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可以使人明智。读书信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读历史———读真实可信的历史。

“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以来，“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成为许多有识之士为之奋斗的目标。因为，相当长时间，历史的可信程度大打折扣，常常令人疑窦丛生，仿佛历史已经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似乎谁有一定的权和钱，便可以成为历史上辉煌的角色，因此可以作为信史的史书反而难成。所以我感到《建筑百家书信集》作为信史史证的贡献更为难能可贵。

打开目录页时，可以看到收录的七十四封书信，都是极有学术和史料价值的。浏览目录上展示的发收信人的名字和年代就让人惊喜，为之吸引。如，书中收入梁思成先生1932—1964年写的十二封信，刘敦桢先生1957—1965年写的八封信，杨廷宝先生1974—1978年写的五封信，陈植先生1987—1996年写的四封信，以及建筑界以外的钱学森、朱光潜、王朝闻、侯仁之等诸位名家写的信。再看收信人的名字是sen wo lee、梅贻琦、聂荣臻、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朱启钤、单士元等，这些信内容丰富耐读而让人不忍释手。如此精英荟萃的佳作有些久违了！

该书不仅有上述的史料价值，它从某个侧面反映中国建筑史上近七十年的重大史实、人物的真实情况，而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下面我举几个让我感受良多的实例。

梁思成在“致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信（1932．7）”中，不厌其详地强调“建筑师的业”，“直接的说是建筑物的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的住的问题，间接的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是十分繁重的，你们的责任是十分的重大。”而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究竟有多少人意识到建筑师任务的繁重和责任的重大呢？

梁思成在“致聂荣臻将军市长信（1949．9．19）”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北京“都市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是，有计划的分配全市区土地的使用，其次乃以有系统的道路网将市区各部分联贯起来，其余一切工作，都是这两个大前提下的部分细节而已”。五十年过去了，首都北京这两个最重要的任务解决得如何呢？

如果说此书读后有什么遗憾或期望的话，该书收入的信函中1949年前的仅存五封，数量确实太少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