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实践以及他的教育思想，对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国两所著名的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都是和梅贻琦先生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值得我们后人吸收、总结、研究。同时，他令人称道的人格魅力与品德气质以及个人修养，反映出近代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在人格方面有机和谐的融合与统一。本文仅就其一生中几个大的方面略述如下。

　　1 毕生贡献于近代教育　鞠躬尽瘁于水木清华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出生于天津一个家道中落的旧职员家庭，1909年考取清末第一批官费留美生，1910年进入美国武斯特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习电机工程，1915年学成回国，是年9月，应清华学堂的聘请担任物理教师，自此，他和清华大学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之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从1915年梅贻琦到清华担任教职算起，直到他于1962年5月19日在台湾患癌症病逝，他和清华的渊源关系长达53年之久。其中，担任清华校长31年。梅贻琦的教育活动，跨越了晚清、民国、国民党对台湾的地区统治，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清华大学从原隶属于清朝外务部、以庚子赔款的部分基金创立的留美预备学堂，经过数十年的艰辛努力，发展成为享誉中外的著名现代大学，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作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以严谨的学风办学，培养出了许多世界级的科学家和学者，这些是和梅贻琦穷其一生的努力分不开的。

　　梅贻琦所以能顺利担任此重任，其中的历史背景和特殊条件都颇值得一提。清华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一所很特殊的学校，它的产生和发展所走过的路径和当时中国其他类型大学的办学体制都有所不同。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直接与美国的庚子赔款有着十分密切的连带关系，这一笔较大的款项既和美国教会无关，也非私人捐款，而是和美国政府行为有很大的关联。美国政府并不直接操作此事，而是通过基金会的形式来运作。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一千二百五十四万五千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以“奖学金”、“图书经费”等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特殊的经费优势和办学条件，因此也有别于同时代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的治校经历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办学条件。

　　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因素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形成一套相对独立的东西，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这些都对校长人选的确定、清华校风的形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中，较为明显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风潮。校长频繁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议维持的尴尬局面。学生会公布的一则“清华校长人选五条标准”颇使人感到其中的几分缘由，也向外界道出了清华学子的心愿：1. 无党派色彩；2. 学识渊博；3. 人格高尚；4. 确能发展清华；5. 声望卓著；这反映出清华的师生在风雨飘摇的中国政局之中，企盼坚守一块不卷入政派之争的“教育净土”的普遍心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经过反复遴选（各方面推荐的人选有十几个人，鲁迅亦在其列），最终，梅贻琦以他优秀的品质和学识，成为清华校长的最合适人选。

　　2 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　蕴含深邃的思想理念　　

　　梅贻琦从事教育活动的时间跨度较长，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两个时期：30年代初至抗战爆发；八年抗战期间主持西南联大校务。下面，仅就其中荦荦大者，论述如下：

　　2.1 1931—1937期间，治校方面的主要贡献

　　（1）建立并完善了校务管理体制，形成了以“教授治校”为核心的教育管理体制。20年代末期，清华按照南京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建立校、院、系三级教育行政体系，成立了文、理、法三个学院（罗家伦任职时期加以确立），但同时，清华还存在着一个与上述官方钦定的教育行政系统并行的、又在精神实质上不同于校长独揽大权的领导体制，即“教授治校”。这个体制的核心是清华教授会和评议会，再加上由校长、秘书长、各院长参加的校务会议，“三驾马车”协同管理一切学校的重要事宜。这是继承了蔡元培提倡的“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精神，以学术的自由、民主为治校宗旨，并以此精神来管理大学。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之下，对中国现代大学的健康发展、尤其对清华大学在一段时间内能有一个较为宁静、宽松的教育环境和学术水准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曾任清华法学院长的陈岱孙教授有如下的评论：“在清华实行了十八、九年的校内领导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环境下的产物。在校内，它以民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又以学术自由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这一体制的确立和巩固是和梅贻琦先生长校时的作风和支持分不开的。”

　　（2）根据中国近代工业较为落后的状况，积极发展工程科学教育，在清华大学建立了工程技术学科较为齐全、有专业特点和优势的工学院。1931年，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本校拟向工程科学方向发展”，又多次对吴泽霖先生讲“清华既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我们有责任这样做。”在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导下，清华大学的工程技术教育得以迅速的发展。1933年，工学院正式成立，设有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聘请了施嘉炀、蔡方荫、刘仙洲、顾毓琇等工程科学方面的知名教授任教并担任系主任。之后，修建了机械工程馆、土木工程馆、航空实验馆、化学馆、生物馆，扩建了图书馆和学生宿舍。将机械系航空工程组的教师队伍扩大，在南昌创立中国第一个航空研究所，该所建立的风洞也是中国第一个研究飞机结构的大型风洞。原拟在湖南长沙建立无线电研究所，后因抗战迁到了昆明，装备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真空管制造设备，开展超短波和微波应用技术的研究。这两个研究所的建立直接是为中国国防军工的需要服务的，也是在抗战爆发之前，中国政府加强国防力量所采取的备战计划的组成部分。在西南联大期间，清华除了以上两个研究所外，又设立了农业、金属、国情普查三个研究所。梅贻琦考虑到抗战对国防军事技术人才的需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方面，在派遣留美生的专业中，鼓励学生选择和军工有关的专业，如航空技术、发动机制造、船舶工程、无线电技术、汽车工程等；另一方面，立足于本国培养工程科学人才，他决定恢复清华原有的研究院，以满足更高层次的专业人才的深造。在昆明时，恢复了原有的文、理、法各科的研究部之外，又增设了土木、机械、电机、航空四个研究部。抗战胜利后，清华工学院又增加了航空、化工、建筑（始称“营造系”）三个系，变为五个系；又建立了农学院，包括农艺、植物病理、昆虫、农化四个系。这样，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工程技术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工学特点和优势明显的综合性大学。

　　（3）提出培养适合国情特点的工程技术人才的教育思想。梅贻琦不仅是一个实干型的教育家，而且，他在长期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以“通识教育”的理念来改革当时中国的工程技术教育模式，培养适合中国工业化特点的高素质人才。1943年，他和潘光旦合作，写了《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详尽地论述了对我国工科教育的培养思路和改革方案。他们认为：实现工业化的三要素（资源、资本、人才）中，人才又是最关键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应需要有两类必不可少的人才：一是技术人才；二是组织人才，都须均衡培养，绝不可偏废，或非此即彼，因为“近代西洋从事工业建设的人告诉我们，只靠技术人才，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的重要性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而我们在培养工科学生时，“似乎仅仅注意到了第二种，即技术的训练，与专家的养成。”他们建议，根据工业化的实际要求，应将国内的工科教育划分为具有不同功能的三类层次的教育体制：工厂附设的艺徒学校（初级工业学校）、高级专科工业学校、大学的工学院。初级、中级、高级的技术人才都由前二种学校培养训练，而“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有其更大的使命”，工学院着力培养的应当是工业组织人才，而绝非仅仅是纯粹的技术人才，后者应放到各类专门的技术学校中去培养。“大学工学院的设置，我认为应当和工业组织人才的训练最有关系。”因为，“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他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他的最大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工学院的教育目标应当是“对于此一工程与彼一工程之间，对于工的理论与工的技术之间，对于物的道理与人的道理之间，都应当充分了解，虽不能游刃有余，最少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境之中，可以有最低限度的周旋的能力。惟有这种分子才能有组织工业的力量，才能成为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领袖，而除了大学工学院以外，更没有别的教育机关可以提供这一类的人才。”既然给大学工学院这样的一个定位，又应如何改革目前的状况呢？他们提出了“造就通才”的观点，这种“通才”，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博学通才，而是特指的工业建设中高素质、复合型的工程技术的组织者，而非只会做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设计或操作技术工匠。他认为，工业人才的造就，正象一座金字塔，“越向上越不能太多，越向下便越多越好。”所以，大学工学院不宜无限制的添设，工科教育总的目的是：“应该重通达而不重专精，期渐进而不期速效。”大学所设立的工学院应是“金字塔”的“塔顶”，在其下，应该多设立一些中、高级的技术专门学校，这样，工业人才的布局才是平衡的。

　　2.2 1937—1946年主持西南联合大学校务

　　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畔的枪炮声，划破了清华校园昔日的宁静，平津先后被日本军队攻陷，清华、北大、南开先迁至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2月，广州沦陷，长沙已成为抗战的前线，几所学校又于1938年春再次南迁，最后到达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联合大学常委会”主席。抗战八年，梅贻琦以他特殊的办学才干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团结具有不同校风、不同历史的三所学校的师生，使联大在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民族保存了复兴的希望，使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并造就了一代人才（包括后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等一批优秀科学家），被中外人士称为中国抗战教育史上的奇迹。

　　（1）积极提倡和鼓励广大师生为抗战服务。1938年，重庆政府需要训练大量的机械化部队，清华工学院机械系二、三、四年级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交辎学校受训，分赴抗日前线，直接投身于抗日的疆场。1939年2月，为了战时的需要，在电机系增设了电讯技术专科，大量培养战时急需的通讯人才。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大西南的许多地区成为美国作为进攻日本本岛的战略基地，有大批美国军人来华助战，需要一批翻译人员，梅贻琦动员联大四年级学生参加受训，应征有四百余人，连同加入中国驻缅远征军的学生，共计达六百余人。

　　（2）在抗战中，鼓励西南联大和政府有关部门合作，直接为社会服务。例如：清华工学院与交通部联合对滇缅公路的各项技术参数进行科学试验，又和水利部联合设计昆明的水利设施，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合作，对云南全省的水利发电站址进行勘测，并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联合设计、监理了云南藤冲、下关、大理、喜州的水利发电站。这样做有一举双得的益处：既能够为抗战贡献教育界的力量，以知识和科技报国；又能在具体而复杂的工程实践中，提高教师的工程技术水平，也对今后从事于工程技术工作的学生是一次难得的实际锻炼的机会。对清华工科专业的教学与科研，都是很好的提升水平的机遇，尤其对水利工程、电机工程、土木交通工程、机械工程、电子通讯工程等工科类专业，都有极大的好处。

　　（3）为了解决西南联大教职工生活困难的问题，组织了带有创收意义的科技咨询机构，称为“清华服务社”。进入四十年代后，战争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极其贫困，而作为公教阶层的教授的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但是多数人依然甘居清贫而从教不缀，表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气节。当时，联大教授中出现了闻一多教授刻图章、校长夫人韩泳华带领几位教授夫人自制米糕并徒步自卖以贴补家用之不足的窘迫情景。梅贻琦为此向各方请求帮助，成立服务社的目的是向社会承揽项目，以所得报酬补助教师们的生活之用。例如：承接昆明机场的测绘与扩建设计等，暂解燃眉之急。

　3 弘扬中华文化精粹，融合西学人文教育理念，阐发现代大学精神

　　3.1 “大师论”的观点

　　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宣布了几项重要的办学方针“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问，一是造就人才”。用什么办法来实现上述的两大目标呢？他认为“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提醒人们，“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拥有众多的大师级教授，这才是清华最应该考虑的问题。

　　教授的职责又是什么呢？仅仅讲好课就算是好的教授吗？不是的，梅贻琦指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就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有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在此思想指导下，经过梅贻琦多年的罗致聘请，清华果真成为大师荟萃的一所名校。例如：国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外文系的吴宓；物理系的叶企孙；化学系的高崇德；生物系的刘崇乐；历史系的蒋廷黻、雷海宗、吴晗；数学系的熊庆来、杨武之、华罗庚；哲学系的冯友兰、金岳霖；社会学系的陈达、潘光旦；体育部的马约翰。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榷、赵元任。梅贻琦直接聘任的多是理工方面的名家：庄前鼎、刘仙洲、顾毓琇、陶葆楷；无线电学专家：任之恭、赵访熊。同时，聘请国际著名学者来华做学术访问：冯•卡门、维纳、哈达玛、华敦德、郎之万、狄拉克等，俄裔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长期在清华任教，费孝通就是其优秀弟子。在这些名师的教诲下，清华培养出了许多日后也成为大师级的人物：王竹溪、林家翘、陈省身、杨振宁……

　　3.2 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格修养的提高

　　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与一般专业或职业教育不同，不应着力于某一门专业的“专论”，而应着眼于“通识”的训练，以使毕业后能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的学问或研究。他认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别事业之准备也，……社会之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也就是说，教育的目标，“教人做人是第一位的，教人有一种专业还是余事。”（潘光旦语）如上节所述，他特别强调对大学所有学科，都应以“通识教育”为主导思想，重视各门基础课程的学习，知识要广，要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教育和熏陶，这样出来的人，既受到系统完整的科学训练，又具有人文修养和相当的旁类知识作基础，从知识、修养、人格这三个方面平衡发展，其人才必有大的发展余地。

　　3.3 融合中西文化之精髓，探研现代大学之精神

　　40年代中后期，在有着近20年的教育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和系统，对于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及存在的弊端，都有一些非常深刻的见解，以《大学一解》一文最为著名。其中，基本反映他的教育主张和观念。有以下几点：

　　1）关于“教育”的本质。梅贻琦融合了中西人文教育思想的契合点，认为：虽然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从“精神”本质方面看，中西方又是相互融通的，并不是矛盾的。古今中外，均从“修己”开始，古希腊哲学之精华，即“一己之修明”（Know Theyself）；我国儒家思想中，孔子也主张“古之学者为己”，“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国古代强调个人修养的目的，更是为了社会与众人的幸福，“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不足也。”因为，教育的本质不外乎使个人与社会之间能够协调发展，即关注“己”与“群”之间的和谐与统一，教育的主要功用，“亦不外乎使其二者各得其所”。他非常推崇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大学》，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作了深刻的现代诠释，并融入了近代西方大学自由教育的理念。他认为，现代教育中的种种措施，始终不出“明明德”和“在新民”这两个范围，现代大学教育的本质是两个，即人格品德的教育与科学技能的教育（文理工商农各门科学）。他认为，培养一个人，首先使其达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之后，才能推而向外，“足以仕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这就达到了孟子的“修身而平天下”、荀子的“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人生理想。

　　2）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梅贻琦认为应是培养“全人格的人”，即“整个之人格”。在梅贻琦心目中，所谓“整个之人格”应包括三大方面：“知、情、意”。三者是一个整体，缺一则全废。所谓“知”，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训练，以解决“求知”问题，属于“智育”层次。所谓“情”，指情绪；所谓“意”，指意志。这二点也是很重要的，但又往往被教育者所忽视，梅很早就注意到了今天我们所强调的“情商”问题，并认为，这对一个人的成长特别重要。他说，大学教育应使学生“意志得以锻炼，情绪得以裁节”，使其成为“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认为，求知也好、治学也罢，都和“意志之坚强，治学贵谨严，思想与情绪之稳称”有极密切之关系，“忌一偏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办”，在这方面，他认为教师的作用非常关键。师生之间的关系绝非“演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而是一种密切的“从游”关系，他把学校比喻为“水”，师生是其中的“鱼”，师生之间“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期而至”。

　　总之，梅贻琦对中国高等工程技术教育的观察和思考是相当深刻和敏锐的，而其视野又是极其开阔和广博的，既把握了近代西方工程教育之精华，又对中国的现实状况很熟悉。洞悉其中之弊，用具体的措施加以匡正，并以清华大学为对象，实现着他的教育理想。

　　来源：《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杨舰 戴吾三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载《学术探索》2002年第3期。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