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我再次来到上海建国西路，拜访了徐志摩先生的侄子徐炎老师，承他不弃提供了不少徐家的史料。在闲聊中谈到了有关陆编《徐志摩全集》出版前的相关事实，觉得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即整理成文，以存史料。

　　1965年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女士，因病不起与世长逝。遗有《志摩全集》的纸型由其侄女陆宗麟交给陈从周先生。陈老只知共有10包，未将每包纸型打开细看即用车送至徐家，转交给徐志摩的堂弟媳冯婉珍老太（徐崇庆遗孀）。陈老移交时讲明，这是陆小曼编的《志摩全集》的纸型，没有出版成书，只是北京图书馆存有清样，陆小曼已领取全部稿酬，今请徐家暂时保管，等与俞平伯先生联系好后，欲交给何其芳与俞平伯他们的文学研究所保存。时“四清”运动已开始，俞平伯先生的处境并不太好，故当陈老将意图转告徐家时，表示他来与北京方面落实之后，再请徐家小辈付邮寄往北京。后陈老未把联系结果告知，徐家犹豫不决，又无俞平伯地址，不敢贸然邮寄，就此将事搁了下来。谁知，好事多磨，一转眼到了1966年，那场暴风骤雨式的运动，大家都始料未及。在那无法无天的岁月里，徐家也难逃厄运。一天，来了一批打着“造反有理”旗号的复旦中学红卫兵，将徐家搜了个屋翻天，临走时，将徐家的藏书，连同用两只大皮箱装下的这10包《志摩全集》的纸型版片一起带走了。徐家为之懊恨万分，但面对这个局面谁也无可奈何。

　　一转眼十余年头过去了，“四人帮”倒台后，全国出现了拨乱反正的新气象，徐家自然首先想到的是，陆小曼所遗下来的10包《志摩全集》纸型版片，内心十分焦急，四处打听，了解到上海对于抄家物资是分门别类地存放在各处的几个仓库中的。徐家想到红卫兵抄去的还有几大箱的家传古书（按徐崇庆之父徐蓉初先生也是海宁的有名藏书家）。于是按照文艺书画类，再央请人分头查找。终于在一处的仓库中发现了高高一堆的东西，上面用大张的纸复盖着，却不像古籍书；也不像画轴。揭开一看，好生面熟，正是这10包纸型。在第一包上面，由红卫兵贴着一张告示，“内系各种读书计划复印用纸，不可重压，要珍重！”原来，红卫兵将这些资料抄走后，即对这些材料进行审查，打开第一包纸型仔细辨认，却是些有关社会主义的学习文献，也就没有再往下查看，故贴上这一告示。纸型从此得以暂时保护。一等十余年，它就这样幸运地逃过了毁灭的厄运，久散又合，物归原主，徐家自然是一番高兴。立即办妥领回手续，但是原来被抄走的二只大皮箱是没有了。

　　不久，商务印书馆北京联络组的林尔蔚、杨德光先生闻讯来到徐家。他们见到一包包纸型版片，自然也很高兴，经过仔细辨认和鉴定之后，认为纸型的凹字字型棱角基本保持完好，可以打城黑样付梓，即向徐家表示要收回纸型。一清点，《志摩全集》纸型9包没有错，只是其中一包是老版本的《志摩的诗》，纸型规格和编排方式均不同于陆小曼所编的《志摩全集》。对于这一包小规格的《志摩的诗》为何混入其中，他们也难于弄清，认为事隔多年，转手又多，当时从仓库取将出来送运到陆小曼住处，大家也没能细看，认为都是《志摩全集》的纸型。那么到底在全集中缺少哪一部分，一时难于断定，估计问题出在散文集中，好在北图（现在称国家图书馆）藏有全部清样，可以借出来进行校对补齐。何况有了全集绝大部分的纸型，也省却了不少时间，给早日使全集出版创造了条件。正巧1982年是商务印书馆建馆八十五周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从档案中知道有一套《志摩全集》已经打好纸型，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问世，而纸型失踪，正在四处打听。得到北京总馆电话，告知纸型已找回的好消息。即在是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上海联络处领回《志摩全集》的纸型，直接转交香港。随即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尽了很大的努力，借出北图清样，校对补充，对于较旧的纸版则给予补正，在保持书版原貌的基础上，保证了出版的质量。并将《志摩全集》更名为《徐志摩全集》，将原来的内容分编成五卷本，于1983年初全集首版问世。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鉴于徐志摩的作品未能收编的尚多，于是四卷本“补编”的工作，自五卷本整理校勘之日起，也就开始了，本打算将《府中日记》及《留美日记》收入补编中，后来不知何故，未能如愿。

　　从着手编辑到成书出版，整整走过了半个世纪，由志摩的遗孀直接参与编辑的《徐志摩全集》终于问世。

　　由于《徐志摩全集》有着这样传奇性的流转过程，因其离奇曲折，难免在当时人之间引起了一些误会。首先是陈老与徐家，因为徐家没有及时的将稿子寄给俞平伯与何其芳，而导致文稿被抄，陈老一直为此事耿耿于怀，责怪徐家小辈太不听话。后来因纽约大都会仿造“明轩”工程之事他到了美国，往访了张幼仪女士，谈起了此事，张女士丢下了一句话“从周弟是有心人，为了志摩事花了不少心血，是唯一看护他的人，比他自己的小辈超过万倍……”。说陈老为宣传志摩花了不少心血，受之无愧，而将徐家的小辈，误认为对志摩的宣传不关心，那是冤哉。全集在二十世纪中期交商务时，陆小曼因生活困难已预支了稿费。故这次出版时商务没有付稿费，但考虑到徐家为全集纸型版片的保管，付出了物力和人力，即支付五百元钱作为补偿。徐崇庆遗孀冯婉珍拿到这钱后一直没有动，将它存入银行。1999年，徐志摩故居在其故乡修复开放，时冯婉珍已故世，志摩的侄儿徐炎先生，从银行中取出此款，连本带息己有千元，他再添上二千余元，凑成三千元整数，来到故乡硖石，捐献给浙江省海宁市博物馆以尽心意，留下了一段佳话。

　　光阴如箭，一转眼这部由徐志摩遗孀直接参与编辑的《徐志摩全集》问世已有二十余个年头。回顾这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事，无不为之感叹。要不是因这十包纸型中，混入了一包社会主义学习文献，在那个非常时期这部全集纸型能否保存下来，那很难说。更要说到的是，在六十年代那个非常时期，对于这部作品的保存，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与胆识，而徐家却义不容辞的接收了它，保管了它，虽任重道远，却认为是应该做的。以后发生的事情谁也预料不到。等到形势好转，时已80高龄的冯老太，不顾年老体衰，不避寒暑四处奔走，而历经阻难，终于使全集完壁归赵，尽管徐家人不居功，更没有邀功之念与自我标榜。但这部全集的出版，应该讲有他们徐家的一份功劳。　　

　　这是发还《志摩全集》纸型时所摄，左角有红卫兵所贴封条。由徐炎先生提供。

　　要不是因这十包纸型中，混入了一包社会主义学习文献，在那个非常时期这部全集纸型能否保存下来，那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