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旧书业自明清以来一直居于全国之冠，形成为北中国书业的一个中心。而其集散地，在晚明时为内城大明门之右、礼部门之外和拱宸门之西，清以来则先后崛起有慈仁寺书摊区，以及琉璃厂书肆街、隆福寺书肆街和上个世纪中前叶的东安市场。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更臻极盛。当年在北平执教五年，就“购书逾五万册”的钱穆先生，在晚年于台北感慨说：

　　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今则此海已湮，亦更无人能游而知其乐趣者。言念及此，岂胜惘然！

　　在老北京，素有“东富西贵”之说，而城南琉璃厂区域又是文官士人的集居之地，各地会馆租屋甚多。在历经了数百年的沿革、分化和集聚之后，二十世纪以来的北京旧书业，最终形成了南有琉璃厂书肆街、东有隆福寺书肆街，西有西单商场书铺、东有东安市场书铺四个古旧书市场主体（富户集居的“东城”即居其二），它们共同构建了北平鼎盛时期的古旧书业贸易格局，参与了北京旧书业最后的辉煌排场。

　　上世纪40年代署名“挹彭”者所撰《东西两场访书记》，就是把琉璃厂、隆福寺的旧书业作为一处，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的书铺作为一处来说的，因为两处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经营内容和经营风貌。熟谙于北京旧书业的张中行先生曾经作文详尽解说北京旧书业，他说：北京文化空气比较浓，读书人比较多，因而售书的处所比较多，几乎遍布九城……售书的处所，有等级之分，从而有性质之别。等级高的集中两地：一是琉璃厂，二是隆福寺，主要售线装书，其中偶尔有价值连城的善本。中级的也集中两地：一是东安市场，二是西单商场，所售书杂，古今中外。其中又有等级之别：等级高的铺面大，所售之书偏于专，如专售外文；等级低些铺面较小，所售之书较杂；更低的没有铺面只摆摊，所售之书也杂，因为买来什么卖什么，所以不能不古今中外。这又有种类之别：一种是长期的，如地安门外大街、安定门内大街的许多书摊就是；另一种是间断的，如护国寺和隆福寺等庙会，只有会期有，什刹海荷花市场，只有夏季有。此外还有级外的，是德胜门、宣武门几处小市，鼓担和住户卖旧货，间或也有旧书。这种场所，旧书的出现更富于机遇性，有时候会出现大量的，甚至有善本。

　　伦明在《续书楼记》中曾经分析说：“京师为人文渊薮，官于斯者，多由文学进身，乡、会试之士子，比年一集，清季变法，京朝官优给月薪，科举虽废，高级学校相继立，负籍来者尤众，以故京师书业甲全国。”有清人钱澄之《都门杂咏·庙市》诗为证：

　古寺松根百货居，

　珍奇满目价全虚。

　词林无事逢期到，

　冷眼闲看指旧书。

　　从历史上看，北京旧书店、旧书摊在极盛时期，曾经一度发展到近400家。到20世纪40年代前后，迭经外寇内战，社会严重动荡，百姓无以聊生，加上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在思想文化观念取向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曾经发达的古旧书业不断遭受重创，并逐步走向萧条和衰落。到四十年代末期，北京古旧书业以其固有的经营规模小、资本少和管理落后的自身弱点而撑持维艰，已陷入凋敝泥淖。

　　北京“最老的书店”和“首先值得一说的厂甸书市”，以及旧书店所形成的“公共图书馆”气氛，追根溯源，那么就体制上而言，都消亡于1956年以后全国范围私营书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时。抗战胜利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罗荣渠先生，在晚年感慨道：

　　“除东安市场外，当时散布在东单、西单、琉璃厂、前门等处的旧书店还很多，连北京饭店内也有一家专售洋文旧书的书店，这使北京城具有浓厚的文化城气氛。解放以后，旧书摊相继消失，我就再也得不到这种文化享受。星期假日常常感到无处可去。真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私营书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国营的北京市中国书店作为燕京古旧书业的传承者，一脉单传地承袭着当地古旧书业的经营内容和传统。因此，1992年9月编辑出版的《中国书店》纪念册在介绍中国书店今昔历史时，用的文章标题即是———《中华文化瑰宝古旧书业一脉》。不过中国书店的主持者们对此地位有着清醒的反省。即使在中国书店四十周年大庆的日子即将到来的时候，时任中国书店总经理的沈望舒先生在为纪念册撰写的专稿《中国书店与中国古旧书业》中，还是清醒地认识到了其中的危机：

　　中国书店现有的二十五个门店分布在北京市的六个区。北京古旧书业的规模自然没有昔日拥有400多家古旧书店时宏大，声势上也远不及“东、西两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南北两街”（琉璃厂街、隆福寺街）交相呼应显赫，经营不甚景气，服务差强人意，整体状况还不能令读者满意。

　　但是新的春风已经吹起来了，党和政府实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坚定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日益注重文化事业的发展，再有读者关心、社会需要这个基础，中国书店和中国古旧书业一定会摆脱目前的不利局面，迎来振兴和发展的黄金阶段。

　　现在，以中国书店为代表的北京古旧书业依然以琉璃厂文化街为中心，努力探索着在新世纪的维持和发展之路，而潘家园和报国寺旧书集市，也异军突起成为国人淘书之地。（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国家图书馆：亚洲第一图书馆

　　1910年，京师图书馆成立，缪荃孙为监督，是为北京图书馆之前身。1915年，确定以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为京师图书馆。此时的京师图书馆已初具近代图书馆的规模。1931年7月1日，北海西侧文津街新馆开馆，是当时国内乃至远东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北图迎来了新生。1950年3月6日更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1951年6月12日更名为北京图书馆。

　　1987年10月，海淀区白石桥路新馆开馆，藏书及馆舍面积为亚洲第一。1998年1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

　　三联书店：文化积累第一店

　　邹韬奋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倡导进步文学，传承至今。三联书店一向是北京书店的标杆，称得上是北京文化积累第一店，曾被列为到北京不可不去的场所之一。三联书店书类以社科、人文为主。顾客主要是知识分子，学生及一些与三联有渊源的老读者。每月推出本版图书及综合图书排行榜。并与北青报合作随报附书目简介及订书单。书店内经常举办签名售书、书展、座谈会、图片展。

　　琉璃厂：京都雅游第一胜地

　　琉璃厂距今有七百多年历史，原是一个小村落。元朝时为了建造大都城，在这里设了专门烧制彩色琉璃砖瓦的琉璃厂。明朝时一些隐退的官宦便携带大量图书与古董来此定居，独特的文化氛围由此逐渐地形成。这就是琉璃厂演变为文化街的最早成因。

　　满族入关建立清朝之后，汉人只准居住在南城的民族歧视政策带动了南城文化的繁荣。汉族人中的著名文人学者迷恋琉璃厂的文化氛围择居于此，而他们在这里的定居与活动又使得琉璃厂的文化特征更为突出。

　　康熙盛世以来，琉璃厂成为北京文化发达的一条街。造成琉璃厂空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两部大部头史籍的编纂。其一是康熙时朝廷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其二是乾隆时朝廷编纂的《四库全书》。这两部书的编纂期间，大批的学士各自带书进京，住在前门外的会馆中。琉璃厂成为他们看书、售书和购书最佳去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参加中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编纂的官员下朝后就到琉璃厂来继续他们的切磋和研究，并就地查证实物。琉璃厂的书市和古董市因此而更加繁荣。至此，琉璃厂就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名副其实的文化一条街，是京都雅游第一胜地。

　　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第一藏家

　　首都图书馆起源于1913年6月民国政府在宣武门外琉璃厂以西设立的“京师图书分馆”。同年10月在宣武门内大街抄手胡同东口外设立了“京师通俗图书馆”。次年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设立了“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1949年北平解放，三馆统归北平市政府管辖，称“北平市图书馆”。1956年更名为“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藏书甚多，堪称北京地方文献第一藏家。1957年，首都图书馆迁往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2001年，更加智能化、现代化的首都图书馆新馆向外开放。

　　涵芬楼书店：民国海内第一藏书楼

　　涵芬楼原本是光绪年间海盐人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内设立的藏书楼，涵芬楼庋藏图书达五十多万册，超过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成为民国时期海内第一藏书楼。痛惜的是“一·二八”淞沪会战时，涵芬楼为日军炮火焚毁，藏书付之一炬。

　　后来，商务印书馆在北京建立读者服务部，2003年改建，为纪念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读者服务部遂改名为涵芬楼书店。涵芬楼书店环境清雅，所售之书适合静心时阅读，在此环境中选书也是一种享受。

　　王府井书店：书业“共和国第一店”

　　北京第一家新华书店，与共和国同龄，1949年２月１０日，北平新华书店王府井第一门市部正式开业，毛泽东主席手书的“新华书店”匾额高悬门楣。王府井新华书店因为创办早、规模大、服务好，一直享有书店界“共和国第一店”的美誉。王府井新华书店被西单图书大厦超过，失去北京城最大书店的尊号，但王者的风范不改。

　　旧日觅书第一眼：“南厂东寺”和“东场西场”

　　二十世纪以来的北京旧书业，最终形成了南有琉璃厂书肆街、东有隆福寺书肆街，西有西单商场书铺、东有东安市场书铺四个古旧书市场主体，它们共同构建了北平鼎盛时期的古旧书业贸易格局，参与了北京旧书业最后的辉煌排场。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经过公私合营，全市百家私营古旧书店并入中国书店，形成以中国书店为主体代表的古旧书业。以中国书店为代表的北京古旧书业依然以琉璃厂文化街为中心，努力探索着在新世纪的维持和发展之路，而潘家园和报国寺旧书集市，也异军突起成为国人淘书之地。　　 主题延伸

　　近现代文化名人北京书业观感

　　李慈铭先生在《越缦堂日记》中总结“都中风物”时多有苛评，惟把“书可买”，与“花尚可看”、“戏尚可听”并举为“三尚可”之一。

　　胡适先生曾经对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说：“这儿距隆福寺街很近，你们应当常常去跑跑，那里书店的老掌柜的并不见得比大学生懂得的少呢！”

　　老舍先生在1936年发行的《宇宙风》杂志第十九期的撰文中，也曾明白道出此一特点：“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喜欢北平，因为这里书多古物多。”

　　纪庸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的南京作《北平的“味儿”》一文时说：“北平可以咀嚼的东西太多了，最老的大学，最老的书店，仅存的皇宫园囿，这是代表文物的……最讲究的戏剧，最漂亮的言语，最温厚的人情，这可以代表生活的艺术。”张中行先生在《由旧书想起的》一文中说：“旧时代，出版业不发达，有名的几家集中上海，印书种类不多，数量不多，售书的处所，尤其在北京，总是由旧书独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