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49旧体诗文集叙录》，王晋光、涂小马、范培松、陈玉兰编著，钱仲联作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初版，字数19万余，印数500。

这书念着它有些年头了，新近才搞到手。翻过之后感觉很失望，说它是瞎编编的产物虽是气话也是实话。

这书要说有什么好处，便是筚路蓝缕的作用，是同类书目书中的第一本，也是我所见至今唯一的一本。

我们先来审题，“1919－1949旧体诗文集叙录”，收录的标准究竟是出版年份在1919－1949年期间，还是作者主要活动时期在1919－1949年期间呢？在这书的“说明”里，编者作了编选范围的界定：

1.“本书......为1919年至1949年大陆出版的，而且其作者在1919年以后仍在世的”；

2.“本书以经见者为限”。

我作了一个小小的统计：

这书包括了诗集、词曲集、文集、诗文词曲合集四部分，其中诗集收录141人（含诗1）165部作品，词曲集收录19人22部作品，文集收录49人65部作品，合集收录65人70部作品，扣除重复的作者，总计收录241人（含诗社1）322部作品。

 这些数据，相对于“1919年至1949年大陆出版的，而且其作者在1919年以后仍在世的”旧体诗文集及其作者的实际存世量来说，可以说是半成也不到。所以编者要加了“以经见者为限”这个约束。但这样的话，书名唤作“1919－1949旧体诗文集经见录”岂不更适宜？用了“叙录”而不肯下工夫去访见，足见编选者的惰性。这是此一个毛病。

诗文词曲妄图一网打尽，偏偏顾此失彼，收了诗集丢了文集，收了文集拉了词集，有后集而无前集，收正编而无续编，诗和文的数量对比悬殊更明显可笑的编排。这是“贪多嚼不烂”的下场，是这书的第二个毛病。我想如果编选者肯分项搜辑，应该会完善许多的。

钱老仲联“乐而为之序”，本是为此书添彩的事，只是我不知道钱翁看到此叙录中竟未收录他老人家自己的作品时是何感受？很难想像四位编选者没有一位“经见”过钱翁的《江南二仲诗》或《梦苕盦诗存》或《梦苕盦词》。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钱翁自己要求“隐身”？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怪异的现象，那就是汪兆铭、郑孝胥、王辑唐、梁鸿志、陈柱尊、黄秋岳、龙沐勋、曾仲鸣等等这些有着“汉奸”身份或是嫌疑的人，统统被此“叙录”除名。是钱翁授意还是为钱翁晦明？不得而知。但是，这个理由还是无法解释钱翁曾为之作序的一些诗文集也被遗漏的现象。当收不收，这是此书的第三个毛病。

其他的毛病还有不少，

比如作者生平考证这节太偷懒，许多生卒年一概以大问号代之。一来无法配合“其作者在1919年以后仍在世”这个说明，二来使一些相关的人物名号年表工具书成为无用功，其实即便实在乏考，通过诗文内容里的旁证标注一下大致活动时间也不是难事。

比如统稿的不认真。同一作者第一次出现时不介绍其人生平，凭空冒出句“已著录”，翻下去才知道原来后面收录其他作品时作了介绍。显然是分人合著之后统稿不仔细的缘故。

比如许多知名人士的缺漏。除了上面提到的那批“汉奸文人”和钱仲联曾为之作序的文人，还有“国之大老”如谭延闿、邹鲁、周钟岳，“文化名人”如黄侃、顾随、康白情、邵祖平，等等等等，可排绵延长队了。

比如作品评介，用钱翁的话说这本是该提要的一大特色，可惜要么是选取序跋中的评语，要么是只录题目和例句不加评点，要么是有评无例。编选者真该回炉好好读读钱翁的诗话。

编选者“说明”里曾说过，“将来续有所得，再予以刊布”。一晃已经七八年了，希望能尽快兑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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