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退休后一直研究科技发展史。由于曾长期担任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秘书，他对中国核物理事业的发展历程了解尤深。但当他最近从清华档案馆的故纸堆中发现那些1948年的函件时，葛能全仍不禁感慨万千。那些信件涉及到建国前中国科学家在核物理事业上的一次热情努力。葛能全告诉记者，解放前，中国曾在开展核物理事业上有过三次努力。其中1948年“北平三机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平研究院）合作原子能开发项目的提议者就是钱三强。
    北大、清华出尔反尔？
    1946年年底和1947年年初，钱三强、何泽慧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发现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的实验结果先后发表。由于这是直接关系原子核裂变方式的工作，国际物理学界普遍重视，国内反响也甚为热烈。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纷纷邀聘钱三强回国教学、做研究，包括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北平的北京大学、北平研究院等。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甚至直接寄去了聘书和800美元返国路费。
    但钱三强最终还是接受了母校清华大学的力邀，并向清华校长梅贻琦表示“甚望教学工作外，尚能树立一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发展祖国的核物理事业。梅贻琦随即复信赞同，表示愿从购买图书、设备的基金中拨出5万美元做这件事。钱三强闻知此讯非常兴奋，不久后就不顾多方人士劝阻归国。
    意外的是，归国后的钱三强发现项目进展再无下文。一再追问之下，梅贻琦等人也没有给出有力的解释。钱三强一向说话直率，此时更不顾梅贻琦、胡适等的长辈身份，斥其为出尔反尔，并始终对此未能释怀。
    被遮蔽的“密件”
    事实上，梅贻琦等终止计划也并非心甘情愿。
    1948年7月19日，就在钱三强归国后不久，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密电梅贻琦和胡适，称“此事似非其时”。
    梅贻琦等人对此甚为不解，曾写信到南京陈述理由，这使萨本栋两头为难，他已然感受到美国人设下的拦墙是不可逾越的。于是萨本栋冒着违反办事常规和泄密风险，把美国使馆的查询函原文转抄寄北平两位校长，并亲笔加注点透要害，以便让梅、胡听从。
    萨本栋曾叮嘱梅贻琦将美使馆函件“阅后付丙（炳，烧掉）”。但梅贻琦既没有把文件烧掉，也没有出于为难把幕后的事情向钱三强和盘托出。他把那些函件默默地放进了档案馆。
    以下就是美国大使馆于1948年7月19日给萨本栋的函件译文：
    有报告说，北方科学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在北平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根据美国大使馆得到的情报，一位姓钱的先生将领导所提议的研究中心。据报告，钱先生是法国约里奥－居里夫人以前的学生，据说他发现了一种产生原子能的方法。我将十分感激你对此报告能提供的任何评论。
    如蒙允许，你对这一发展为我提供的真实情况和你对任何相关进展的可能性所作出的评论将受到重视。
    萨本栋的信件还显示：“来函者对于国内原子研究已多次来院询问究竟，此为第一次书面询问。外此，尚有其他为外交秘密不便奉告。”
    曾任钱三强秘书的中国工程院研究员葛能全认为，美国人对此事的关注除了出于一贯的技术封锁政策和当时中国的战争进程外，也反映出他们对钱三强本人的疑虑。身为法共党员的约里奥－居里一直是美国政府十分反感的人。“约里奥－居里夫妇和钱三强的背景情况，按照美国有关机构的职责和习惯，他们绝对是不会忽略的”。
    一次晚餐让梦想再次落空
    极左运动中，钱三强曾被怀疑为特嫌。曾任蒋政府国防部第六厅处长葛正权在文革调查中，回忆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1948年7月，钱三强从上海被请到了南京。其时国防部第六厅厅长钱昌祚（当时主管国防科学研究和发展）对原子武器有兴趣，专门约请他，准备作详细讨论。葛正权作为六厅骨干在座。事先说好先吃饭、叙谈，然后到会议室开会讨论。席间钱三强很健谈，气氛热烈。但钱昌祚凭着“敌情观念”一想像，感觉钱三强有问题，突然取消原计划，吃完饭就声称有事离开了。
    曾担任钱三强秘书的葛能全对记者说：“钱先生生前和我谈及此事时，说钱昌祚这人莫名其妙。发现葛正权回忆材料时，我才明白此事的究竟。葛正权的回忆，正好为‘特嫌’作了反证。”
    “看错小数点”
    葛能全认为，说话直率、容易得罪人，是钱三强的最大性格特点。而他和夫人何泽慧的简朴也十分少见。两位均出身名门，本人也都早已名满天下，但单从装束上，根本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特殊之处。
    有一次葛能全陪钱三强夫妇出差，回北京时顺便去了西单菜市场，何先生挑了几只冬笋。“当时冬笋算挺贵的。售货员是个年轻女同志，”葛能全说，“见何先生挑了一只，又挑一只，就提醒说：‘老太太，你别看错了价签上的小数点！’两位老先生听见，亦唯唯而已。”

    钱三强19131992：1913年10月16日出生于绍兴，原籍湖州，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曾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毕生致力于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两弹”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