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故乡，除地广、人众外，书多，也是一大特色。地名学和人名学，早已登上学术殿堂了，“书名学”则似乎尚未破土而出，未免令人遗憾。

　　古人把“立言”看得很重，著书命名，常用谦词，没有市井气的自我吹嘘，与广告语言大异其趣。例如，《敝帚集》（吴中藩）、《识小录》（徐树丕）和《鸡肋编》（庄绰）之类，都是慎重地为自己的精神产品定位，以本色示人，不敢艳妆涂泽，深怕贻笑大方。每念及此，感触油然而生，我也就跟着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了。

　　当然，书海犹如人海一样，是五光十色的。有低调的书名，也有咄咄逼人的书名。宋代吴缜的《新唐书纠缪》，就是锋芒毕露的。据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二披露，吴氏著书的本意，原来是挟怨泄忿：

　　嘉祐（1056年-1063年）中，诏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重修《唐书》。时有蜀人吴缜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请于文忠，愿预官属之末，上书文忠，言甚恳切，文忠以其年少轻佻距之，缜鞅鞅而去。逮夫《新书》之成，　从其间指摘瑕疵，为《纠缪》一书。至元祐（1086年-1094年）中，缜游宦蹉跎，老为郡守，与《五代史纂误》俱刊行之。绍兴（1131年-1162年）中，福唐吴仲实元美为湖州教授，复刻于郡庠，且作后序，以谓针膏盲、起废疾，杜佑实为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缜著书之本意也。

　　《新唐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号称良史。虽有可议处，但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馀。吴氏作为一名“初登第”的新手，挤不进写作班子，分不到科研经费，耿耿于怀，等到人家结项出书的时候，就跳出来“纠缪”，似此少年，确实也未免太“轻佻”了。欧阳修不邀他入座，倒是颇有知人之明的。事过数十年，这名北宋末年的学界游勇，到南宋初居然被视为文化“忠臣”，历史的误会何其多呀，真是叫人啼笑皆非。

　　书名作为一种语境，难免会反映成书的环境和著者的心境。历史上遗民著书，往往贴上“梦”的标签，就是这个道理。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清初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阙名的《如梦录》等等，无不如此。甚至出家人也向在家人学习，清初岭南高僧成鹫法师的回忆录，就是以《纪梦编年》为名的。书名史本身，包含着某些认识价值，有心人对此是不可忽略的。

　　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书取个能够确切反映内容的名称，非花点心思不可。第一部《高僧传》的著者释慧皎，在其“序录”卷中对书名命意说得一清二楚，表现出罕见的卓识：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像这样界定“高”与“名”的差别，有明确的取舍标准，就不至于鱼目混珠了。当今大树“名师”成风，固然比冷冷清清好，但真正足以为人师表者，恐怕应该是埋头苦干的“良师”。但愿在歌师颂师的时候，也能故省“名”音，代以“良”字，那就实事求是了。书名学与教育学本不同物，在这里参互合论，无非连类而及，并不是想入非非。质之高明，未知以为然否？

　　任何书名，都既有义，又有形。由于文言基本上是单音词，因而古代书名较短，二、三、四字常见，像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就算很长了。现代的白话，有大量的复合词，书名难免会多几个字，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似乎出现一种名长书厚的时尚。一本书，两个名：正标题是象征性的，副标题才是实质性的，叠床架屋，令人目眩。前辈学者可不是这样，朱自清的《经典常谈》，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使人一目了然。

　　读书难，读书名也不容易。晚年的郭沫若，对清代才女陈端生的弹词巨著《再生缘》，潜研深探，终于悟出书名命意所在，堪称发前人所未发：

　　观此书人物选姓颇有用意。书中三位主要人物，皇甫少华切黄字，梁素华切粱字，孟丽君切梦字，盖取《黄粱梦》为其主题也。此断非偶然。

　　读了郭老对《再生缘》主题的发覆、解读和破译，使我不仅感受到大师之“大”的学术分量，而且对“书名学”之不可无，也更加深信不疑了。时下，对有“商业头脑”的人来说，如何突出书名的卖点才是值得关注之点。稍加掂量，皇室的权力斗争与后宫的争风吃醋相比，后者当然更“热”了。如此这般，难免标新立异，旨在制造轰动效应，纵然也属书名学之列，但实质上是生意经，决不能算作正道，只能称之为“另类”。（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