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梅贻琦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才熟识起来。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起，平、津各大学不能开学。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均在南京，决定在长沙设临时大学(文法学院设在南岳)，由三校校长和教育部派代表组成委员会领导校务，使三校师生先行上课。一九三八年二月迁到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在蒙自一学期)。由三校校长任常务委员，部中不再派代表，校务由常委共同负责。联大设有理、文、法、工，师范五个学院。下分各系，大致仍用三校旧制，稍加合并，如地质、地理、气象合为一系；历史。社会合为一系。三校和联大师生联合上课。联大行政上设教务、总务、训导三处。三位处长和五位院长均列席常务委员会，每周开常委会一次。除训导长外均由三校教授担任。联大成立后，三校不再招生。三校师生均为联大学生，联大学生均为三校校友。三校学生学号仍旧，但按校名分别加P．T．N字于前，  以避重复。联大学生用A字。四种符号对内对外全无差别。三校在昆明各设办事处，各有其校务会议，各有其院长、系主任和教务长(北大仍称课业长)、秘书长。三校教授由三校自聘，通知联大加聘、排课、发薪。三校旧生的注册、选课和毕业，由三校决定。三校各设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不属联大范围。联大因教学需要，除了三校参加的人员外，还聘有联大教授和其他教学人员。联大和三校的教职员工同样待遇。联大有教授会，联大和三校教授全体参加。除重大事件外，大学毕业要经教授会通过。联大这种体制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的第二年——一九四六年三校复员，前后八年。

    联大初成立，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对北大蒋梦麟校长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作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鳞对梅贻琦校长说，  “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校长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荣历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风，也各有其不同的经济条件。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间虽有压力，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抗战胜利，还在昆明上课一年，除了个别有任务的几个人复员外，全部留在昆明，这也是了不起的。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艰苦与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

    一九四一年四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三十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办事处的黄子坚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得从丰的庆祝。于是黄子坚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上台说，要是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很多人。两人发言之后，会场异常活跃，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三校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

    在联大成立前，三校就有过协作。除了互相兼课和学术上协作之外，行政上也有协作。那时，大学都是单独招生。考生一般要投考几个大学，异常疲劳。就在一九三七年暑假，清华和北大共同宣布联合招考新生，共同出题，共同考试，分别录取。试场设在故宫。得到故宫博物院领导的同意，考试桌椅都已运进去，社会上传为“殿试”，后因卢沟桥炮响给冲垮了。这是校际协作的先声。

    抗战期间，物价飞腾，供应缺困，联大同人生活极为清苦。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致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于是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这工作是艰苦的，危险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维持到胜利。这又是一椿大协作。

    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不需用的设备设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同人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联大和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

    梅贻琦校长生活朴素，他的那件深灰色的长袍在四季皆春的昆明，是大家天天看得见的。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和梅贻琦，罗常培两先生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校长联系成飞机票，恰好又得到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邮车是当时成渝公路上最可靠的交通工具。梅校长觉得邮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既可以三个人不分散，还可以为公家节约两百多元，于是坚决退了飞机票。这种宁可自己劳顿一些而为公家节约的精神，是可贵的。俭朴正是他的廉洁的支柱。

    梅校长在工作中，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  “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  “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

    一九三九年十月，吴文藻、谢冰心两位先生为了躲避空袭，移住呈贡小山上，他们伉俪都是“朋友第一”的人，一次约梅校长，杨振声和我，还有其他几位到呈贡作了三天短期休假。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又和梅贻琦、罗常培两先生到叙永联大分校和李庄北大文科研究分所看望，并参观武大、川大。归程中饱尝抗战后方轰炸，水灾和旅途中意想不到的困扰，耽搁了三个月。途中罗有一次大发雷霆，虽然不是大事，但若处理不好，彼此发生隔阂，不但影响友谊，也会波及一些方面的关系。梅先生等罗火性发过，慢条斯理地说：“我倒想过跟你一起(发火)，但那也无济于事啊。”语同神情与诚恳的态度，使得罗气全消了。这两次旅行，使我加深了对梅先生的认识。

    梅贻琦先生不喜多说话，但偶一发言，总是简单扼要，条理分明，而且有风趣。他谈过一九OO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市民的情况，也谈过京剧演员的表演艺术，也谈过满族服装和健康的关系。这些都是在他专业以外不常接触的事物，反映出他对社会观察的精细和敏锐。

    在昆明梅贻琦先生住在西仓坡清华办事处楼上左厢(大约是北房)，和梅祖彦同屋。一晚有同事接他出去开会，正好没有电。临出，梅先生把煤油灯移在外屋桌上，将灯芯捻到极小，并把火柴盒放在灯旁，怕灯灭了，祖彦回来找不到。从这一小事看出他对下一代多么关心，做事多么细致有条理。

    梅校长喜欢饮绍兴酒，但很有节制。偶尔过量，就用右肘支着头，倚在桌边，闭目养一下神，然后再饮，从来不醉。朋友们都称赞他的酒德。这正是他的修养的表现。

    最后，我想再谈一段联大的故事。当时，昆明是与国外交通的唯一通道，许多朋友经过总要到联大和三校看看。梅校长有时也要用家庭便饭招待。记得每当聚餐快要终了的时候，梅夫人——韩咏华女士总是笑吟吟地亲捧一大盘甜食进来，上面有鲜艳的花纹环绕四个红字——“一定胜利”，殷勤地说：  “请再尝尝得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齐站起来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这正是我们当时一致的信念，也是联大事业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