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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曹风潮中的陈寅恪 | |||||
| 作者：徐葆耕 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1 | |||||
| 由于陈寅恪对政事历来持悲观态度，所以从来不介入政治，以专心治学为职志。早在哈佛求学时，陈就劝吴宓退出以开展救国活动为宗旨的国防社，以免徒然浪费时间。《吴宓日记》1927年6月29日载：陈“力劝吴宓勿任学校教员，隐居读书，以作文售稿自居，肆力于学，谢绝人事。专心致志若干年。不以应酬及杂务扰其心，乱其思，费其财，则进益必多而功劳殊大云”。（《吴宓日记》第3卷363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但在1927年的“倒曹”运动中，陈寅恪于校政却表现得异常积极与活跃，吴宓甚至认为，陈寅恪是倒曹运动中“发纵指示的中心人物”。 曹云祥是清华历史上的“改革派”，在任校长期间，力促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向独立大学过渡，功劳不泯。但曹又是一政客，善用权术，独断专行。为了尽早结束留美预备学校，他于1927年允准旧制高三、高二学生提前出洋。此事未经教授评议会讨论即直接呈报外交部，教务长梅贻琦认为这是严重违反民主程序，于7月16日召部分教授午宴，请吴宓起草《宣言》在京津各报发表，列名者即有陈寅恪。次日，陈寅恪又将《宣言》改得更加“激动”（《吴宓日记》第三卷，第371页）。时过四日（7月20日）因旧制高二、高三学生围攻叶企孙，陈寅恪又招吴宓，劝其“速避”（第375页）。21日，陈寅恪又与金岳霖等在《大公报》发表质问清华董事会函，此函写得老谋辛辣，声称“提前遣派出洋”“迹近童鎚”，“想必非贵董事诸公之意，应请即日正式否认，以祛误会，而息浮言，实为公便。”恐为陈寅恪手笔。待外交部批准学生出洋计划后，梅贻琦又上书反对并敦促曹校长召开评议会，曹躲在西山不归，使会议无法召开。在梅贻琦的授意下，由吴宓起草了《辞职书》由戴超、杨光弼、吴宓、赵元任、陈福田、赵学海具名发表。次日，梅贻琦又面见曹云祥，坚辞教务长职务。曹云祥此时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据《吴宓日记》，此间，吴宓与陈寅恪往来频繁。10月6日吴宓从校评议会上得知，外交部总长已颁定改组清华董事会。吴宓在日记中说：“下午4-7赴评议会。知外交总长已颁定改组本校董事会章程，并已聘定新董事梁任公等数人。从此本校前途又多变化。我辈寄身学校以读书适志者，又不免将受影响矣。近者深感学校中之营营逐逐，不特有伤清德，抑且无补实利。但当静居安命，以俟其自然变化可耳。”（同上书416页） 但陈寅恪却积极活动，力促以梁启超取代曹云祥任校长：“晚7-8，访陈寅恪，谈校事。寅恪力主梁任公来长校，远胜于曹；并谓他日可望设编译部，以宓部其事云。宓则坚抱悲观，恐梁来而党徒遍布，趋奉者成群。而我辈之有一定宗旨及身分者，仍不能受知于当局耳。”（430页） 尔后，拥曹派朱君毅策动学生王省写信给外交部，以梁启超多病缺课为由，驱赶梁出校。堂堂教授竟唆使学生写信攻讦学术权威，更况朱的背后可能还有校长的怂恿。陈寅恪闻之大怒，朱君毅“嘱为向陈寅恪解释，免学生攻之急”。（第432页）当日，“唐钺来，寅恪亦来。宓出王省留别朱君毅函，略为进说，而寅恪怒甚（是日曾向曹发怒一次），谓非朱或曹去职离校不可”。（第433页）次日，在陈寅恪家，王省适在，“陈、戴（超）当痛责王省之不合理，谓如曹某、朱某，应尽揭其隐，不必为之讳云云”。（第434页）吴宓却认为陈寅恪有些过甚：“宓窃观此事，朱受曹命，嗾使王省写信，事诚有之。惟未必如彼方所传之甚。而吴其昌等利用此机，力肆攻击，又强迫王省各种行事，亦大非是。寅恪但以摧恶助贤自豪，而意气感情，实嫌怂恣，非真平日冷静之态。”因而叹喟曰：“真正之道学克己功夫，见之实行者，殊不易得也。”（第434页）11月10日下午召开教授会议，陈寅恪当场演说，“言阴谋既破，今要求校长及朱君毅速即辞职云云。”（第434页）陈的态度，对曹、朱是重大打击，以致朱“痛苦萎顿，卧床不起”。但吴宓认为陈的态度可能导致两败俱伤，曹既去职，梁亦不得长校。11月12日，“晚7-8陈寅恪招往。谈次，如曹校长即将去职。现正进行举荐梅贻琦以教务长暂代理校长，以求迅速解决，藉免觊觎而安校内之人心。已由寅恪函梁任公转荐梅于外交总长王荫泰。如梁尚犹豫，则拟使宓赴津而谒梁劝说云云。近顷之事，寅恪已乃成为发纵指示之中心人物云。”（436页）“晚7-8又9-10，两访陈寅恪。知校事仍未发表，而暗斗日烈。校长为固位计，运动张学良为奥援，诬研究院学生为乱党。而研究院学生，则分谒外交及教育总长，诉说种种，将成为内应外合之局，黜校长职，并查办云。宓闻之悚然。盖人心机诈横暴，于今为极。凡事每越出本题，以全力外援，为辛辣凶惨之报复之斗争。校事尚其小者。我辈处此时世，如麟与蛇居，如羊在虎群，真觉栗栗自危，可无忧生之嗟哉？”（439页） 吴认为“寅恪乃成为（倒曹）的发纵指示之中心人物”，此言不虚。直至12月9日，吴还遵陈寅恪意面谒梁启超“请梁用力，俾速易校长”。（第449页）但事情的结局确如吴宓所预料，为“两败俱伤”，次年元月14日外交部派严鹤龄到校，任校长职。“倒曹”运动随告平息。事后，有戴家祥等撰文，责吴宓在倒曹运动中“阴行诡诈”，吴“曷胜痛哭”之余检讨自己的第一条便是“不应以评议会开会情形语陈寅恪”。（第四卷22页） 陈寅恪何以对驱曹事如此热心乃至义无返顾？陈自己没有说过。有关传记对此语焉不详。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陈虽对中国时局悲观，但对清华则抱厚望，希冀能成为学术研究的“桃花源”。1931年，陈寅恪撰有《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在痛陈学界委顿之现状后，说：“夫吾国学术之现状如此，全国大学皆有责焉，而清华为全国所最属望，以谓大可有为之大学，故其责任尤独重······”（《金明馆丛稿二编》，362页，三联书店2001年。）当时的清华，尚未正式改大，但陈却坚认为，清华是“大可有为之大学”。可以说，清华是陈寅恪的希望之所在。 陈力推梁启超出任校长，是觉得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他的学术和教育理想。梁启超对于清华的事业是有一番雄心和抱负的。他曾在《清华周刊》第350期上发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一文，从民族学术独立的视角出发，提出清华的发展已脱离单纯培养留美后备生的阶段，进入了独立发展的“第二期”。他说： 一国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望清华以独占。但为事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 一、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 二、工学。 三、史学与考古学前二项由学校经济上观察，清华有完全设备之可能，故可将设备费较简之学科让诸他校，而清华任其最繁难者。第三项清华现在教员中怀抱此兴味者颇不乏人，而设备亦在可能之列，故亦当分担责任之一部分也。 此不过举其大者，其他学科所力所能及，自亦不嫌其多，要当有所专注以求次第发展，不可务广而荒耳。 若能办到此著，便是清华第二期事业成功。一国之政治独立及社会生活独立，俱以学问为之基础。吾侪今努力从事于学问独立，即为他日一切独立之准备。如此乃可语於清华第三期事业。 但是，陈寅恪说不上是“老谋深算”，拥梁计划并未成功。外交部派来的是罗家伦。陈的一番努力化为泡影。事后，陈寅恪向吴宓承认，自己“发疯”的可能性为50%。可以说，陈也是“性情中人”，并非心如古井。 2003年1月8日清华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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