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一所大学，除了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之外,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充足的经费，二是称职的校长。有了充足的经费，才有可能聘请优秀教师、购置先进设备、资助困难学生、提高教学质量、活跃校园生活……有了称职的校长，才会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位好校长，再多的经费也不会花到正经地方，弄不好还会落入私人腰包。

所谓称职，除了懂行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格高尚。人格修养与制度建设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前者属于自律，后者属于他律。在制度还不健全尚不完善的时候，人格修养就显得特别重要。当年清华大学能够成为人们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因为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为它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梅贻琦校长的人格风范为它步入辉煌提供了可能，梅贻琦也因此被誉为“清华之父”。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据说其先祖是朱元璋的驸马，受命驻防天津卫。从此，“天津梅氏”成为当地望族，并享有“以忠厚积德为家法……子姓繁衍，书香继美，一门之内，孝友著闻”的声誉。清朝末年，梅家开始衰败，梅贻琦的父亲虽然是个秀才，却在店铺谋生，后来又因为庚子之乱失业，全家生活陷入困境。1904年，15岁的梅贻琦以世交之谊进入南开学堂，因成绩优异，颇受张伯苓赏识。1908年，他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第二年，清政府成立“游美学务处”与“游美肄业馆”（清华大学前身），招收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他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赴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1915年，梅贻琦获得工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半年，后应清华邀请前去任教，从此，他以毕生经历贡献于自己的母校。所以，他经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来形容他与清华的关系以及他对清华的热爱。

1925年，清华增设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首席教授。第二年四月，他被全体教授推选为教务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正式改为国立大学。不久，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财务混乱，他被派往美国担任该处监督。1931年，在清华校长连续易人、局势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梅贻琦奉调回国担任校长，终于稳住局面，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

担任校长后，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明确指出，办大学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为此，他提出“学术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观点。

在这个简短的就职演说中，梅贻琦还说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虽然广为流传，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其来历。根据追随梅贻琦多年的赵赓扬回忆，当年梅先生回国担任校长时，正是美金升值、学校经费绰绰有余的时候。为此，各院系除了大量购买图书仪器外，校园内还有一股大兴土木之风。因此，他在就职典礼上说这句话，是要强调大学的好坏取决于大师的多少，而不是大楼有多高。后来施嘉炀教授也说，抗战胜利后，梅先生还在《校友通讯》中写道：“纵使新旧院系设备尚多欠缺，而师资必须蔚然可观，则他日校友重返故园时，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吾清华最应致力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