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先生的印章是典型的汉玉印风格，横平竖直，工稳平正不失灵动，浑厚典雅，气韵生动，外形温雅，内力能扛鼎，和他的为人处事风格极为相似，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此印作者不明，当是学养极高之士所作。

梅贻琦于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多次阐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发展为一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

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

梅贻琦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不过，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处，“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1955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