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杨苡到巴金寓 所祝贺巴老九十华诞。

　　10月17日下午，就有巴金去世的传言，我一直不敢相信。当天晚上7时30分，我得到了巴金去世的准确消息。早在10月3日，医院就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所以他的去世对我来说也不是特别突然。巴金得帕金森病已经20多年，虽然不能表达，但他还是很有兴趣地坐在轮椅上，看看电视，听人说说话。1999年2月病重后，就再也起不来了。从那时到现在，他一直非常受罪。巴金的去世对他个人是个解脱，但对整个文学界是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是一段历史的结束。

　　早在中学时代，巴金的《家》就深深吸引了我，然后开始看他的其他作品。从17岁给他写第一封信开始，到现在有60多年，除“文革”外从未间断过。巴金对我影响很大，他就像我的一盏指路明灯，我也非常听他的话。上世纪30年代美国改编的《悲惨世界》里有一句台词，“Live is to give， not to take”（生命是给予，而不是索取）。我和巴金在通信、见面时常常发牢骚，他总是用这句话来提醒我。我看了他的《家》之后，给他写信表示也对自己的家庭不满，要离家出走。他专门给我回信，告诉我要忍耐，不要离开家。有一次在他家，我对当时的教育状况发了点牢骚，他就用手摸着孙女小暄的头，意味深长地说，“到他们这一代就好了。”巴金坚信未来是光明的，未来是美丽的，总是对未来充满信心。这种信念在我受批判最严重的时候，一直鼓舞着我，照耀着我，给我以信心和力量。

　　巴金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在他那个年代，巴金绝对算是多产作家，日也写，夜也写，在法国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整天靠吃面包写作；巴金的翻译确实是好的，他绝对不乱动。我常常跟人说，巴先生的翻译那是没话说的。我们搞翻译的讲究“信达雅”，信就是忠实，巴金的翻译是忠实的，他的译文真是值得好好看。巴金的创作受英文和法文影响很大，他的作品很容易翻译成外文，我哥哥杨宪益就曾经把他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在翻译方面，巴金给过我很大帮助。我是学外文出身的，开始搞翻译时图快，不是特别认真。我翻译的《俄罗斯性格》在平明出版社出版后，他批评我译得有点草率。在翻译《呼啸山庄》时，他专门写信告诫我要认真工作。

　　现在有很多人对巴金的作品不太了解，中文系学生做他的论文的也很少，这让我感到特别奇怪。巴金的文字非常流畅，非常容易懂，好好琢磨很有意思。特别是《随想录》，里面没有丝毫的雕琢和花哨，写得非常率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