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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是一种美好的感情” )
■无论是“读图时代”，还是“民间修史”，这本书都具有开创性 )
■本文配图为丰子恺漫画 出版界有人称，是他“开启了读图时代的大门”。当年，凭借独特的出版思路和审美眼光，他把一个藉藉无名的地方小社办得风生水起，创造了一系列品位不俗的图文畅销书，奠定了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品牌。然后他调任三联书店，把自己的文化梦想融入了这家老牌出版社，成为三联传统的呵护者———但是，他的人生，并非一个出版商创业成功的热闹故事，他最令人感慨的，是那种老一辈出版人的独特气质。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在这个喧嚣的年代，从容不迫地生活，温和而坚定地保持梦想———那一本本美丽的书，就是见证。
汪稼明：1953年生于青岛，当过工人，1972年至1978年在青岛警备区政治部宣传队做舞台美术。1982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当过两年中学语文教师。1993年至2001年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提出了“图文并茂的高品位通俗读物”这一当时很新颖的出版思路，策划并参与编辑了《图片中国百年史》、《老照片》、《中国边疆探察丛书》、《汉字王国》、《张家旧事》等图书，在出版界和读者中都产生了广泛影响。2002年底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至今，著有传记《佛心与文心·丰子恺》、《灵魂酷旅———列夫·托尔斯泰》，并发表中短篇小说10篇，散文随笔200余篇。
■“革命年代”的“小资”：一所被砸毁的图书馆带给他阅读的机会，外国小说和外国美术奠定了他一生的文化背景
汪稼明出生于山东青岛。青岛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这座滨海城市的老照片、老建筑、红瓦、绿树、蓝色的大海，形成了他幼年最早的美感———在广阔的自然中学习到了对一沙一石、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感激和热情。
汪稼明家在雨口路8号，一座始建于1913年的英国式的老房子里，高窗大户，幽深敞亮，院子里有异常高大的丁香和冬青。他小学毕业不久，正值“文革”开始，青岛图书馆被砸毁，大量图书流落民间。因祸得福，汪稼明得以接触到那个年代难得一见的许多图书，这些图书滋养了少年时代的他，也是他读书的第一个人生阶段。
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作品和其中的插图，奠定了汪稼明一生的文化背景———从托尔斯泰、普希金等俄罗斯作家身上汲取的人道力量、内心的骄傲与诚实，形成了他一生的生活为人原则。尤其是对绘画的喜爱，使他形成了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拥有的。那个年代太难看到画片了，音乐也是一样，一曲贝多芬D大调，他听了足足有上千遍，《珍妮姑娘》全书都抄过。
读书、买书、收藏书、推荐书，成了汪稼明一生的爱好。十几岁时，他就和同学兼好友李界平开始“攒书”，两人攒的每一本书上都写有“平明藏书”的字样———其中暗含两个人的名字。就这样，“19岁之前，当时所有翻译过来的世界文学名著，几乎都读遍了。”同时，受到画画的哥哥的影响，汪稼明从小就学习绘画，后来考取了部队文工团，在团里画布景。当时的他，非常非常“小资”：喜欢外国美术，每日耽于各种幻想。
1978年，汪稼明考取了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大学里，他办了全校第一份文学刊物、创办了全校第一个文学社，还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贴在报栏里，寒冷的冬天，同学们都挤着、围着看。一时间，他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这时，汪稼明进入了读书的第二个阶段：当时学校图书馆有70万册藏书，对一个爱书人来说，比起从前到处搜求图书的日子，实在是非常幸运的赏心乐事，所以他那时几乎是天天彻夜读书。
大学毕业，教了两年中学之后，1984年，汪稼明调入《山东画报》社，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当时全国的画报，大多都是以画为主，汪稼明进入《山东画报》社以后，完全地改变了这种惯例，文字分量加重，那时，他感觉自己整天都在改稿子。就这样，改着稿子，他从一个普通编辑，到总编室主任，到副总编，再到总编辑。在这期间，他一直都在尝试改革，这份执著和努力，令《山东画报》成为国内画报界的名刊，在全国期刊中得了很多奖。而他作为一个出版家的荣耀也就从《山东画报》开始了。 ■“读图时代”的诞生：京密引水渠边上聊出《图片中国百年史》，“边角料”催生《老照片》，他也因此被朋友们戏称为“老照片”
1993年，山东画报社开始申请成立出版社。当时画报社不肯放汪稼明，但他非常坚决，一定要去做出版这一对他来说是全新的工作。同年，他来北京接受出版培训，空余时间就和北京的朋友们聊天。说起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许多重大事件，往往肇始于一些细小素朴的时刻，这一次也不例外———有一天傍晚，在京密引水渠边上，汪稼明和作家刘方炜、学者李书磊一起游泳，聊天，聊着聊着，竟然聊出了“图片中国百年史”这一超大选题。
汪稼明为人做事，一向有些审慎，但这一次，凭着其对出版物的独到判断，他竟然表现出了与其平日的严谨很不相称的果断：这个选题，他“一定要做，非做不可”。可是，这个项目，前期投资就高达160万元，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出版界来说，绝对称得上是一个“超级的计划”、“超级的项目”，别说是一个刚刚成立、羽翼未丰、不知名的地方小社，就是大出版社都得再三掂量的。即使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也不是一般出版社可以轻易拍板决定的一项举措。
当时的压力之大，汪稼明至今记忆犹新———咬着牙做了18个月，全社的人都投入了进去，别无退路，办公条件很差，正值酷暑盛夏，大家都穿着背心短裤工作，一切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还要做很多体力活。印刷在深圳，其间汪稼明和同事一直住在深圳督印，当时的印厂对这套“大书”也极为重视，反复试验，157克的铜版纸，每天用卡车往外运废弃的纸样———这样子的较真，谈得上是奢侈了。
《图片中国百年史》分上、下册，两大本，大八开，加起来足足有18斤重，定价1480元———在1994年，已是“天价图书”。然而，就是这套“天价图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以后的两年里，整个出版社的回款，全仰仗着这两本书：起印5000册，后来又加印了3000册。1994年，获“五个一工程奖”。
在该书的策划者之一刘方炜看来，除了开创出版业的“读图时代”，《图片中国百年史》也开创了当代出版业“民间修史”的风尚———不同于“官史”对“大事件”、“大人物”、“大叙事”的注重，民间编史更关注一些关键性的事件；在语言选择上，采用中性语言，比如：只用“国民党军”，不给别的限定，之前常要用“国民党反动派”；在照片收集上，则超出以前对历史的读解，增加了正史以外的、以前没有关注到的东西，如服饰、民俗等方面。
而汪稼明作为这部书一个最早的策划者，只是谦逊地署了个“责任编辑”的名字。
在编《图片中国百年史》的过程中，汪稼明发现，有很多图片用不上，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就这样丢弃实在非常可惜，就想再做一本“图片中国百年轶闻趣事”，但又觉得似乎这也是一种“浪费”。因为，这些老照片的背后，不知尘封着多少历史沧桑和往事，能不能来做一本画片类的文字杂志，将其改造为一种新的出版资源呢？《老照片》系列就是这样诞生的，起因于对“边角废料”的再利用。
汪稼明一直都喜欢《读书》，喜欢三联的书，就想照着《读书》来做，从印张、开本、到设计、栏目，都是在模仿《读书》。至于“老照片”的名字，得来也是偶然：当时设想虽有了，但一直起不出好的名字来，1995年的一天晚上，也许是日夜思虑的缘故吧，夜半醒来，“老照片”三个字突然从汪稼明脑海里跳了出来：就是它了。 当时根本找不到作者，汪稼明只好和同事们自己写。“《老照片》第一辑，我自己就写了4篇。”1996年底出的第一期，在书末感言里，汪稼明说：“怀旧是一种美好的感情。”第一期到第四期卖了30万册，从第一期出版至今，近10年了，《老照片》一直稳居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畅销书榜，从来没下过榜。它带动了后来的一大批“老”字号出版潮流。
《老照片》之所以横空出世，风靡一时，汪稼明认为技术原因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老照片》之前，印图片都用铜版纸，铜版纸因为很厚，只能放在书的前面，与文字完全分离，书价也会抬高。《老照片》第一次采用图文合一的方式，用胶版纸，价格低廉。仅这一项技术，他和工厂的制版师傅就研究了好几年———之前，他们就用胶版纸印过《山东画报》的黑白照片，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于是，用黄色胶版纸印刷的《老照片》首开风气，各出版社竞相效仿，一时间，这种怀旧风的纸张成为最为抢手的纸，价格也一路上涨。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朋友们都亲切地称汪稼明为“老照片”。
这期间，汪稼明同时在做着一套“名人照相簿丛书”，选取名人的历史照片，有弘一大师、帕瓦罗蒂、冰心，这在当时也算是很新鲜的书了。而所有这些书，几乎都是由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美编蔡立国设计的，汪稼明认为，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成功，蔡立国的设计功不可没。
■“三联时代”的选择：小心翼翼地呵护传统，做一个“出版人”而非“出版商”，他相信，挣钱是手段，出书是目的
早在山东画报出版社时，汪稼明就提出了他著名的“一本书主义”。“一本书主义”曾是文学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个说法，概括了一些作家重质轻量的创作态度，汪稼明用来谈出版，给这一说法增加了新的内涵：所谓“一本书”，并不是只做一本书，而是“每做一本书，从手稿到出版的每一道关口，包括纸张、勒口、版式、插图、简介等等每一个细节，都要做细、做足、做到极致。先打品牌，再赚钱。”
2002年底，汪稼明从山东出版总社调到三联，任副总编。作为中国最具
文化传承的出版社之一，可以说，是三联选择了汪稼明，也是汪稼明选择了三联。如今，四年过去了，他认为自己现在已经“三联化”了，自认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虽然以前一直在学三联，但到了三联，才真正了解到它的传统和精髓。
当年，“山东画报出版社”成立时，这七个字的社名，汪稼明决心不用出版体，但一时又找不到人来写，就找了本书法辞典来翻，最后是找了褚遂良的字凑出来的，包括字与字之间的距离都是一次一次调出来的。正是这七个独特的手写体，成为了当年这个新成立的地方小出版社的logo。
现在在三联，汪稼明一样要求，“任何时候，用到社名时，都要用手写体。”说起来，“生活·读书·新知”这六个手写体字，都很有渊源和讲究———其中，“生活”是民进创始人之一徐伯昕仿黄炎培的字，又有徐伯昕自己的风神在内；“读书”出自前清老榜眼、民国名士沈卫之手；“新知”则是著名老教育家经亨颐（廖承志岳父）的手笔。然后再由书籍装帧艺术家曹辛之合起来，设计成三联店徽，真正是世间难聚的珍品。也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传承”吧———传统，从来都像发黄的纸页一样脆薄，像一个任性的恋人一样的娇嗔，对它的破坏，只需稍稍粗暴的手指或一次小小的疏忽，而对它的呵护和递送，却需要传承者投入全部的身心、所有的爱，否则，稍有不慎，传统这朵娇嫩的花，就会黯然萎谢，兀自淹没在历史的角落里。 也许，在这个年代，这样谈论传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作为一个出版家，在这个矛盾的时代，无时无刻不会在做一个“出版人”还是做一个“出版商”这两难的选择之间挣扎：做一个“出版人”，是要追求做好书；而做一个“出版商”，则是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汪稼明无疑属于前者。
 汪稼明认为，现在的中国出版业应该说是个过渡期，整个大环境不是很好。其实，对于出版来说，图书品质越高读者就会越稳定，反之读者就会跑掉。因为，读者的阅读习惯是培养出来的，现在的问题是好书被坏书淹没。对出版业的前景，汪稼明说，他不乐观也不悲观：并不是没有空间可以生存，“我相信，书籍永远是对生活最大的慰藉”。在他看来，对出版业的忧虑是毫无意义的，“我还是那句话：挣钱是手段，出书是目的。”
■“简单生活”的感悟：为一切美的瞬间驻足停留，他觉得，要想走在读者的前头，就要保持自己的步调和品位
生活中的汪稼明，是出了名的谦谦君子，性格中虽不失山东人的豪气，但身上那股子儒雅的气质是任何时候都掩不住的。朋友们都说，稼明总是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在乎对方的反应和心情，家庭责任感超强。他自己则说，他喜欢“简单的生活”，很怕显眼，怕出头露面。他遵循着一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现在对我来说，怎么都是好的。”
汪稼明认为自己“比较懂得欣赏生活中各种美的东西、美的瞬间，包括女性美好的仪态、大自然的四季变化、老城区街头晒太阳的老人脸上沧桑的皱纹。”
有一年，汪稼明去济南火车站接妻子，当时刚刚下过雨，一道神异的彩虹横跨天际，恍若仙境，他为之迷醉，驻足凝视许久，在济南这个城市，这样巨幅的彩虹是极为罕见的，但是，等他收回目光，发现站前广场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竟然没有一个人驻足停留，花上片刻的时间来仰望这雨水和太阳的幻影，享受这大自然的恩赐。
的确，这是一个匆促的时代，一个看似奢靡、实则慌乱的时代，但是，在这样一个匆忙的年代，汪稼明却始终保持着他自己的步调，自己的节奏，保持着一个爱书人的从容淡定和老牌出版人的优雅风度，保持着一个读书人对书籍纯粹的喜爱，他有一个观念：要想走在读者的前头，就要保持自己的步调和品位。只要看一看汪稼明曾经编过的书就会了解他这一点：挪威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瑞典林西莉的《汉字王国》、张允和的《张家旧事》、孙犁的《耕堂劫后十种》、谢宏军的《乡村诊所》……《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周毅说：90年代的中国出版界，若没有这些书的存在，“就会缺失一种特殊的美，一种安详从容的韵味，一种对平凡人生的坚持。把这些书放在一起，谁不能看出一种明显的个人风格，一种持之以恒的个人气质在后面起作用呢？”
所以，与其说《老照片》等早期图文书契合了“读图时代”的偏好，不如说，是汪稼明的文化气息远远超越了读图时代的浮躁。他只是借助了“读图时代”的某种阅读风尚，作为方便法门，传递的还是这个时代所稀缺的许多文化品位和爱好。
至今汪稼明仍旧信奉早年读到过的马克思的两句话：“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身无分文，胸有天下。”他推崇俄罗斯近代出版家绥青的自传《为书籍的一生》，对自己，他则希望，能够做一本比生命更长久的书。
■采访手记
一个唯美主义者的
怀旧情结
采访汪稼明的前一天晚上，约好了要先电话采访一下他的一个朋友。电话里，这位朋友说，要说的话太多了，还是见面谈吧。等我赶到约好的地点，发现———不是一个，而是三个风采迥异的男人，已经等在那里，全都笑眯眯地看着我。听说这个，他们竟然全都放下了手里的工作，第一时间赶来，要给我讲一讲他们这位“一贯低调谦和”的出版家朋友的故事。 “唯美主义者”，是那个晚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稼明这个人，就是让他去做木工，他也会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木工，因为他是一个能把自己的爱好也做得十分完美的那种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美主义者。”
“谦谦君子”，是那个晚上出现的第二个高频率的词。朋友眼里的汪稼明，外表谦和，内心坚定，举止优雅，但也不乏激情的瞬间。谦和，是其良好的个人修养决定的；而坚定，则是他做事的态度。谦和优雅，使他具备了很多老出版人的美德，得以和各个年龄、经历、性格的人广交朋友；坚定激情，则使他得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够保持自己的格调和品位。
次日的采访在汪稼明的办公室里进行，走进这间不大的屋子，首先吸引我的是书桌上、书柜里到处摆放的一些朴素而精致的小画片、小摆设，我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的那些收藏：木刻、版画……汪稼明说，他从小就“喜欢留东西，多少年都习惯留东西”。他办公室的书柜，也不同于一般的办公室书柜，虽然有很多新书，但也有很多旧年的收藏———很像是自己家里的书房。他说自己已经习惯了时刻都要和自己喜爱的书在一起。他随手从书柜里抽出一本，竟然是购于“1970年12月12日”的《鲁迅谈创作》，随便翻开泛黄的纸页，就见到他当年用铅笔画的道道：“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35年过去了，汪稼明用自己的方式实践了当年令他心动的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书籍也是做某用的，但万不要忘记它也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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