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氏认为大学应面对社会现在及未来需要，造就人才和研究学术。当前中国社会需要的是通才，所以梅氏主张大学教育就是通才教育。他以当时工商界多数只能聘任一位全能的工程师为例，反对时人偏重专科的理念。他亦不赞同通专兼备，因大学四年时间短促，即令上智者亦不能兼顾，故大学之“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即令是工学院及工科大学，亦应以造就工业通才为目标。增加通识课程，减少专业技术课程。理由是发展工业，除了技术，更需要运用资本、组织原料和人力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来自人文社会科学，诸如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所以工学院的学生必须修习。清华第一年不分院系，实施通识教育(专重语言文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普通训练)，第二年起选定专修学系，且让学生就其性之所近选修旁系科目，但他认为仍嫌不足，建议暂缓分院系之年限至第三年；或于第一年中增加“通论”课程。他认为大学所要造就者，不是粗制滥造的专家，而是“周闻洽见，本末兼赅，博而能约之通士”。对于理工学院，他强调二者并重，而以理论导引技术，主张充实理学院的师资和设备。

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甚为频繁，原因复杂，惟多与政治和教育环境有关，就民国成立以后而言，重要因素有六：一、军阀割据政治腐败，教育经费短缺，使学生不安于学。二、蔡元培主持北大时的自由主义风格和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鼓吹，把大学的使命扩大到教学研究以外，干涉政治和反对政府。三、学界植党营私，不受法律约束和学校管制，敞开政党渗透大门。四、俄国卜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学生思想解放，自主与权力意识泛滥，学校无力约束。五、国共两党介入校园，引发校园内外斗争。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二十一条、山东问题、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至华北自治运动，一步步激化民族主义情绪，理性被贴上懦弱、投降、保守和反动的标签。在此背景下，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政府捉襟见肘，教育难办，校长难为。

一二九运动的背景有四：一、日本乘中国之危，于1935年6月10日，借口亲日分子白逾桓等人被暗杀，逼迫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辞职，要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
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口头承认党政军退出华北，并禁止排日活动。此即被批评为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待国府以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后，日本策动“华北自治”，以利完全控制。日本的蛮横行为，激起国人反日情绪。二、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南京当局以国力薄弱，隐忍妥协，不为国人所谅解。三、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危在旦夕。四、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为缓和国军追击，发表“八一宣言”。主张以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为轴心，组成“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毛泽东等人可能稍晚才得见此宣言。而清华学生姚依林等人，早已在北平法国人的书店中看到。按宣言强调国防政府有十大责任，诸如收复失地、安定民生、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汉奸财产、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增加薪饷、改善工农军学生活、实行民主自由、释放政治犯、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各民族一律平等等。可以说是一张漂亮的政治“满汉全席”，甚得民主派人士、学生和若干民众的支持。这就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发动一二九运动的原动力。

哪知——波刚平，一波又起。1936年2月29日，正是清华学生开始补考的日子。北平宪警突然入侵清华校园，学生群起抵抗，形成僵局者两昼夜。结果学生21人被捕。
事件原因是一二九请愿后，行政院令各校“取缔非法组织”。北平宪警当局遵命突击检查清华、北大、东北大学、中国学院等校。清华首当其冲。
29日晨4时，北平宪兵司令部与公安局，联合派遣宪兵、警察200余人，携带40余人黑名单，分乘警车数辆，到清华即破门而人，从第一院至第六院宿舍，按名单对照学生证相片检查，将地下党领导人蒋南翔、姚克广(依林)和方左英(1936级土木系)3人及1名寇姓工友拘捕，惟到清华西院门时，被学生包围，抢回蒋南翔等3人。学生愤而将宪警逐出学校，并捣毁宪警用车8
辆。
梅校长和潘教务长于此日上午9时在大礼堂召集同学训话后，进城晤见市长秦德纯、公安局长陈希文和冀察政务委员宋哲元，以求了解宪警捕人原因，并谋解决之道。
学生会也召开临时全体大会，决议：一、请校长立即保释同学和工友(其实已抢回)。二、请学校要求政府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宪警进入校门。三、加强同学组织，在问题解决前不举行补考。四、请新任“救国会”委员立即宣誓就职，进行工作。五、一致拥护校长。六、电请行政院收川取缔平津“学联”成命。会后召集纠察队担任警戒，并派代表晋见校长。由此可见“学生会”、“救国会”和北平“学联”态度强硬。梅校长虽分电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和处长蒋廷黻，请北平当局“缓和处置，以免激起意外”。但于会晤北平当局后，竟向学生表示，学校无力“保障安全”。
果然29日午后，校外宪警增多(蒋南翔《新清华》说3千人)，并有30余人进入校内。学生鸣钟集合五六百人，将宪警逐出校区并关闭校门。宪警层层包围全校，情势严重。学生再度集
合，商讨对策，并派代表晋见校长，因校长时已进城，改向工学院院长顾毓诱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请示。商议结果决定接受检查，请教授向警方交涉，只准50位宪警进入校园。全体同学可集合在体育馆，听凭检查。“时蒋南翔躲避在锅炉房，由工友掩护。姚依林躲在冯友兰家，女生某躲在朱自清家，还有学生躲在闻一多家”和华罗庚家者。但宪警人校后，径赴各宿舍搜查，包围图书馆和体育馆。对已在体育馆的同学，令女生外出，分男生为三部分进行检查，自晚上7时到30日晨5时结束。蒋南翔、姚依林等虽得幸免，但有22人被带走。其中，法学院7人，工学院4人，文学院3人，理学院2人，无学籍者6人。
事后梅校长发表谈话，感叹本校风潮甫经平息，又生些事，实属不幸。指学生捣毁车辆，是事态严重的原因。他说，黑名单中之40余人，系经军警各方调查确定者，但被带走之21人(方左英在外)，多不在此名单之中。校方愧无保护之力，盼当局查证清楚，将无关者早日释回。至被毁车辆，校方准备赔偿息事。补考日期延至下星期六(3月7日)举行。显然，梅校长已知蒋南翔、姚依林和黄诚等人背景，既然治安单位手中确有证据，他自然不反对宪警人校捕人。
3月2日梅校长又召全体学生训话，承认宪警有入校传讯学生的公权力，对肇事学生查明后一定严惩。希望学生安心上课，不得再有越轨行动。校内课程必须照常进行，补考时间由各系调整。对无辜者，校方将设法营救。至于他未能制止学生暴行，则电教育部自请处分。梅校长的态度，必然令左派学生失望。3月7日在“救国会”主导下，戚长诚等26人成立营救委员会。赠送衣物食品，游说有关人员，争取社会舆论支持，催促政府释放同学。“救国会”承认犯错，愿以后“遵守全体公意”，接受“严格的裁判指导”，但又坚持：共同对付敌人是惟一活路。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会放弃学生运动的工作。
由于各方营救，北平治安当局加紧审讯学生，中间还传讯有共产党嫌疑的张申府教授及其夫人刘婉容(清扬)。13日晚释放郭守田、王万福、马忠、米泰恒、韩鸣5人，23日释放孙世实、陆钦尚、施养成、陈耀庭、叶涣通、刘述真、宁幌、张璐、薛容、李捷参、武迟11人。他们都由教务长潘光旦和庶务主任毕正宣以大汽车亲自接回学校。其中，施养成因精神错乱，送神经疗养院治疗。其余5人留置陆军监狱继续侦讯，至4月8日下午释放林亮、段龙和谭三育3人。艾光增(第二次被捕)于4月23日获释，王玉发案情重大，拟移送南京侦办。
总之，这次宪警人校捕人，显示政府和梅贻琦压制学潮的决心，但并没有逮捕到主谋者，原因是教授爱护学生，同学也不忍心有人受害。
第五节 从抬棺游行至西安事变
一、抬棺游行
利用河北高中学生郭清病死医院事件，北平“学联”和北大学生会于1936年3月31日上午，让清华杨学诚秘密运入一具空棺，放置北大第三院，为郭生举行追悼大会。各校学生八九百人(清华人也不少)与会。校长蒋梦麟闻讯，立即会同警方前往劝阻。学生将该院正门封锁，不让外人进入。及追悼会结束，为回避警方，动手拆掉三院后墙，将空棺经由孔德学校抬到东华门大街，转北池子游行，一路散发传单。警察赶到，冲散游行队伍，捕去男女学生53人。其中，有清华13男4女，北大7男2女，燕京3男4女。蒋梦麟不满学生行为，立即开除为首之北大学生4人。清华学生会要求校方营救，教务长潘光旦以事先不知情，须待调查清楚各人背景后再行保释。
被捕之17位清华学生，11人4月13日获释，6人仍被收押。4月29日释放女生徐骣宝，其余5人和张申府夫妇尚在狱中。警方怀疑张申府夫妇是共产党(张妻是，张此时已脱党)，要送南京审判。张申府表示悔悟，也获释放。至此，所有自一二九运动以来被捕师生，因无人承认是共产党，在5月以前几乎全都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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