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迷墙》封面

熊丙奇的新著《体制迷墙》，是他继《大学有问题》之后又一部解剖中国大学教育种种顽症的力作。而著名画家、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为这本新书所作的序，则对中国现行大学教育人与体制、体制与人的暧昧离奇的关系，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评析。  　　熊丙奇先生的这本书，连同他上一本专著《大学有问题》，给我们的大学教育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糊涂账。  　　说它清楚，是因为其中搜罗列举了当今大学几乎所有层面的问题，简直“百科全书”，凡在职在校大学师生日常熟知的种种弊端、恶迹、丑行、怪现象，书中都有详实的交代与评析。开首那份妙不可言的“大学利益结构图”，更是当代教育研究的珍贵资料。  　　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辩护？谁承担责任？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  　　我并非是在苛求本书的作者，相反，书中有那么一位真名真姓的人，便是熊丙奇。尽管12位发表意见的人士同样有名有姓，然而要不是熊丙奇在茫茫体制中站出来，找同道、作采访、发议论，又将纷杂的议论煞费苦心作出梳理、分类、注释、评点，便不可能呈现书中令我们触目惊心的“大学黑洞”。  　　大家都在议论体制，有待追问的是：人与体制，体制与人，本来应该是什么关系？如今又处于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不论这体制被称为是“行政”的、“管理”的，还是“教育”的，总之，它成功地致使“人”在其中处于空前暧昧的位置。作为制订者，“人”被隐去面目，难以指认；作为接受者———也就是千千万万希望被教育体制接纳的人———都明白：必须解读体制，进而占有它、利用它，因此，我们受制于体制的模式大致相似：既受惠，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要之，现存体制是所有教师存活的饭碗（而不见得是职业），也是万千学子追求的饭票（而不见得是教育）。  　　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非人化”的体制。当我们耸身返顾——不论是试图推诿抑或奋起责问——我们都撞在体制这堵墙面上，找不到一位能够求助或与之说理的“人”。于是我们以不同的心态指着那看不见的墙面叫道：一切都因为“体制”！  　　而那墙面上密密麻麻的砖块，显然就是我们自己——众所周知，在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体制格局中，人人必须“找人”。你找了人么？你找对了人么？不然，你如何有效对付高考、毕业、留任、评职、晋升、提拔等等等等一连串游戏规则？十多年来，尤其是新世纪迄今，体制以教育的名义成功劫持了人性，又以这被劫持的人性，成功地劫持了教育——如果我们难以找到为此负责的“人”，岂不意味着人人都有责任？  　　清末的废除科考、创办新学，是“朝廷圣上”拍板；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大学关闭、教育停顿，是“最高统帅”拍板；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八十年代初留学成潮，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拍板——中国现代教育史这三次影响深远的大革命、大动荡，真正是一人定夺，一槌定音，不论其进退对错，不论是祸兮福兮，历史确曾领教过人治的胆魄与威势。  　　教育家办教育的时代，也随风而逝。北大校长好几位，我们说来说去还是首倡“学术自由”的蔡孑民蔡先生，他以校长的权威开一代办学新风，这风气虽则早已荡然，毕竟还是遥远的美谈，此亦“人治”也。而西南联大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大人物相与办学，实亦“人治”，不然西南联大艰苦卓绝而人才迭出，又何从谈起……  　　政治强人的人治，或是历史与国情的不得不然；教育精英的人治，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幸。最近《南方周末》公布当今学子评选百年杰出大学校长的名单，前数名便是以上几位早已作古的民国教育家，还加上四十年代短期出掌北大的胡适之。参与评选的年轻人谁曾亲身蒙受以上校长的恩德？然而教育史清清楚楚记得那几位卓越的“人”。  　　现在呢，现在的教育局面弄成这般繁荣而荒凉，倘若以上教育家活转来，谅必一筹莫展；便是再强的强人怕也无计可施。怎么办呢，妙得很：它将昔日独断分明的“人治”拆卸为无数隐形的“人”，又将“人”的性能一概设置为体制的零部件，而后冠之以体制之名，治理大学。这治理的统一模式，便是有权利而没担当、有政策而没主张、有计划而没理想。其过程，是人性持续地被磨损、被扭曲、被抵消，教育的主体及其主事者终于全盘“体制化”。  　　在熊先生与12位受访者恺切痛陈的“大学问题”中，纠缠交错着人与体制、体制与人的复杂关系和深刻矛盾，它的能量以失控与纵容兼而有之的方式，渗透大学教育的每一层面、每一环节，以至触及人的问题，便归结为体制的弊病，触及体制的弊病，便发现终究是人的问题。今日教育告别了人治的是非与独断，换来精英的缺席与真空，其代价，其效应，是面对庞大的体制，人人怨责，而人人无能为力———除非是那些利用体制、舞弄权谋，并堂堂隐匿的人。  　　夏初，我在香山宾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研讨会中斗胆描述：“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有大学，没有大师；有教育官员，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没有教育的灵魂；有教育的地位，没有教育的尊严。”言过其实么？我但愿自己大错特错。假如大学校长们愿意出面为体制作辩护，我们洗耳恭听。  　　而体制恢恢，仍竟有零零星星不甘于无能为力的“人”。眼下这本书明目张胆戳穿大学教育这张纸，而且将要付印了。我不敢说这是教育的希望，仅止审慎地看作“人”的希望。年来，我因辞呈而被渲染的媒体闹剧并非全然虚空，不少有名有姓的“人”迅速给予清晰的回应，如徐友渔、杨东平、顾海兵……还有一位深圳市高级中学科研处的刘伟特意跑来北京对我说：大学还算好啊，有人敢说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教育其实更糟糕、更畸形、更可怕。书中的议论者多半无权无势，即或曾经有权，今也身退，退为发议论的人。他们个个耿介认真，显然无法根除人性深处的倔犟——其中尤为倔犟者，便是本书作者熊丙奇。  　　我至今不曾见过熊先生。四月间，他打来电话，自报名姓，随即寄来他所写成的《大学有问题》，详细读过，原来大学这笔滥账早就有人算，算得很到家。不久收到他的新书稿，并嘱作序，我不禁感奋而惭愧——我之议论教育，最是资格浅，我之提出辞呈，其实是自私，我之所以仍在议论仍在写，盖因写作的快感与深深的沮丧——而熊丙奇多年来不依不饶追究大学教育无数令人沮丧的事，瞧这架势，他心里从来不沮丧。  　　是的，我们毕竟难以弃绝对教育的希望。教育的希望，终究在人。倘若对“人”不再抱有希望，我们还剩什么希望？■陈丹青文  　　摘自《体制迷墙》熊丙奇著 　四川天地出版社2006年1月        中国大学不可能出教育家    　　熊丙奇，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上海交大报主编、管理学在读博士。所著书籍内容涉及高考、求学、就业等诸多领域。他的新作《体制迷墙》，采用与12位教育专家的访谈形式，对中国大学教育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作了深刻的剖析。以下，是他就此书接受的采访。  　　十分赞同陈丹青的评价记者（以下简称记）：陈丹青说你的书是“清楚的糊涂账”，你怎么看？  　　熊丙奇（以下简称熊）：陈丹青先生对“清楚的糊涂账”，有很清晰的解释。他在序中说，说它清楚，是因为其中搜罗列举了当今大学几乎所有层面的问题，简直“百科全书”，凡在职在校大学师生日常熟知的种种弊端、恶迹、丑行、怪现象，书中都有详实的交代与评析。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辩护？谁承担责任？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  　　我个人十分赞同这种评价。大学存在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但是解决大学问题的出路，却十分迷茫，让人糊涂和困惑。甚至有一些教育官员和大学校长，以一种难得糊涂的态度来对待教育的问题、大学的问题。  　　记：过去能够出蔡元培等名校长，现在和以后还会出现吗？  　　熊：我不敢说以后会不会出现。但至少在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大学不可能出教育家，出大师。目前，我们的校长，首先是行政官员，他们大多按照政府的要求行事，追求的是显著的政绩，因此，他们不可能有独立的办学思想。蔡元培倡导“学术自由”，今天我们有哪所大学的校长去身体力行“学术自由”了呢？不少校长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出发点根本就不是教育，有的甚至与教育背道而驰，更谈何成教育家，成大师了。“教育改革失败”的根源记：你的利益结构图很深刻，能否说明体制与利益的关系？  　　熊：体制决定了利益结构。大学当前的利益结构是由当前的教育体制所决定的。行政思维办校、特权治校与教育思维办校、教授治校，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大学利益结构。政府部门对学校的管理模式，影响了学校的发展定位；学校领导与教师的关系，影响教师在学校中作用的真正发挥；教师对人才培养的认识，决定了学生在大学中能否真正学到知识，成为人才。  　　记：最后谁才真正有权力改善体制，解决问题？  　　熊：分析利益结构图，我们不难看到，解决政府与学校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解决学校领导与教授的关系问题，关键在学校领导；解决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问题，关键在教师。政府不改变大学的“行政”定位，校长就不可能改变对教授的“行政”管理；教授难以在治理学校中发挥作用，“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就难以形成。因此，政府是最终能改善体制的力量，大学校长和教授，对此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如果没有外界的配合，如果没有制度化的运作，中国不排除有少数大学在比较开明的大学校长领导之下可能有进步，但是这不能解决面上的问题。当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大学问题的解决，不完全是简单的政府部门的改革问题，也不完全是大学本身改革的问题。  　　记：现在都说“教育改革失败”，失败的根源是什么？是错误的体制？  　　熊：“教育改革失败”，这目前还是“民间论调”。网上有不少帖子议论20年教育改革的成败。但是，主管教育的部门还没有对教育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定性。也许，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可以拿出很多证明“教育繁荣”的数据和事例，比如说高校的合并，很多学校原来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现在经过调整、合并、合作、共建，“管理体制已经理顺”，“规模效应已经显现”。还比如说，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达到2000万在校生规模，毛入学率近20％。因此，可能有不少人并不赞同教育现状一塌糊涂的评价。可从民意看，教育改革无疑是很糟糕的，而造成诸多问题的根源，显然是体制。对教育的重视仅停留在口头记：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所以不穷也要穷教育。那么穷国应该怎样办教育？有钱就能解决问题吗？  　　熊：首先是对教育的高度重视。遗憾的是，我们对教育的重视仅仅停留在口头。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达到发展中国家80年代的平均水平。计划、财政、税务等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认真加以落实。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到上世纪末，也就是1999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就应该达到4％，事实又是如何呢？据教育部的官方统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从1998年的2.59％提高到2002年的3.41％，教育部在发布这一消息时，感觉是进步很大、成绩很大。4％其实不是一个高的比例，因为全世界教育投入占GDP份额的平均值是5％，发达国家以及某些迅速发展中的发展中国家，都高达或超过了6％。  　　其次，是把钱用到最该用的地方。我们的教育一边是缺钱，一边是乱用钱。缺钱不是办不好学校的理由，西南联大就是我们的先例。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虽然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她培养了很多非常杰出的人才，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在我国所有教育中，最缺钱的，不是高等教育，而是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他们那里，1000元可以解决几个孩子的上学问题。可是在大学里，1000元可能是教授们一次请客吃饭几分之一的费用。有所学校有个粗略的统计，每年花在请客吃饭上的钱是好几千万！接待领导要请客吃饭，申请课题要请客吃饭，申报成果奖励还要请客吃饭。这还只是一方面。所以，大学如何用钱，是需要好好审计的。  　　记：丹青说：体制以教育的名义成功劫持了人性，又以这被劫持的人性，成功地劫持了教育。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深刻。你怎么看教育对人性的泯灭？  　　熊：从幼儿园开始，我们的孩子就开始了残酷的竞争。我们由此忘记了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是让人类社会更美好，让一个人更完善。今天的教育用无休止的偏难怪题压迫着孩子柔弱的脊梁，也在拆除一切道德底线的竞争中，诱导大家不择手段地追逐名利。摘自《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