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儿子匆匆来家索取户口本，说是要办短期出国签证用，并要填写父母结婚的日期，我当即脱口而出，那是1945年8月26日。他惊讶地问：“您记得准确吗？要有结婚证书就更好了。”我笑道：“这你就不懂了，当时还不用结婚证哩！但我有比那更具纪念意义的证明。”接着我给他讲了件陈年旧事：

1945年我正在西南联大社会系就读(1944年暑假，我和巩秋、之钟三人同时转入社会系二年级，潘光旦先生任系主任)。当“八一五”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昆明时，全市沸腾、万众欢呼，联大同学奔走相告、欢庆胜利，还纷纷议论着各自的想法和期望：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八年抗战颠沛流离的生活行将结束，急切盼望在北返途中能回家乡并与留在沦陷区的亲人团聚，憧憬胜利后安定而轻松的生活。这时有几个关心我们的朋友对我和之钟说：你们这一对恋人趁我们还聚在一起把婚事办了吧，大家热闹热闹！我们由衷地感激朋友们的心意，但这样重大的事哪能轻易决定，首先想到的是应当征求系主任潘先生的意见，想不到他老人家不仅赞成，还自愿当我们的家长主婚，并负责请梅贻琦校长当证婚人。我们这两个离家多年的学生，深深感受到了慈父般的呵护。

1945年8月26日，一场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在昆明某饭店举行，有证婚人、主婚人，还有伴郎、伴娘和20几位同学、朋友，热闹而亲切。

潘先生作为主婚人，在婚礼上作了简短的致辞，其中有一句幽默的话：“你们是凭媒(与‘梅’同音)正(与‘证’同音)娶”，意指是由梅校长证婚的。

特别要提到的是，有一位细心的朋友，专门准备了一块粉红色软缎，四角写上喜字，请来宾在上面签名，在第一行中间赫然呈现在眼前的是：“梅贻琦”、“潘光旦”二位先生的大名。从此这块软缎便成了我家的“宝贝”，深藏于箱底。

想不到在1969年10月，全国紧急军事疏散。当时我在河北大学工作，全体师生限半日之内备好简单行装，起程撤往冀县干校，谁也不敢怠慢，慌乱中我竟将它遗失，酿成终生遗憾！

这就是我的结婚证书，物虽失可它的影像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有生之年抹之不去。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