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字月涵），我國近代著名教育家。1909年第一批以”庚款”留學美國，習電機工程。回國後，歷任清華學校教員、教授、系主任、教務長、代理校長等職。1931年起，出任清華大學校長（抗日戰爭期間，任西南聯大常委會主席）。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梅貽琦離校出走，後一度旅居美國。1955年去台灣，用清華原儲存於美國的基金創辦了新竹清華大學。1962年病逝於台灣。

梅先生一生從事教育工作。他為人公正廉明，淡泊名利，有高度的事業心和責任感。他為我國的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國內外享有聲譽。

為了紀念梅貽琦先生，特刊發此文，以饗讀者。    ----編者

我國近代著名教育家梅貽琦先生，逝世已屆二十五個年頭了。1962年5月19日，他以前列腺癌症不治，於台北大學醫院去世，終年七十三歲。

梅貽琦先生是一位很值得紀念的人物。他生前通過辦教育，確切些說是通過辦清華大學，對振興和發展我國高等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在國內外享有較高的聲譽。但是解放以後，公開談他的事跡者卻極少見，原因之一是對他缺乏了解。梅先生生前，人稱「寡言君子」，外國人稱他「Gentleman of few words」。他的格言之一是：「為政不在言多，願力行何如耳」，除非十分必要，他不多講話，因而可供系統研究的資料不多。近年來，筆者因工作關係，對他的言行和其他零散材料作了比較廣泛的搜集和整理，覺得很有必要向讀者作些介紹，不只可以提供某些有價值的史料，而更重要的是，做為一位愛國教育家，他的許多事跡都還值得我們今天參考和借鑑，乃應《人物》雜誌之約簡介如下。

校長的來歷

梅貽琦解放前連任清華校長十七年。解放後，有一段時間他僑居海外，專門從事清華基金的保管和使用，在大陸以外的不少人的心目中，他仍是清華校長。1955年以後，他去台灣創辦新竹清華大學，擔任校長直到逝世。所以，有人說他是一位「終身大學校長」。無論在大陸或在台灣任職期間地位一直十分穩固，受到師生的信賴和尊崇。即便是在學潮澎拜的時候，學生向校當局提意見，也要聲明一句「擁護梅校長，反對xx」。這其中的奧妙何在？後面的文字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回答問題，如今且從他這個校長的「來歷」說起。

縱觀舊中國的大學校長，大體上有兩種來歷，一種是「請」來的：即某人先在某一方面有了成就，成了名家名流，眾望所歸，就請他來做校長，於是「長隨校傳，校隨長傳」，兩者聲價互增。一旦時機成熟，校長「另有高就」，有的還扶搖而上，成為中樞顯赫。這方面的例子是無需多舉的。另一種是「派」來的，即某人靠近上層，受到特殊信任，為了便於控制，就奉派來作校長。不過這樣的校長往往是短命的，一般很快就會聲名狼藉，最後一走了事。舊清華的好幾任校長，都可作這方面的例子。只有梅貽琦，他做校長是一種特殊類型，如果也要用一個字來說明問題，那他是被「選」來的，而且是順乎民意的公選。

過去有一種誤傳，說梅貽琦做清華校長是蔣介石親自指派的，由此還「派生」出許多「演義」性的情節。其實這都是不確的。蔣介石確曾多次過問或干預過清華校長的事，那是他三十年代初期兼任教育部長的時候。羅家倫、吳南軒都是做為「黨國親信」由他親自指派的。羅家倫被迫「辭職」以後，蔣還津津樂道地誇他「一切均秉承本黨主義中央政策，於整理學風、統一思想甚為努力」。羅走以後，清華校長久不得人，有人曾向蔣推薦周治春、趙元任、胡適，蔣搖頭說：「周治春堅辭不就，趙元任非辦事人才，胡適言論乖謬，違反本黨主義，礙難任命。」表面上這樣說，骨子裡卻是：「茲經慎重考慮，決派昊南軒繼任」，因為「吳任中央政治學校副教務任已三年，成績卓著。……」（《清華周刊.副刊》第35卷，8、9合期）

但是梅貽琦做清華校長，卻與蔣介石無干。當時梅貽琦還是個小人物，在蔣介石那裡是根本搆不上號的。引薦梅貽琦做清華校長的，倒確有一個人，這就是1931年下半年接任教育部長的前中法大學校長李書華。關於這件事，梅貽琦夫人和李書華自己都曾有過回憶。李書華回憶說：「民國二十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長的時候，正值清華久無正式校長，我急於解決這個問題，當時我再三考慮，認為月涵（即梅貽琦）最為適當。時月涵正在美國任留美學生監督，我電徵其同意後，於民國20年9月23日提出行政院國務會議通過，以月涵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我旋即電促月涵從速回國。…..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滿意的並不多，我為清華選擇了這位校長，卻是我最滿意的一件事。」（李書華《悼梅月涵先生》，載《梅貽琦先生與原子科學》一書，1963年台灣新竹版）

不過，李書華先生這裡說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且是非主要方面，因為在當時，由上面引薦誰做清華校長是一回事，而清華師接不接受則是另外一回事。稍知清華歷史的人都知道，舊清華的校長可不是那樣容易當的。問題小的，可以勉強維持幾年，待到問題成堆，終得一走了事；而問題大的，就一天也混不下去。甚至連大門也進不來。在梅貽琦以前，「校長風潮」時有發生。1920年前後，因校長壓制民主而惹起公憤，不到一年，就有三位校長接連被趕走。1930年前後，又是三位校長在短時間內連續被趕。羅家倫、昊南軒是其中之二，中間一位喬萬達（閻錫山派來的），連校門也沒讓進，在他來「上任」時被學生拒之於校門之外。閻錫山一看形勢不妙，只得將喬召回山西。昊南軒的表演更為拙劣，他被逼得無路可走，帶著學校的大印逃到城內使館區去「避難」，並掛起「國立清華大學臨時辦公處」的招牌。師生對這種「託庇於帝國主義之卵翼下，有辱教育界清白及國家尊嚴」的行徑，愈加憤慨，召開緊急大會，組成「護校委員會」，表示「倘若昊借武力到校，決武力護校，準備流血」。這回是蔣介石知趣，將昊召回南京了事。昊走後，教育部委託地學系教授翁文灝暫代校務，翁因問題棘手，又以「經常因事進京」為由轉請理學院長葉企孫轉，葉也不想捲入漩渦，就屢電教育部請辭，他在一份辭電裡說「校務萬端，非企孫所能勝任，......企孫從十月起，絕不再負兼代校長職務。」在連續十一月無校長期間，學生會一再發表「清華校長人選標準，其中一次的五條是：1.無黨派色彩；2.學識淵博；3.人格高尚；4.確能發展清華；5.；聲望素著。這期間，各方面推薦的人選達十幾位之多（魯迅也曾是其中之一），結果不是上面不批准，就是下面不接受，就這樣反反覆覆，一再物選，終於找到了一位合格的人選---這就是梅貽琦。所以學生們頗為自豪地說：「最後我們全體同學迎來了梅貽琦校長」（1933級學生利家和語），教授們則說：「最後我們選擇了梅貽琦」（社會系教授陳達語）。曾和梅貽琦共事多年的陳岱孫教授分析說：「梅一直是清華的教授，從感情上和對教育的基本觀點上說，他和廣大教師們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風民主，學校大事率多徵求教師意見，這也和他的謙遜的性格有關。他似和政治無緣，在他就任校長後頭幾年，連個掛名的國民黨員也不是。在南京他沒有政治資本，沒有人事淵源，他只有和全校教師一起才能發揮作用。....同時他也知道，力圖控制高校陣地是C.C.集團既定的派系策略，昊南軒的拙劣表演雖告失敗，但他們是不會就此罷手的，一有機會還會捲土重來。保留清華這塊淨土，這是他和全體教師的共同願望。」（陳岱孫《三四十年代清華大學校務領導體制和前校長梅貽琦》，載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選編》第十八輯）」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

梅貽琦生前常用「生斯長斯、吾愛吾廬」這句話來形容他與清華的關係和他對母校所抱的深切感情。校友們也常稱讚他與清華所保持的終生不渝的「血緣」。

梅貽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出生於天津鼓樓西板橋胡同。遠祖梅殷，江蘇常州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女寧國公主的駙馬。明成祖時梅氏合家北遷駐防天津衛。至清末，家道中落。梅貽琦的父親梅臣（字伯忱）只中過秀才，後來淪為鹽店職員。梅臣生子女各五人，貽琦為長子，1900年（琦11歲）隨父母至保定避庚子之亂。秋後返津，家當又被洗劫一空，父親失業，生活困難。1904年，梅貽琦以世交關係入天津南開學堂讀書，成為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的得意門生。在校期間一直是高材生，1908年畢業時名列榜首，他的名字一直被銘刻在南開校門前的紀念碑上。畢業後，被保送至保定「直隸高等學堂」。

1909年夏，清政府「遊美學務處」招考第一批庚款留學生。梅貽琦以優異成績中取。10月赴美，成為，清華「史前期」的第一批學生。抵美後，入昊士脫工業大學（Worsec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習電機專業。在校期間勤苦攻讀，且省吃儉用，常把撙節下來的餘錢積少成多寄回貼補家用。1914年夏，梅貽琦畢業，獲工學士學位並被選入「Sigma Xi」（美國一種專為獎勵優秀大學生的組織）。在美期間，他曾擔任過留美學生會書記，昊士脫世界會會長，《留美學生月報》經理等職。1915年春回國，於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服務半年，9月，即應母校清華之聘來校任教。1921年，他利用休假機會再度赴美，入芝加哥大學研究物理一年，1922年秋，「遍遊歐洲大陸」後返國，繼續在清華任教。

1925年，清華學校增設大學部，梅貽琦擔任物理系的「首席教授」。翌年春，教務長張彭春辭職，師生群起挽留，發展成一場「校務改進運動」，成果之一是從這以後教務長一職不再由校長指定，而是由全體教授公選。4月，梅貽琦被公選為改制後的第一任教務長。

1928年夏，南京政府勢力入控北京，清華正式改為國立大學。原校長溫應星為奉系人物，隨張作霖一起倒台。南京政府電委梅貽琦代理校務，8月，羅家倫接任校長。11月，因清華留美學生監督處財務發生混亂，梅貽琦被派赴美接任留美監督。1930年，羅家倫去職，清華校長連續易人，連續被趕，梅貽琦奉調回國接任校長，徹底結束了清華校長久不穩定的局面，並開創了解放前清華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清華、北大、南開南遷。初於長沙聯合組成「臨時大學」，半年後又西遷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梅貽琦與北大校長蔣夢麟、南開校長張伯苓等組成「聯大常委會」，梅貽琦任主席。聯大成立後，蔣、張二人先後去重慶政府任職，梅貽琦則始終堅守校內，師生都親切地稱他為「梅常委」。「偏安」八年，梅貽琦進一步發揮了他的辦學才幹，使聯大師生能夠在政治、經濟、物質生活等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盡笳吹，情彌切」，團結具有不同歷史、不同學風之三校師生，「終和且平」，為國家民族保存了元氣，造就了一代人才，被中外人士稱為中國戰時教育的奇蹟。

抗日戰爭勝利後，梅貽琦組織三校師生北上復員，三校各赴故址，清華師生回到清華園。他以驚人的效率主持復員工作，使清華按期於1946年10月10日開學復課。這時，他雖然看到時局對發展教育極為不利，但仍「盡人事而聽天命」，擬定了一個《本校復員後院系充實計劃》，準備把清華大大向前推進一步。但由於國民黨當局熱中於打內戰，無心亦無力發展教育，所以一直到解放為止，他的計劃無法實現。1948年12月清華園解放前夕，他終於離校出走，開始了他的生命的最後一段歷程。（關於他出走後的行止作為，後面將有記述。）

理想與業績

梅貽琦逝世後，他的一位老朋友在悼文中曾用這樣兩句話概括他的一生：「他畢生的理想是教育，實現這個理想的對象是清華」。這確實是對梅的生平的很中肯的評價。

前面說過，梅貽琦平時很少講話，當然也不會有什麼關於理想的豪言壯語傳世。下面幾點平淡無奇的話，姑可勉強做為他談理想和抱負的表白。1931年12月，當他接任清華校長時，他在就職演說裡說：「本人能夠回到清華，當然是極高興極愉快的事，可是想到責任之重大，誠恐不能勝任，所以一再請辭。無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與清華已有十餘年的關係，又享受到清華留學的利益。則為清華服務，乃是應盡的義務，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夠盡自己的心力，為清華謀相當的發展，將來可告無罪於清華足矣」。1941年，當時在昆明的清華校友和師生，為他服務母校二十五周年舉行了一次「公祝會」，他在致詞中說：「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條船，飄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吾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船好好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入校友敢告無罪」。同年冬，在他五十三歲生日的時候，顧毓琇來詩賀壽，詩曰：「天南地北坐春風，設帳清華教大同，淡泊高明寧靜志，雍容肅穆藹和衷。海人自有宗師樂，格物原參造化功。立雪門牆終未足，昆池為酒壽高松。梅在答詩中說：如此而已。」

但是從他的實踐來看，他獻身母校、獻身祖國教育事業的志願，是清晰可見的。

梅貽琦在美留學時，學的是工科和理科，來校初期，教的是物理、數學、英文等課程。但他一到校，便對各種校事表現出極大熱忱。凡是對發展教育有益的事，他總是一心一意，冒寒冒暑，任勞任怨地去做。清華師生一向有辦校外社會義務教育的傳統，梅貽琦對這項事業表現了極大的熱忱。為了需要，從一個貧民小學的校對員到與陶行知等共同創辦全國性的「中國科學教育促進會」，真可謂事無尊卑鉅細欣然親躬。在校內，他從工役夜校的理事，直做到教員學術委員會的書記；從學生課外社團的顧問，直做到童子軍的軍團長和總司令。其他如各種辯論會的主持人，各種題目演說的裁判，他都熱心承擔。在授課方面，他除了兢兢業業地完成繁重的正課任務以外，還承擔各種名目的課外講座，諸如《洋灰制造法》、《礦地設備》、《電子學與x光射線》、《愛因斯坦學說》.......等等，凡是他力所能及，無不熱情備講。為了發展清華的校事，他參加各種委員會----從校務委員會、改革校務委員會、基金調查委員會，直到教員籃球隊隊長，校售品所財務監督等等。從以上諸多活動中，既可看到他為實踐自己的理想所付出的巨大勞動，也可看出他在師生中享有的威信。

如果說以上這些工作還只是些零散的，對學校發展還談不到什麼決定意義的話，那麼從他擔任教務長起，他的辦學才能就切實地顯露出來了。

在兩年的教務長任內，他著手把新建的大學部做了切實的改組和調整，使它真正成為一所正規的，有特點的大學的雛型。清華之設大學部，始於1925年，但各方面都不完善和不正規。梅貽琦出任教務長以後，發表了《清華學校的教育方針》一文，首先把「兩科（普通和專門）制」改為學系制，即結合社會需要和學校條件，設立國文、西文、物理、化學、生物、歷史、政治、經濟、教育心理、工程、農業、數學、哲學、社會、體育、音樂、東方語言等十七個學系。把全校師資綜合考慮學歷、學力與專長分為教授、講師、教員、助教，分別部署於各系，並制定了新的《組織大綱》。為了克服過去「閉門辦學」的缺點，他4月接任教務長，10月即出發到江、浙、魯、奉四省，考察各地的教育情況，年底回校後，對校刊記者詳細談了出訪觀感。1931年出任校長以後，在不到六年任內，在局勢極度動盪不安的情況下，反而能在校政、教學、科研、學風、人才等各方面取得巨大的成果，開創出清華歷史上的「黃金時代」。略舉數點如下：

一、師資隊伍的發展和鞏固。

清華大學的師資隊伍，在他任教務長時期，就已初步奠定下堅實的基礎。當時國內許多著名的學者都已薈集校內，如國文系的朱自清、楊樹達；西文系的王文顯、吳宓；物理系的葉企孫、趙忠堯；化學系的高崇熙、趙學海；生物系的劉崇樂、錢崇澍；歷史系劉崇鋐、錢端升；數學系的熊慶來、鄭之藩；哲學系的金岳霖；社會系的陳達；體育系的馬約翰、郝更生；國學研究院的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梅貽琦做校長以後，更把羅聘國內外第一流學者列為頭等要事。先後聘來莊前鼎、劉仙洲、章名濤、李儀祉、倪俊、顧毓琇、李郁榮、陶葆楷、雷海宗、聞一多、張  磷、吳唅、趙訪熊、任之恭、段學復、潘光旦、維訥（美籍）、華敦德（美籍）、哈達瑪（法籍）等來校充實教師隊伍。

二、建立起一整套校務管理制度發揚民主作風。（下面將要詳細談到）

三、一手建立起在我國工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清華工學院。他1931年末就任校長，1932年2月即向全校宣布：「本校擬向工程科學方面發展」，旋即呈准教育部，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礎上添設機械、電機兩系，組成了清華工學院。並從1934年夏季起，與資源委員會合作開設航空講座，進行航空實驗，建立了亞洲最大的航空實驗風洞等，這既是清華航空系的前身，又是舊中國航空事業的開端。為了建立工學院，陸續建築起機械工程館、電機工程館、航空實驗館等。

四、開創與國外進行學術交流的先河。1933年，首先與德國遠東協會交換處及中國文化基金會約定互派研究生，設置科學講座等制度，先後請來了馮卡門（Th. von Karmah, 航空）、維訥（N. Wiener,電機、數學）、哈達瑪（Tacques Hadamart,數學）、華敦德（F.L. Wattendorf,航空）、郎之萬（Longevin, 物理）、狄拉克（P.A.M.Dirac,物理）......等國外第一流學者來校作長期或短期講學。

五、擴充學術出版物。除加強在國內外均屬重要學術刊物的《清華學報》等外，又創辦了《社會科學季刊》、《工程季刊》、《機工月刊》等，收載了校內外學者的重要學術著作，為我國學術研究史留下了許多重要文獻。

六、創辦「特種研究事業」。1934年10月，梅貽琦函請教育部同意，陸續興辦了農業、航空、無線電三個特種研究所。抗戰期間又在昆明興辦國情普查和金屬兩個研究所。這「五大研究所」所研究的項目和成果，許多都具有國內首創性質，在我國學術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以上是梅貽琦在抗日戰爭爆發前主要的實踐活動。如果結合這個時期中國高等教育的實際狀況來看，那麼他這段活動的意義就會看得更加清楚。

1925年以前，中國國內幾所有聲望的大學，除北京大學外，幾乎全是外國教會辦的。從二十年代中期起，在「收回教育權」運動的推動下，中國人陸續興辦起自己獨立的優秀大學，如杭州的浙江、上海的復旦、廣州的中山等。清華從1925年起增設了大學部，1928年起改為國立大學，1931年起開始了自己的「黃金時代」。前北京師範學院教授、著名教育家傅任敢在解放前夕（1948年12月）曾有過這樣的評論：「…..清華之所以成為一所國際聞名的大學，原因自然很多，可是梅校長以一生貢獻給她，要為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接著他又評論說：「中國一切事業之所以不上軌道，就人事而論，實是由於大家缺乏「專」的精神，結果一個人飛黃騰達，事業江河日下。這「專」，有三層深度，其一是專幹一種職業，決不今天辦教育，明天弄政治，後天搞實業；第二層是說專幹一件事，決不今天幹甲校的教務，明天作乙校的主任，後天做丙校的校長；第三層是說專心致志，絕不東應酬、西交際，幹著校長，望著部長。做到第一層的人已經不多，做到第二層的絕少，做到第三層的便絕無僅有了。梅校長就是屬於絕無僅有一層的。（《值得我們學習》，載《重慶清華》第二十二期，1949年1月）

教育思想與作風

梅貽琦的教育思想，是解放前流行於中國高等教育界的所謂「通才教育」（亦稱「自由教育」）的典型代表。但它並不是西方所謂「Liberal Education」的簡單翻版，而是以中國古代儒家「大學」教育思想為基礎，綜合近代中外資產階級大學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這種思想體系當然不能完全運用於今天的社會主義大學教育，但在一些方面仍有參考價值。

梅貽琦教育思想的第一個顯著特點是不尚空論，不脫離現實，而總是企圖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制定措施。他接任清華教務長以後，所發表的《清華學校的教育方針》一文，初步表達了他的教育思想要點：1.辦大學要首先明確教育方針：「概括言之，可謂造就專門人才，以供社會建設之用」。2.辦大學要辦出自己的風格和特點：「但各校之處境不同，或主張有別，則其所取途徑亦自各異。清華之設大學，其一切計劃，亦以應時代與環境之需要，以求達此目的而已。」3.在工程教育方面，應注意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和基礎訓練：「蓋今日社會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才，不貴乎專技之長，而以普通基本的工程訓練為最有用，是以本校設立工程系之始，即以此為原則，凡工程學之基本知識，或屬於機械，或關乎電理，或為土木建築之要義，使學生皆得有確切的了解，及運用之能力，俾將來在社會遇凡關工程問題，皆能有相當之應付。」4.實行畢業考試。學分夠了，還得「考試及格，方為畢業，不然，雖已學得限定之學分，只能讓為已修畢某某課程若干門，而於某系之專門學識、非實有所得也」。5.體育不及格不得畢業：「凡在校諸生，每學期皆為必修，其學分固不算在學分總數之內，然非體育及格者，不得與畢業考試」。凡此種種，在今天看來可能很平常，但在當時則每一項皆可稱之為創舉，而且執行十分嚴格。所以對清華以後之發展，皆有奠基性的作用。

梅貽琦在教務長任內所發表的另一篇文章《告別大一諸君》，亦帶有綱領性。他乘應屆留美預備部學生畢業，即將赴美之際，諄諄囑咐他們對出國留學應抱正確態度，其中有些話一直被清華校友引為警句，互相傳誦，即對現在亦還有現實意義。他說：

「諸君所要去的美國，與我們的國家有許多不同的地方。美國的社會裡面，有很好的，亦有很壞的；有我們要極力取法的，亦有我們應極力避免的。在從事於研究選擇的時候，就要拋棄主觀的思想，務從實際上考查，才能得一種確當的結論，然後帶回國來施用，才能不發生危險。….我們生在這個時候，不能不受他們的影響，亦不能不將他們看清楚了，好做取捨的決定。….諸君在外國的時候，不要忘記祖國，在新奇的社會裡，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學遇著疑難的時候，務要保持科學的態度，研求真理。」

1931年出任校長以後，他的教育思想和辦學方針又一步一步地深化。在1931年12月3日的就職典禮上，他宣布了幾條根本方針：「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問，一是造就人材。」為了達到這兩個目的，他始終抓住兩個基本環節：----廣聘名師和學術自由。他在談到教授與設備的關係時說：「設備一層，比較容易辦到，可是教授就難了。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的教授。」就是在這次會上，他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貽琦辦學幾十年，始終把羅聘中外第一流學者擺在突出的地位，只要他知道哪裡有作出突出成就的大學者，他就不惜以很大的代價聘來學校任教。在歷次學生運動中，學生對他本人有什麼不禮貌的地方，他可以滿不在乎，但如果有人侵犯了教授的正當權益和尊嚴，他就不能容忍。在幾次學生運動中，他有時也對學生採取某些嚴厲手段（包括記過、開除等等），這固然反映了他的立場和政治態度方面的侷限性，但也往往與學生方面對教授們採用了非禮的態度（有時竟引起全體教授總辭職）有關。

關於學術自由，他引宋人胡瑗的一段話：「良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棄於淺陋之學也。」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在三十年代（白色恐怖正濃時），可以容許馮友蘭先生去蘇聯觀光考察，回來在全系大會上公開宣講蘇聯之種種優越制度並作結論說：「….蘇俄實為進步之國家。所謂唯物史觀，吾等絕不應輕視，因有絕對真理存於其中。」在四十年代，他可以容許被國民黨反動派所深惡痛絕的所謂「共產分子」昊唅、聞一多等在校園內公開進行革命宣傳，並無視「上面」的壓力，多次衛護他們的安全。他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學說不了解，甚至有懷疑，但並不仇視。1945年11月5日，聞一多、昊唅等約他在潘光旦家裡「談政局及校局頗久，至十二點始散」。回來在日記裡寫道：「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

1941年4月，梅貽琦因對政府當局推行的「目光短淺」的教育方針不以為然，乘清華建校三十周年舉辦學術討論會的機會，發表了他長篇著作《大學一解》（其中有些章節是由他擬綱，由潘光旦完成的），這是他關於大學（Great Learning ）教育思想的系統表述。他認為，近代大學教育的宗旨，歸根結底仍應是儒家《大學》裡所說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而通才教育就是要在大學階段給學生以「通識」，即「知類通達」的訓練，非如此，便不能完成大學教育中「新民」（化民成俗、改造社會）的任務。所以大學教育與一般專業或職業學校不同，不應著眼於某一門專門事業的「專識」，而應著眼於「通識」訓練，以便於畢業後能接受更高深、更專門的學問或研究。他寫道：「通識，一般生活之準備也；專識，特種事業之準備也，….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他在分析了在短短四年之大學階段，並不能收得「通專並重」之效之後說：「偏重專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並重之說又窒礙難行，則通重於專之原則尚矣」。

「大學不重專門，則事業人才焉出？」這是梅貽琦給自己提出來的問題。他回答說：「大學雖重要，究不為教育之全部，造成「通才」雖為大學應有之任務，而造就「專才」則固有別機構在」。他列舉大學之研究院，各種高級或中級專門學校，特別是各種事業本身，都可以充分擔負起訓練「專才」的任務。

過去常有人風趣地稱梅貽琦治校的「秘訣」是「無為而治」，這其實是讚揚他的民主作風和「吾從眾」的群體精神。

梅貽琦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似乎很懂得處理個人與集體，民主與集中的關係。1940年，在昆明的清華師生為表彰他服務母校二十五周年開「公祝會」，會上大家致辭說了許多讚揚他的話，臨到他致答辭時，他說：

「方才聽了幾位先生以個人為題目，說了不少誇獎的話，自己不敢說他們的話都是錯的，因為無論哪個人，總有一些長處，但也必有他短處，只是諸位現在不說這個人的短處罷了。仔細想來，或許諸位因為愛清華的緣故，愛屋及烏，所以對這個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讚揚話。….清華這幾十年的進展，不是而亦不能是某個人的緣故。是因為清華有這許多老同事，同心協力地去做，才有今日。….現在給諸位說一個比喻，諸位大概也喜歡看京戲，京戲裡有一種角色叫「王帽」，他每場總是王冠整齊，儀仗森嚴，文武將官，前呼後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為好戲通常是並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裡，那麼人家對這台戲叫好時，他亦覺著「與有榮然」而已。….」

梅貽琦在領導工作中，一貫採用「民主治校」（有人也叫它教授治校）的制度。朱自清說：「清華的民主制度可以說誕生於十八年，…但這個制度究竟還是很脆弱的，若是沒有一位同情的校長的話。梅月涵先生是難得的這樣一位校長。…他使清華在這七八年裡，發展成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同仁覺著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清華校友通訊》六卷九期，1940年9月）張子高教授對於梅貽琦的民主作風，也有過一段中肯的描述，他說：「獨念大學為學術之府，有兼容並包之任，繼往開來之責。校長分寄任於諸教授與各執事；諸教授與各執事盡其責於諸學子。至於因革損益之大端，猝然非常之異變，校長則於教授評議會分別與同人共商討之，每有大計，同人既本其識見所可及，盡其意量而出之，時或反覆辨難，勢若不相下，公則從容審奪其間，其定議也往往各如其意，充然若有得也。於是議克一而事可濟，舉凡校務鉅細，紛紜多端，公一以平，稱安詳之度處之，初未獨標一義，固執一策，以為非此莫能為也。古之君子，集思廣益，善善從長，固非彼優柔寡斷、模稜兩可者所得藉口也。」（1948年手稿）

儉---廉---德

一個人在私生活上做到節儉並不難，但並不是一切節儉都能發展為廉潔奉公，更不等於可以構成一種感人的美德。而梅貽琦先生在這幾方面的表現，都接到校友們一致稱道。

梅先生個人生活的節儉是有名的。他早期生活清苦，家庭負擔重，每月收支連實一個小物件也在賬本上記得清清楚楚。在西南聯大期間，身為大學校長和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卻經常「吃的是白飯拌辣椒，有時吃上一頓菠菜豆腐湯，全家就很滿意了」。他的太太賣過點心，兒子的眼鏡丟失了卻沒有錢再為他配一副新的。他一生沒有什麼積蓄，病危住院費、死後的殯葬費都是由校友們捐助的。

梅貽琦治校，始終注意一個「廉」字。他出任校長時，一住進清華的校長住宅（甲所），就主動放棄了過去校長所享有幾項「特權」，家裡的工人自己付工資，電話費自己付，不要學校每月無償供應的兩噸煤。他認為：「雖然款項有限，但這是個觀念和制度的問題。」1928年他奉派去作留美學生監督，是因為那裡的經濟發生了混亂。他一到那裡，便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頓，首先以身作則，厲行節儉。冬天全樓的溫暖全靠地下室的一只大火爐供應，司機和燒爐工合併成一人，他本人常常下地窖去從爐子里掏出有用的煤渣。他在清華做校長期間，總是盡量少設辦事機構，把必要的辦事員減到最低限度。他常說：「因事設人效率高，因人設事扯皮多」。他長校期間，一般教學人員與行政人員之比經常是二比一上下。例如1935年教學人員（包括少量的技術員及見習生）為二百九十七人，行政人員只有一百二十人（不包括工警，但有三十四人為圖書館工作人員）。1946年復員時，學校有學生二千三百餘人，教師三百八十人，職員約一百六十人，工警約一百八十人，教師與學生之比為一比六，教學人員和學生與非教學人員之比為七比一。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絕大多數系都不設辦公室，系務通常採取碰頭會的方式處理。直到1948年，一個工學院院長室只設一個行政人員和一位工友。當時學校有幾條約定：1.包括校長在內，一律是夫妻不同校，父子不同校（均指工作人員）；2.不論教職員工，除學校規定的例假和公假外，一般不得請假，如必須請假，則要自己找人代職，報酬即從本人工資內償付。那時的辦事人員，一般都能兢兢業業，廉潔奉公，克盡職守，大家都很愛護自己的學校。老職員汪健君先生文化程度較高，某大學曾聘他去任課，但他留戀清華的環境，終於甘願留下來做職員，他說「承梅先生看得起我，我願為清華服務」。梅貽琦做校長時，經常有各種老友，要人來函要求把自已的子女破例取入清華，他和有關人員定下一條規矩，凡有此類信件，不必上呈，也不答覆，擱在一邊了事。平時，他常駐校內，非不得已，不參加無謂的應酬（老朋友和校友聚會除外）。他常以步代車，往來走很遠的路，而且習以為樂。現在清華大學檔案袋裡，還保存著他的一些用廢紙頭起草的公函，報告提綱等的原稿。抗戰期間，他同一般教授一樣住在租用的民房裡，階沿上擺幾把椅子就是「客廳」。他常用孔子「飽受波折東奔西跑，栖栖惶惶，被困於蔡，絕糧於陳，但對教育事業始終如一」的事跡自勉和勉勵他人，堅守自已的崗位。

抗戰期間的大後方，到處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做為名大學的校長，他有時總不免參加一些官場聚會，但對一些現象每每流露出不滿之情，常在日記上有所流露。如1941年10月13日他寫道：「晚×××請客，在其辦公處，菜味有烤乳豬、海參、魚翅….飲食之餘，不覺內愧。」1943年1月27日又寫道：「晚赴×××夫婦飯約….酒肴均極豐盛，或太費矣！」從日記中，也可以看出他對勞動人民的態度，如1941年6月5日（在船上）：「早九點開始，房門外士兵坐臥滿地，出入無插足之處，且多顯病態，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瘡，四肢頭頸皆可見到，坐立之時，遍身搔抓，對此情景，殊覺國家對此輩亦太輕忽，故不敢有憎厭之心，轉為憐惜矣。」

1948年末，梅貽琦離開大陸以後，客居美國紐約。那時，全部清華在美的庚款基金都掌握在他的手裡，但是他住的公寓卻「小得連一間單獨的臥室都沒有」，他自己每月也只支薪三百元，家庭生活相當拮据。

1955年以後，他抵台灣用清華基金創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但廉潔之風如常。不知出於何種考慮，他把家眷仍留在美國。他在台灣掙的是台幣，無法兼顧兩地開銷，他的太太不得不在美自謀生計，從六十二歲起，她在衣帽工廠裡作過工；在首飾店裡賣過貨，在醫院裡做過代班；最後到一個盲童學校照料盲童，一直工作到六十六歲。抵台「復校」之初。先在台北市租間房子作辦公室，後來買了房地，但始終不肯買一套沙發，只肯用矮藤椅，一直到1957年移往新竹，辦公室仍然都用的是藤椅。他對人說：「清華有點兒錢，要撙節著用在圖書、儀器、請教授上，房子要堅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

梅貽琦節儉、廉潔，但並不吝嗇。如果遇到必須花的錢，他也「樂善好施」得超乎常人。早年生活清苦，卻經常支付各種名目的捐助，創辦義務教育到賑難賑災，從救濟困難職工到營救被捕同學，每次他都是「身先士卒」。在戰時辦西南聯大，論設備，論經費清華都比其他兩校優裕，依世俗的眼光看來，這「聯合」，清華是「划不來」的，當時曾有過其他類似的「聯合大學」，都因種種「摩擦」沒能堅持到底，只有西南聯大「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聯大」紀念碑文）。八年聯合，顯示出梅貽琦的高度治理才能，也顯示出他的無私精神。所以有人稱讚說，「這關健與奧妙就在於梅校長的「大」，他心中只有聯大，沒有清華了。」（傅任敢：《值得我們學習》）1954年，他曾回台灣參加過一次國民黨的「國民大會」，會議結束後他把全部給他的津貼都為「清華駐美辦事處」購買了圖書。像這樣為了公益而捨得花錢的例子還多得很，所以有人說他「是儉，不是吝，為公家辦事是要錢花得經濟、有效、持久，不是捨不得花。如此，是積極的儉，才夠上德」。《赴賡颺：《瑣事憶梅師》）「他長母校幾十年，雖然清華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貪污成風的社會，竟能高潔、清廉到這樣地步，真是聖人的行為。只這一點，已足可為萬世師表。」（林公俠：《憶念月涵師》）

在學生運動中

許多人都常談到梅貽琦先生對清華、對教育事業所傾注的深沉而執著如一的愛，尤其是對青年學生。傅任敢先生寫道：「最後，我要說到梅校長的愛。做領袖的人有兩種，一種使人懾服一種使人悅服。毫無疑問地教育工作者應當使人悅服，而不在於使人懾服，因為教育的出發點是愛。梅校長的品性中深深具有這一點，他愛學校所以把他的一生獻給了學校他愛國家，所以在抗日時把他的兒子打發到遠征軍去。他愛同事，所以待人一視同仁，從無疾言厲色。他尤其愛青年，所以在每次的學潮中都以自己的力量掩護青年的安全…」（《值得我們學習》）

在歷次重大的學生運動中，由於他是校長，以及他的立場觀點，不能與學生運動相一致，甚至也做了些不利學生運動的事；如：宣傳他的「教育救國」論，以違犯校規為由開除幾名學生領袖，取締過學生刊物，解散過學生組織等等。他在做這些事時，往往是從他的所謂「愛護學校」的觀點出發的。與此同時，他也常常在學生的安全受到威脅時挺身而出，加以保護。關於這一點，就連外國人也說：「雖然梅貽琦竭力想使清華即使不能在激烈政治環境中完全脫離政治，但也要保持政治上的中立。但是當學生們看到國家主權受到威脅而起來鬥爭時，梅貽琦也不能完全制止。他常常在原則上支持學生，當然在具體做法上不一定都贊成。」（伊斯雷爾：《清華大學校史稿（英譯本）前言》）1935年「一二.九」期間，曾經發生過數千名軍警入校捕人的事，許多革命學生都上了黑名單，但所有上了黑名單的人卻一個也沒被抓走，他們都被清華的教職（主要是教授）給掩護起來了。關於這件事，當時擔任中共清華地下黨支部書記的蔣南翔不久前回憶說：…..晚上，宋哲元正式出動三千軍隊，武裝包圍了清華大學。由於當天下午清華黨支部已事先作了部署，在學校比較引起注意而有可能上黑名單的校內主要領導骨幹已分別躲開。記得黃誠和姚依林等躲到馮友蘭教授家裡，韋毓梅、韋君宜、王作民等女同學躲到朱自清教授家，還有些同學躲到聞一多教授家，我自己得到清華二院食堂幾位工友的同情和掩護，得以躲過反動派的魔爪。….憲警人員只得胡亂抓走了二十幾位同學，但是想抓的人一個也未抓到。「當然主要是革命同學的機智鬥爭和教授、工友們的援助，但在他們後面若沒有一位誠心愛護學生的校長，這種局面是難以出現的。關於這件事，梅貽琦事後召集同學說了一段告誡的話，大致反映了他對當時進步學生運動的態度。他說：「…..昨天早上你們英雄式的演出（按：指學生在與軍警博鬥時搶了他們的槍枝，打翻了他們的汽車，扣留了他們團長做人質，後來當著校長的面交換回被捕的同學和工友），將人家派來官長吊了起來，你們不講理，人家更可不講理，晚上來勢太大，你們領頭的人出了事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著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我只好抱歉地給了他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大準確的。….你們還要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護學術上的獨立。」（徐賢修：《懷念梅校長》載台北《傳記文學》第四十卷六期）

在1947-1948那二年的學生運動中，梅貽琦在這方面的表現就更為生動有趣。關於他這幾年對學生運動所持的總的態度，前不久一批當年中共清華地下黨的同志回憶說：「…..在那兩年中，以梅貽琦校長和褚士荃訓導長等主持的校方當局，始終基本上沒有干涉、限制過學運和學生的活動。好幾次遊行示威後，經學生自治會要求，梅校長和褚士荃先生答應派十幾二十輛大汽車來把同學接回校。「抗暴」運動中同學們進城遊行時，褚士荃先生在校門諄諄叮囑領隊的同學，要注意安全，並隨即自已進城去找反動政府當局交涉，要求保証學生安全。據說在反動政府召集的一些大學負責人徵詢”處理學潮”意見時，梅先生也表示反對鎮壓學生的態度。」（白袓誠等：《解放戰爭時期清華地下黨的鬥爭》，載《清華校友通訊》復七期增刊）回憶還談了1948年「八.一五」大逮捕以後地下黨組織革命骨幹撤退中的一件事：對於幾個敵人早就注意、危險最大的同志，總支作了更精心細致的安排：例如對曾多次在學運中出頭率領群眾並與敵人作過談判鬥爭的郭德遠，考慮到認識他相貌的敵人很多，很費了苦心，李繼侗先生（按，他當時代埋訓導長）也很關心，出主意叫郭德遠找戴世光教授（按，當時他任教授會書記）研究辦法，戴計劃把郭德遠藏在梅校長的汽車後面的行李箱中偷偷帶出校，並已商得梅校長同意。但後來總支考慮萬一敵人對梅校長的車也要檢查，豈不束手就縛，決定放棄這個計劃。」（同上）

1948年8月18、19兩日，國民黨的「特刑庭」連續給學校發來兩份「拘提」名單，要求學校把所列學生交給他們審判。梅貽琦先生一面召開緊急教授會商討應付辦法，一面給所謂「特刑庭」回了一份公函，並把公函內容制成大字布告向全校公布了。公函內容如下：

「昨接貴庭卅七年八月十八日發庭審第二十六號公函，以奉行政院令簽發拘禁、拘提本校學生╳╳╳等六人，檢附名單一份，囑將該生等交案以憑訊辦等由，附名單一紙，准此。經查，╳╳╳一名，本校並無此人，╳╳╳一名，已於上學期退學離校，╳╳╳….三名，均於上月準備離校，至╳╳╳一名，因暑假期內未在校中，相應函復查照。復查昨日（十九日）由貴庭送交本校傳票十三張，計被傳學生╳╳╳等二十六名，囑為送達等由，查其中╳╳╳….等六人業已畢業準備離校，╳╳╳一名並已休學，╳╳╳…三名本校並無此人，至其餘╳╳╳等十六人因值暑假，各生行止不定。茲准貴庭按名傳訊，當經依次派員前往該╳╳╳等十六人宿舍內代送貴庭傳票，惟均不在，未能送達，除已布告各該生返校後即行領票到案外，相應函復，並希查照為荷…..」

總之，通篇實際上只有一句話：「你們所要的人，學校裡一個也沒有。」為什麼這樣巧呢？原來，這是梅校長應付敵人的一項傑作。關於這件事，我們再引一段白袓誠等同志的文章中的話來作注解：

「…..實際上，梅校長和代訓導長李繼侗等採取了同情和盡力保護同學的態度，想法應付敵人，拖延時間。二十日，校方出了一張大布告，照抄「特刑庭」的通知和拘傳名單，然後說╳╳╳早已休學，╳╳╳…..等已畢業離校，╳╳╳….等暑假回鄉探親，╳╳╳現不在校中，…..並利用敵人名單中的筆誤，說名單上的╳╳╳本校無此人。…..實際上是說，名單上的人這裡幾乎一個也沒有。同學們看了，都啞然失笑。在後來軍警進校前，李繼侗先生還會心地悄悄問胡聚長：「你們人走得怎麼樣了？」（引文同前）

通過以上事實，梅校長愛護青年學生的苦心孤詣，是十分清楚了。

從出走到逝世

1948年12月，解放大軍席捲華北，北平解放旦夕可待。這時，清華師生一方面以高度的欣悅之情準備迎接解放，一方面也想到他們的校長，想盡可能爭取把他留下，為新中國服務。清華民主牆上出現過「語至懇切」的挽留梅校長的壁報等，同學們甚至還組織隊伍到校長住處齊呼挽留梅校長的口號。昊唅清華校友還曾從解放區發回電報，一面為梅校長賀六十壽辰，一面勸他留下。但梅貽琦先生看來早已作好出走的安排。11月28日，他的夫人攜長女袓彬及兩個外孫搭乘親戚的飛機離開北平飛抵廣州，不久又轉抵香港暫駐。這期間，梅貽琦還在北平城裡設了一個「校產保管小組」，把一批帳目和物資轉移到城裡。12月14日，北平圍城開始，梅貽琦恰好就在這天的下午四時半離校進城，一時一切出入證均告失效，他在城裡大約逗留了一星期，於21日從東單臨時機場搭乘南京派來的飛機離開北平，開始了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歷程。

據與他同機飛走的人回憶，12月17日，南京首先派來接胡適的飛機，有人得知後，高與地勸梅先生也趕快搭乘這架飛機飛走。但當他「弄清這架飛機並不是接他之後，竟無動於衷，一如平日緩和低沉的聲調說他不預備去。雖經一再告以時局緊急，錯過這架飛機可能不會再有機會，但他始終若無其事地謝絕了這建議。後來（國民黨）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飛機來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當後，從容不迫地提著一架打字機，拿著兩本書走上飛機。」（張起鈞：《臨難不苟的梅先生》，載新竹清華出版之《梅校長月涵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刊》，1965年5月）

梅貽琦到達南京的第二天，孫科內閣發表他為「教育部長」的委任令，他堅辭不就，但允任「南來教授招待委員會」委員，暫客居於上海老友朱經農的家裡。不久即去香港。6月初，飛抵巴黎，代表國民黨政府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科學會議。9月，做為首席代表與李書華、袁同禮、陳源、熊慶來等一起參加「聯教文」組織第四次大會。會後與李書華在巴黎南郊的一個叫儒維集（Juvisy） 的小鎮暫住。不久，他從法國給在倫敦的一位普通校友拍電報，要他在倫敦為他租一個租金比較低廉的旅館，說他要到那裡住一段時間。這位校友追憶說：「記得當時在倫敦，有好幾位資格較老又在官場有些地位的清華校友，梅校長本來可以給他們寫信託辦此事，他們甚至可能會歡迎校長在他們家裡下榻的。但那時國內的形勢是，人民解放軍已渡過長江，解放了南京和上海，梅校長不給當時那些同官場有聯繫的校友寫信，不知是否有所考慮。」（方鉅成、姜桂依：《憶梅校長在倫敦二三事》，載《清華校友通訊》復13期）

1949年12月，梅貽琦飛抵紐約。一開始，他同繆雲台先生一起租用了貝松生（著名建築家貝聿銘之父）的一所閒置的公寓暫住。據繆先生回憶說，那時他二人都是剛剛離開袓國，有惆悵感，也不知究應何所適從，他們二人甚至想一起入紐約大學歷史系讀書，同做半百之年的大學生。

1955年以前，梅貽琦一直住在紐約。1950年起，任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的常務董事。華美協進社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駐美機構，清華在美的一大筆庚款基金就由它管理。據昊澤霖教授回憶說，梅貽琦離校那天，昊曾在校門口碰見他，問他是不是要走？他說：「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假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法子保護起來。」（據昊澤霖《在回憶梅貽琦先生座談會上的講話》，1980年10月）

方鉅成、姜桂依，英文版《周恩來傳略》的作者。----筆者註。解放初期，北京清華大學確曾收到過從美國寄來的「來歷不明」的期刊，很可能是梅先生所為。當時和他住在一起的他的兒子梅袓彥（現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全國政協委員）曾回憶說：「清華原在美國訂了許多期刊，當時由於中美不通郵，這些期刊全寄給在美國的梅校長，久而久之，收到的期到刊竟然堆滿了一個房間。梅校長常常一個人躲房間裡把這些期刊拆了又包、包了又拆，還常常說：「這些期刊是清華的，總有一天要把這些東西還給清華。」

1954年，梅袓彥決定衝破外界阻撓，放棄在美的工作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梅先生沒有明確表態，但以默許的方式贊同了。在這以前他還曾對袓彥說過：「如果你回國，你回去是有用的，我就不行了」並說：「可能沒有再見面的機會了。」（轉引自李鶴齡《關於前校長梅貽琦的幾件事》），載《清華校友通訊》北京復6期）

梅貽琦留居美國期間，台灣方面曾多次打清華基金的主意，並提出許多「理由」，如「政府外匯存底缺乏，應以此款來彌補國庫」、「清華基金庚子賠款，最好盡快花光，等於雪洗國恥」等等，但梅貽琦一直頂著各種壓力，牢牢掌握住這筆基金的管理、使用權。（按規定，只有中國的教育部長和清華大學校長一致同意，才能動用基金）。據葉公超回憶：「他在美國，我每次到紐約去看他，都勸他回台灣來，而且要把清華的錢用在台灣，他每次都說：「我一定來，不過我對清華的錢，總要想出更好的用法來我才回去。」….他說，我不願意把清華的錢去蓋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錢為國家作長期的研究工作。那時候國內就有些人，對梅先生不甚滿意，認為他是一個守財奴，只肯把錢用在外國。我最初也是這樣想，後來我才知道他並非如此，而是比我想得週到。他是第一個想到現在的長期發展科學，至少胡適之先生這樣告訴我的。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的計劃他想了許久，初期他未跟任何人說。」（葉公超：《憶梅校長》，載《梅校長月涵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冊》，台灣新竹版）

梅貽琦在國外期間，曾有人勸他回大陸。方鉅成回憶說：「梅校長在公寓安頓下來後，我們請他到家裡來吃便飯…..談話中心離不開國內局勢的發展，我們兩人告訴梅校長，我們一家準備回去了，我們想參加建設袓國的工作；也告訴他有好幾位我們熟悉的同學也即將回國，當時你一言我一語，表示希望梅校長離開歐洲也回北京去。….陳益當場表示，如果梅先生路費方面有困難，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過了片刻，梅先生表態了，他對我們說：「你們回去我贊成，但我自已還想在外面看看再說。」（方鉅成、姜桂依《憶梅校長在倫敦二三事》）方鉅成對此感慨地說：「現在回想那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感到當時還是對他規勸敦促不夠，否則梅校長很可能在1949年以後走的一段道路是會有所不同的。」李鶴齡也說：「但我還要想入非非，為什麼梅校長會在香港、在美國閒居一段長時間而沒有馬上就到台灣去呢？假如正當梅校長在美國把那些期刊包了又拆，拆了又包的時候，有人遠遠地向大洋彼岸招一招手，他會不會帶著那些大包小包和他的老骨頭回到清華園，最終讓他的老骨頭與王國維的為鄰  呢？」（《關於前校長梅貽琦的幾件事》）

1955年11月，梅貽琦去了台灣，開始用清華基金款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並訂出「復校」的步驟：先恢復研究院，以原子科學為主，設立三至五個研究所……。梅貽琦親自率員幾乎踏遍全島，最後選定新竹縣赤土畸為校址，為慎重起見，梅貽琦曾七次前往勘察，才做出最後決定。

復校規劃和校址決定後，梅貽琦便全身心地投入這一繁重而艱巨的工作。1955年3月，決定恢復清華學報，聘在美及在台從學者為編緝。1956年1月起，在新竹清理基地，興建第一批校舍。秋，招收第一班原子科學研究生，暫借台灣大學上課。1957年，新竹首批校舍（辦公樓、教授住宅，職員、學生宿舍）完工，秋季開始在新竹上課，聘陳可忠（清華1920級校友，梅逝世後曾兼代理校長）為教務長，招考第二批研究生，並開始興建物理館及加速器實驗室。1958年5月，物理館落成，原子爐基地破土動工。1959年秋，興建核子科學館和放射性同位素實驗室。1960年，原子爐爐房、原子爐實驗館、核子工程館、同位素實驗室完工。1961年4月，原子爐裝置完成，臨界試車順利。9月，科學儀器館及物理館擴建工程開工1962年3月，物理館擴建工程完工……這種建設速度，被台灣學界稱之為「魔術師般的神速」。

在建校過程中，梅貽琦仍本其一貫原則，把羅聘高水平學者和教授置於工作的首位。可以說，那時凡是他有可能請到的國內外學者和專家，都在他的視野之內。有的本不願來，最後被他禮賢下士的誠懇態度所感動，終於來做長期或短期的教學、講學或協助興建實驗室工作。1956年7月，袁家騮博士自美抵台講學；11月，吳大猷博士抵台講學；12月，鄧昌黎博士抵台專為研究生講學。這以後，每年都有中外學者抵台任教席。華人學者有錢家騏、陳省身、孫觀漢、傅瑞雪、馬祖聖、徐賢修……；外籍學者有小谷正雄、李德曼、齋滕一夫、真田順平、布萊德……等。

1958年7月，他由當時台北政府的「副總統」陳誠出面邀請，出任「教育部長」。關於這件事，一位在台的清華校友寫道：「月涵師對名利很淡薄，專心致力於教育事業。他入閣當部長只是為了當局的盛情難卻，並不是為了喜歡作官。所以屢次請辭。」（林公俠：《懷念月涵師》）患病後，他又迭辭，1961年2月「奉准」，月底移交。辭職後，仍兼任台北「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

1960年5月，他入台北大學醫院治病，仍在病榻上孜孜批閱公事，1962年1月1日，他在病榻上按動原子爐啟運轉的電鈕。2月當選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4月29日，在病榻上發表了最後一次對校友的講話，誠樸謙遜之度如常，只是言語稍有錯亂。二十天以後----1962年5月19日逝世。在病危住院期間，有一個加鎖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誰也不知道裡面裝的是何物，也不好問他。他死後，秘書立刻加封，後來組織專門人員啟封，原來全是清華基金的帳目，一筆一筆，清清楚楚。

梅貽琦先生辭世後，在親友們送的眾多輓聯中有一聯是「桃李滿天下，何須有兒孫常繞膝，清華空有約，那堪鯤島哭師門」（劉淦芝）。他死後，新竹清華原子爐即命名為「梅貽琦紀念館」，新竹十八尖山之麓，清華大學之苑，建有梅氏墓園，曰：「梅園」。園內建有墓碑兩座，一座正面是蔣介石的輓額「勛昭作育」四字，背面是「褒揚令」：另一座正面是羅家倫題寫的「梅校長貽琦博士之墓」，背面是蔣夢麟撰的碑文。墓的左側建有「梅亭」。園內有由校友集資所植各種名貴樹木，初植時包括杏梅二百八十七株，梅花二百四十一株，現在早已成林，曰：「梅林」。

撰於北京清華園

1986年6月初稿

8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