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人们不会忘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这八年间为此所作的努力，更不会忘记他在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的艰辛……

筹备西南联大

    卢沟桥事变的头一天，梅贻琦刚离开北平去江西参加庐山会议。日本兵开进清华园后，在校园里养马，中国最高学府一时间变成了日寇的兵营。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也同样遭到了日寇的践踏。国民党政府决定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任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与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为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

    于是，梅贻琦直接从庐山转赴长沙，不少教授和学生也陆续到了长沙。可是开课仅仅两个月后，南京失守，武汉也告急了。才迁到长沙的临时大学又不得不于1938年春奉命迁往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仍由梅贻琦与蒋梦鳞、张伯苓三人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梅贻琦兼任常委会主席。于是，梅贻琦顾不上家人，自己先期到达昆明，忙于开始西南联大的筹备事宜。

    1938年的夏天，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也带着五个孩子取道上海、香港，经越南海防，坐滇越铁路的小火车到了昆明。从比，梅贻琦一家开始了在昆明八年的艰苦生活。

    西南联大在昆明首先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校舍问题。当年的昆明城不大，抗战爆发后；一下子从外省涌进了很多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昆明不可能提供一座现成的能容纳西南联大两千多师生的校舍。于是，联大只好 化整为零，先暂时安顿下来，租下了昆明东南城外的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全蜀会馆给工学院使用，租下了昆明西北城内外的昆华师范学校等几所中专学校的校舍给理学院使用，又将文学院和法学院放到滇南的蒙自县，在那里设立了联大分校。

    接着，联大就准备着手在昆明购置土地建校舍。而蒋梦麟、张伯苓两位在昆明仅两三个月后，就因政府另有任用到重庆去了，于是，联大的校务主要就由梅贻琦一人独力撑持了下来。梅贻琦任劳任怨，默默地在做着需要做的一切：要与地方政府反复联系商洽解决校舍问题；要安顿师生员工及家眷；要设法增添教学所需的图书和设备；要让教学很快走上正轨…… 

    在云南地方政府和一些人士的支持下，联大在昆明大西门外购到一百二十来亩荒地作为新校址，并委托此前曾在天津基泰建筑公司工作过的设计师代为设计，又聘请梁思成、林徽因为建筑工程顾问。1938年秋末，设计草图出来了，因限于经费，只设计了一些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在征求意见时，有些理科教师从不同的实验需要出发，提出种种改动要求。于是，又重做设计图。

    没想到，在改动设计图的这段时间里，昆明的物价飞涨，联大那点有限的经费连建三层楼房都不够了。最后，只能盖起了一些简易的平房作为教室和宿舍。这些平房都是土坯墙，宿舍是茅草顶，常漏雨，四十个同学住一间。教室屋顶是铁皮的，冬冷夏热。遇到下雨天；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咚响，有时都听不清老师讲课的声音。墙面刷的是粗糙的石灰，地是用泥土捶成的。教室里没有桌子，只有一种右边扶手宽大的椅子可以记记笔记。                   

    虽然条件女口此艰苦，但联大的学生都安贫乐道，发愤学习，希望能多学些知识，将来报效国家。除了艰苦之外，对联大学生来说，还有无法逃避的一课，那就是躲警报。从1928年秋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开始，躲警报便成了联大师生的家常便饭，警报一响，师生们便往学校北边的山沟里钻。很多教授陆陆续续携家带口疏散到了郊区农村，昆明北郊的大普吉、．龙头街，西郊的黄土坡、马街、龙门村等地都成了教授们疏散的地方，最远的甚至住到了昆明东郊三十里外的呈贡县。             

    梅贻琦身为校长，也一样和师生们一起跑警报。他在离开学校之．前，总是先把文件收拾妥当，放好锁好才走。到了北面山沟里，他也是和大家一样，席地坐在乱坟之间。跑了几次后，大家都有点经验了。当飞机快飞临    头顶时，大家才跳入乱坟堆间事前挖好的壕沟中。梅贻琦在壕沟里还镇定地仰察炸弹的投向。他的镇定和坚毅对师生们都是一种鼓舞，起了一种不言而教的作用。

和师生们一起共患难

   冬去春来，联大人在昆明扎下了根，一年又一年，在极其恶劣的生括条件下，他们顽强地生存着，成长着。学生吃的是“八宝饭”——一种夹着沙粒、碎石、稗子、糠皮、老鼠屎的饭。起初大家不敢吃，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因为贫困，很多学生外出兼差，做水电工、油漆工、会  计、教员、画广告、送报纸”…·什么活计都干。 

   学生艰苦，教授也艰辛。教授的月薪在  1938、1939年间还能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到后来就只够半个月用的了。教授夫人们只好想办法做些零活添补家用，有绣围巾卖的，有做帽子卖的，也有做小食品卖的。教授们典当书籍、变卖衣物、到中学兼课。总之，能想到的法子都想了。

    梅贻琦也和师生们一起共患难。他们家先住在昆明花椒巷，一年后迁往西仓坡的一院旧房中。正面小楼上是梅贻琦的书房和卧室，楼下即是联大办事处。梅夫人带着孩子们住在西面小楼上，楼下是会客室。联大教务长潘光旦家住在南面楼上。梅贻琦刚到昆明时就把校长专用的小汽车交给学校公用了。他常常安步当车，由西仓坡步行到新校舍，每天往返四次。 

    梅贻琦家和潘光旦家一起在办事处包饭，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青菜都很难吃上。有时能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扬，全家大小就很高兴了。待遇菲薄，负担又重，梅贻琦夫妇都很节俭刻苦。梅贻琦成天忙着操心学校的事，对家里的事很管不到。梅夫人自己尽力找些零活计添补家用。有的教授夫人在做围巾，梅夫人的视力不很好，便帮着她们做做围巾穗子，可是后来这东西也不好卖了。在最吃紧的时候，梅夫人甚于在西门旁边摆过地摊，卖自己的衣服、毛线头编结的东西，和孩子们长大后穿不上的小衣服。

    后来，随着日机轰炸的加剧，梅贻琦家也搬到了昆明北郊十余里的黎园村；和另外七八家教授住在一户“惠老师”的农家大宅院中。房子小，他在住房的阶沿上摆上几把椅子就成了接待朋友、同事的“客厅”。梅夫人带着孩子常住在这乡下，梅贻琦丢不开公务，大多数时间还是一个人住在城里的西仓坡住宅。   

    在那些动荡奔波的日子里，梅贻琦始终坚守自己的岗位。他常用孔子备受波折、东奔西颠、被困于蔡、绝粮于陈，但对讲学育人却始终如一的事迹自勉，并同时以此勉励同仁。 

    在梅贻琦坚持不懈地辛勤努力之下，全校师生团结一心，克服了很多困难。到1940年，联大的规模增至5个学院共26个系，学生达3000余人。学生的学籍除北大、清华、南开、联大外，还有借读、旁听、试读．、特别生、进修班、先修班等。这多种办学形式，正是顺应了时代发展需要，适合于从沦陷区来的学生和海外归来的学生。回顾这两年联大的发展，梅贻琦心感安慰地说：“经两年来之惨淡经营，校舍既定，设备渐充，学生程度，亦年有进步，三校原有之精神，已潜移默化融洽于整个联大之中。”

    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华师生为梅贻琦在清华工作25周年举行庆祝会，面对师生对自己的赞扬，梅贻琦谦．逊地说到：“……清华这几十年的进展，不是也不可能是某个人的缘故。是因为清华有这许多老同事，同心协力去做，才有今日。在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次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是由他口昌的，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巳。多年来，梅贻琦心中的确一直是把事业的成功看作是群策群力、各司其职的结果。

    梅贻琦的谦逊朴实，为联大师生所共知，亦为诸位同仁所共仰。1941年，在他53岁生日时，顾毓诱特意写了这样一首诗来祝贺：天南地北坐春风，设帐清华教大同．淡泊高明宁静志，雍容肃穆霭和衷；诲人自有宗师乐，格物原参造化功。立雪门墙终未足，昆池为酒寿高松。                    │

    梅贻琦一生向来不喜以诗文抒发感情，最多只是做做演讲。但此时他也写下了与顾毓绣的唱和之句，表达了他那种虚怀若谷的情操，从诗中亦可见出他忧国伤时、思念故园的情怀：            │

    敢言程雪与春风，困学微忱今昔同。廿载切磋心有愧，五年漂泊泪由衷。英才自是骅骝种，佳果非缘老圃功。回忆园中好风景，堂前古月照孤松。               

清华在惊涛骇浪中前进

    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的这八年是他毕生经历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他面对的是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带来的学校环境的不平静，以及物价飞涨导致的师生生活极为艰苦，还有敌机的连年轰炸，搅乱了正常的教学、工作、生活秩序，并造成若干物质损失。他满怀对民族、对教育、对清华的责任感，不张扬地然而却是很坚定地引领着师生们前进。他曾很诚恳地这样说过：“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只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担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韧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告无罪’。”

    梅贻琦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为学校的事情成天操劳。他把全部心血都花在了校务上。1940年9月，他的母校美国吴士特工学院校庆，来信邀请他去美接受工科荣誉博士学位，他都无法分身前往。   

    抗战期间的昆明，常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象。做为名大学的校长，梅贻琦有时也不免应邀去参加一些官场聚会；，但他在日记中对这些现象每每流露出不满之情，如1941 年10月13日他写道：“晚XXX请客，在其办公处，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饮食余，不觉内愧”。1943年1月27日他又写道：  。晚赴X X X饭约……酒肴均极丰盛，或太费矣。他的撂．记中还有对下层民众、土兵的同情，如1941年6月5日(在船上)：  “早九点开始，房门外士兵坐卧满地，出入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

    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对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矣。”   

    梅贻琦自己很俭朴，很廉洁，一年四季都只见他着一袭深灰色的长衫。1941年7月，梅贻琦和郑天挺、罗常培因公由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飞机票已经联系好后，又有一个可以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邮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坐邮车虽然累一些，；但可以为公家节约两百多元，于是梅贻琦硬是退了飞机票。  

    梅贻琦的公私分明是有口皆碑的。当梅夫人与潘光旦夫人迫于生计，要学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去卖时，梅贻琦都不同意在办事处里做。于是只好由潘夫人在乡下磨好米粉，然后又到住在办事处外面的袁复礼教授家去做。  几位夫人把米粉加上白糖和好，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蒸成糕，两三分钟可以蒸一块。她们把这种糕取名为“定胜糕”  (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然后，由梅夫人挎着篮子，步行四五十分钟送到城南的“冠生园”寄卖。有人建议梅夫人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但梅夫人碍于梅贻琦的身份，不肯这样做。                      

    去送糕的时候，梅夫人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脱下了旗袍，换上了云南妇女穿的蓝布褂子。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了，小腿全肿了起来。可是，为了支持丈夫去全心办好联大，她没有退缩，毅然用她瘦弱的肩膀，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战争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帮助人们坚强起来……               

    后来，当梅贻琦知道夫人卖定胜糕的艰辛之后，看着小腿肿起来的夫人，满怀歉意地说道：  “咏华，你辛苦了!都怨我，心里只装着学校的事。家里人怎样生活，是否挨饿，我竟全然不知。这些天，你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真难为你了!”                  

    梅夫人安慰他道：  。别说了，月涵(笔者注：梅贻琦字月涵)，我苦一点没关系的。你就安心地去操心学校的事吧。”      │

    当时，昆明是通往国外的唯一通道，一些朋友出国经过昆明时，总要到联大看看。梅贻琦有时也在家里设便饭招待朋友。当便饭快结束前，梅夫人总是笑吟吟地亲手捧着一盘“定胜糕”进来，殷勤地对客人说：  “请再尝尝定胜糕，我们一定胜利”大 家看着上面用鲜艳的花纹环绕的“一定胜利”四个红字，都无比激动，一起站起来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这也正是联大人当时二致的信念，是联大事业的象征。                 

   风雨如晦，鸡呜不已。在西南联大，很多教授都是像梅贻琦夫妇这样不向艰苦生活低头的。联大的师生在昆明这块红土地上，顽强地生存下来了。他们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民族科学文化事业付出了智慧，付出了汗水，体现了中华民族刚毅坚卓、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