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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不少学校中人及文教官员都喜欢将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一语挂在嘴边，以显示他们亲和“大学精神”的人文情怀，尽管我们的大学校园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而瞩望中的大师却迟迟不肯现身。当年被众多师生视为“寡言君子”的梅贻琦校长竟以其经典名言驻留人间，多少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不过，清华人对于梅校长的崇仰确乎一以贯之，历久不衰，正如一位校友所言：“清华人对梅先生孺慕情深，像听戏的人对梅兰芳一样入迷，我们却是另一种梅迷”。
当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制为大学时，梅贻琦即在教授会的选举中以47张有效票中获33票而成为该校公选的第一任教务长。清华教授中颇多留美博士，众人却将信任给予一个仅仅获得美国吴士特工学院学士的人，足见梅贻琦历经13年效命清华的教学生涯，其人品得到了同事们的肯定。不过，当年校内学生会“权力膨胀”，不时发生驱逐校长、教授的风潮，梅氏也曾被激进学生内定为拟驱逐的教授之一，其理由据说是“亲美”。好在罗家伦校长到校不久，梅贻琦被派往美国做留学生监督，避开了可能发生的麻烦，也在随后清华大学接连不断地驱罗（家伦）、拒乔（万选）、排吴（南轩）的“大乱时期”置身事外，从而保留了事后平复乱局的“超然”资格。就此而言，梅贻琦颇为幸运。可是即使吴南轩校长被免职以后，清华教授代表提出的继任人选先是周诒春（曾任早期清华校长），后是翁文灏，梅贻琦此时似乎还在人们的考虑之外。直至翁文灏兼职繁重难以专任校长，屡屡请辞，李济、李书华（时为教育部长）等人终于慧眼识珠，推荐并决定由梅贻琦这位与清华渊源深厚却与南京政府并无瓜葛的“民间人士”接任校长一职。走马上任后的梅氏相当低调，一本其处世“尽人事而听天命”的风格，审慎行事。他的就职演说较之罗家伦就职时的放言高论，显然更契合清华园的习惯心理。数年下来，清华不仅稳定住了局面，而且增设工学院，充实师资，声誉鹊起，至抗战前夕已与“最高学府”的北大比肩而立，毫不逊色。曾在清华任教的蒋复璁后来评论梅校长说：“初以为办公事他不大内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长期担任清华文学院长的冯友兰也认为，梅先生自有一套做校长的本领。
梅贻琦不止一次说过：“清华既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相对宁静的北平城内执掌清华这样一所“得天独厚”的学府，又适值国民政府“发展实科，裁抑文科”的政策环境，办学成绩出色还比较简单顺遂的话，那么抗战爆发后，北方名校被迫南迁，临时组成联合大学，在西南一隅的昆明强力支撑，尽力维系国家文教“元气”不散，进而做到“弦歌不辍”，有始有终，则又谈何容易？！西南联大的实际主持人应是梅贻琦、蒋梦麟二位，而尤以梅氏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这是毋庸置疑的。从1938年春到达昆明，至1946年9月辞别春城，梅贻琦在此地生活工作了近九年，他坦言这是其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岁月。而梅氏在教育史的突出“看点”，笔者以为也恰在此一时期：联大内部的纠葛与平复、战时“跑警报”及物价飞涨带来的生死困窘、“党化教育”和政府操控与守护大学本质的抗衡周旋、知识界上层的左右分化及其伴之而来的学潮汹涌等等，作为西南联大掌门人的梅贻琦面对纷繁局面苦苦应对的内心感受和种种举措，皆是令人关注的焦点。所幸的是，梅氏留下了有关日记，虽记述年份仅有六年（1941-1946）且若干月份漏记缺失，甚至有些事项可能曾作技术性遮蔽，但仍能从中窥见梅贻琦昆明岁月的方方面面，藉此亦可感知半个世纪前那些学府往事。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又在昆明滞留了整整一个学年，这个阶段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筹谋未来的扩展计划，隐忍和压抑了多年的发展欲求一朝释放，活力四射，几乎不可遏止。南开教授冯文潜、陈序经、孟广0创掖腋细爸厍煊胝挪咝３ど桃椤按竽峡崩锻迹槐贝蠛颓寤叫Ｔ蛭狈岛蠼邮铡拔毙！薄⒃錾枰窖г阂只蚺┭г骸⒏丛鼻ㄒ品训姆指畹仁孪罱凶呕蛎骰虬档亟侵稹６崩ッ餍Ｄ诘慕萄Чぷ饔中肴绯Ｔ俗中Ｎ竦脑鹑我谰芍饕湓诿逢葭缤贰４耸钡奈止ぷ魇馕灰祝恍┙淌σ讶还樾乃萍抟夤戳簟?946年4月中旬的一次教授会上，“先由余报告，后发言者八九人，多不赞成夏间开课者，其动机殊不同，说话亦多无大意味，但彼等欲早走之心情则了然也”。教师如此，学生方面也呈现自由散漫迹象，且学潮时隐时现。梅氏内心不免感到失落：“下午再整理花草，甚感兴趣，惜对于园艺无多研究，以后有暇当更致力。从事教育逾三十年，近来颇感失望。他日倘能如愿，吾其为老圃乎！”
然而，清华的复校事宜却丝毫不能怠慢。他从代表清华赴教育部交涉的沈履（茀斋）教授来信得知，“部中核定复员费有北大十三亿，清华十亿之说，使人不解，恐沈去已太晚，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矣。下午复沈一信”。4月下旬，他将清华的复员概算书呈送教育部，并函嘱沈履等人“请向部说明至少须给十五亿，否则实无办法”。当时联大最后商定发放给师生的迁移费数额为：教职员每大口25万，学生15万（当时币值）。可见组织三校迁移乃颇为细致繁杂的工作。同时，梅贻琦也开始物色复员后清华大学新的高层管理人选，他先后与李辑祥、吴泽霖两位教授谈话，请二人分别担任秘书长和教务长。这大概即是教育部长朱家骅所谓的“总使主要负责者为稳健分子”。梅氏更注重未来师资的聘任，他特意致电邵循正，嘱其约请陈寅恪返校，又利用先后到南京出差的机会，两度专程到慈悲社俞大维宅舍访晤借居于此的陈寅恪，敦请其回清华任教。办大学，既需要大楼（设施），更须有大师。梅校长可谓身体力行，落到了实处。同年9月下旬，已返抵北平的梅贻琦“赴松公府，做录取之最后决定，清华取最多，1356人，北大四百余，南开仅数十人，遂由二校再作录遗之收纳，其程度实将更低。清华处此境，未便多作主张矣”。三校分配联大的学生，清华可谓“盛况空前”，作为校长，其日记中的记述似也充溢着优越感。
西南联大校园内曾经流行一首打油诗，其中有“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可是不见得”两句，形容梅校长公开演讲时喜用不确定的语气，不无调侃和揶揄之意。人们多以为梅贻琦寡言甚至略显“木讷”，其实不尽然。清华校友、抗战时曾任经济部次长的张静愚回忆：“凡是曾与梅校长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他都不肯轻于发言，甚至与友好或知己相处，亦是慎于发言。但当某种场合，势非有他发言不可，则又能款款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溢”。清华同人注意到：“他开会很少说话，但报告或讨论，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熟悉他的朋友则认为，梅先生“平日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便敏锐地发现：“月涵（梅字）与元任都有慢吞吞的诙谐习惯”。
有人将梅氏常用不确定词语的习惯归结为他处事严谨的特性，叶公超忆述道：“我认识的人里头，说话最慢最少的人，就是他（梅）和赵太侔两个人。
陈寅恪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至于那首打油诗，他的学生这样解释：“先生在西南建校之时，环境困难，心情凄苦，致发言时种种顾虑，形成言语上之变态，但绝不影响内容和言词的绩效”。据吴泽霖教授的说法：梅校长抗战前在北平时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作决定，以至性急的人误解他“优柔寡断，不负责任”；而西南联大时期，则一改往昔做派，常常果断裁决，不拖泥带水，工作效率甚高。回到北平后却又“故态复萌”。清华固有的“教授治校”体制与昆明时期的战时环境，可能是导致梅氏行事风格变化起伏的外在因由。
阅读梅贻琦日记，除了会议、校务的记载外，宴饮频率之高，令人印象颇深。有的时期无日不宴，一夕数宴，如果没有“跑警报”的记载，很难想到是在战时。这些宴饮大多是公务或私人之间的应酬，也有一些外事交往场景。由北方名校组成的西南联大的实际主持人，无疑已成为“社会人”：军政大员过往昆明、与当地党政军商各界的联络交往、大学同人间的聚会、喜庆的婚宴、美国空军的联谊晚会、联大常委会的工作餐等等，均是宴饮的由头。梅校长的家人与普通教授的生活一般无二，梅太太在最困难时也曾摆地摊、自制糕点售卖。但透过梅贻琦必不可缺的应酬，却使人看到大后方社会生活的侧面实景。特别是军政官员及富商们的“紧吃”和奢靡，梅氏每于饭后也不免感到“内愧”。形成对比的是，1943年1月15日梅赴重庆英国大使馆便饭，大使陪同在座，“饭菜极简单，应系战时规式。以视吾国人之奢靡，殊有愧尔”。2月8日在昆明，“晚六时吴春晗令妹浦月与宋汝纪结婚，仍由余证婚，喜筵坐客共六七十人，恐须费万元左右，实则可以省也”。战时避难边陲，困窘愁苦，更需满足口腹之欲，本属人情事理。然而，国人的宴饮铺排风习，虽战时亦不曾减弱，梅贻琦身陷其中，内心并不以为然。
战时昆明的生活毕竟艰难。1941年的1月和4月，梅氏记两次洗浴：下午“至太华浴室洗澡，盖又月余未曾入浴也”；“至爱群浴室洗澡，未入浴盆者已三月有余矣”。于此可见一斑。繁剧的校务之余，他也不时忙里偷闲读些英文小说和中国古籍，如“连日阅《徐霞客游记》滇游数节，深佩此公意志之坚，精力之足，观察之细，向往之余，愧弗能及也”。他虽是学工科出身，却能够与人文学者亲密交往。夜晚，他常带上一瓶酒，从西仓坡住所步行至靛花巷北大宿舍，与郑天挺、罗常培等人边饮边聊，尽兴而返。据郑天挺回忆：“他谈过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市民的情况，也谈过京剧演员的表演艺术，还谈过满族服装与健康的关系。这些都是在他专业以外不常接触的事物，反映出他对社会观察的精细和敏锐”。其实，梅贻琦对自然景物同样观察细腻：“天夕外出散步，斜阳映在远山上，红紫模糊，愈显可爱。回看村中，已在阴影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坐河堤一大松树下，瞻顾留连，至天已全黑始返”。他喜欢饮酒，日记中时有醉酒记载，战时的苦闷和压力，莫非也要酒精来纾解和释放？他也喜好京剧，甚至收听沦陷区北平广播中的唱段。他还醉心于打太极拳，其日记载曰：“饭后要勉仲（查良钊）、茀斋打太极拳。吾酷爱勉仲打太极拳之姿势，盖其身体之雄伟与其意志之纯一，兼于此中表现也”。
闻一多被刺前后，梁漱溟滞留昆明。梅贻琦与联大同人邀其聚谈：“梁曾于月前往延安，谓系为与毛、朱等说明，将来渠将放弃实际政治活动而从事于理论之主张。梁以为现时英美式民主之趋势（指多党竞争）将不能久，以后必须有一综合组织适合于中国社会文化者代起，方能奠定建国基础”。梅将梁的说辞记入日记，显示对未来局势的留意和关注。联想到前述梅向蒋介石的“故为此问”一节，可以想象，他内心是带着某种政治“悬疑”离别昆明返回北方去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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