然地拣起一张张旧信封看起来。果然，那些邮戳里都写有“转运”、“分拣封发”、“分拣科筒取”等邮政专用术语，还有诸如“杨桥”、“吴村”、“王舍人”等地名，简直就是一部百家姓。再仔细鉴别，还能划分出动物、植物等系列，真可谓趣味多多、妙趣横生，我一口气挑了100多张，如果不是因为脚蹲酸、蹲麻了，我还会继续挑下去，这一趟收获真是不小！

看来我今生注定是要与这些旧信封为伴了。

邂逅徐志摩

马志春 收藏拍卖导报 2005年1月13日

从事收藏活动十几年，若有人问我收藏的乐趣和价值在哪里，我会自信地说，是“捡漏”！即在常人不注意的地方意外得宝。笔者有一次就出乎意料地邂逅了一枚徐志摩当年实寄封。

大上海素有中国收藏“半壁江山”之美称，名家高手云集，邮市上更是藏龙卧虎，我等工薪阶层的收藏迷虽囊中羞涩，但也十分向往。

一次，我趁公差机会造访了沪上邮市。恰巧，一个邮商新收到一批民国早期实寄封，诸多邮迷闻讯前去觅宝。“双戳”清晰、票封品相俱佳的要价不菲，但还是被陆续买走。邮商赚了数倍本钱，对一些品相不好的实寄封也就不太在意了。当我翻拣时，无意间从中发现有“志摩”二字落款的旧封，遂抽出细看，此封销票戳模糊，背面也有乱画痕迹，但收、寄方地址清楚，“志摩”二字下还有“九月四日”寄出日期。联想到曾见报刊介绍诗人徐志摩有随手写日期的习惯，心想：莫非这是徐志摩亲笔写的？想到这里，我便不动声色地与摊主进行交涉，最终仅以5元钱成交。回家后我查遍所有相关资料，终于从《徐志摩日记》中查到“九月四日，复胡天云小姐信”的记载。

徐志摩英年早逝，存世信札不多，根据收藏界“名人尺牍”的行情，估计此封价值日前已数百倍于当初购进的价格，说不定考证下来，还能发现这位风流才子的一段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古旧书收藏前途水涨船高

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