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的由来

    《文星》杂志创刊于1957年11月5日，每月1期，每6期为1卷。由叶明勋担任发行人，萧孟能任社长。主要编辑包括何凡（夏承楹）、林海音（林含英）及小鲁（陈立峰）等人。新诗及诗论由余光中及蓝星诗社支援，音乐艺术介绍由吴心柳（张继高）提供。在题为“不按牌理出牌”的代发刊词上，编者（何凡）开宗明义点明主题：

    “编一本杂志不能无理想，这就是说得有个宗旨。罗素说：‘良好的人生是被爱所鼓舞，并受知识的指导。’智慧可以创造人生，指导人生，因此我们希望这本杂志能启发智慧并供给知识，使读者读后不至于感觉毫无所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把《文星》的性质定为‘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

    代发刊词还交代了《文星》命名的由来：

    “至于命名为‘文星’，是因历来传说它是主管文运的星宿，又称‘文昌星’。杜甫诗有：‘北风随爽气，南斗避文星’之句。希腊神话中也有相当于中国文星的神，名叫阿波罗（Apollo），传说他少年美貌，主管诗歌和音乐，也就是管文运和艺术的神。我们准备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多尽一点责任，所以采集中西神话故事定下这个名称”。

    关于“不按牌理出牌”这个理念，编者的意思是不按常规来办这份杂志。因为《文星》既无官方机构做后盾，也没有特殊的经济支援，它是一份纯私人独立经营的、没有色彩的刊物。因此编者说：“那些创造历史的伟人们，如果人人照牌理出牌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丰功伟绩。”同理，如果《文星》的经营不脱世俗的窠臼，它将不会有创新和发展。

    初试啼声

    有人说《文星》的头4年（1957年11月到1961年10月，即第1期到第48期）是平庸无生气的，真正的《文星》应该从第5年（第49期）开始，这可能言过其实。第1、2年的《文星》是萌芽时期，第3、4年是茁壮时期。在萌芽的两年中，《文星》试着不去碰当时言论的禁忌，因此在选稿上相当自制。在这两年中，《文星》致力于文学创作与西洋文学翻译的介绍（林海音、于梨华、痖弦、余光中、夏菁等青年作家都有作品发表），而论述文字的篇幅比较少。对于时事的评论，多以读者投书方式刊出，其中不乏针砭时政的好文章。自从第25期编辑方针从“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改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后，有关思想与学术论著的文章逐渐增加，明显地强调思想的诉求。把“文学的”去掉，代以“思想的”，编者的解释是将“文学”化合于艺术与生活之中，所以加强“思想”的比重，而“思想的探讨”将是生活与艺术以外的主要编辑方针。

    就代表杂志面貌的封面设计而言，《文星》每期的封面人物，大都具有新闻价值或时代意义。他们包括文学、政治、哲学、科学、音乐……等领域的杰出者，配以“封面人物介绍”，颇见匠心。《文星》所选择的封面人物，主要是“现存的、第一流的，又是读者不太熟悉的，能够配合上新闻的。”《文星》头4年的封面人物，以美、英人居多，包括海明威、毛姆、卡缪、依瓦·安德烈克、赛珍珠（文学家）、罗素（哲学家）等等。不无遗憾的是在头4年之中，中国人只有梅贻琦1位，其他亚洲人则全无。从这里可以看出《文星》的基本倾向很早就含有西化、现代化、不推崇传统（但尚不至于反传统）的心理因素。

    平稳温和的《文星》，在进入第4年第37期的“编辑室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3年来，我们无‘甘’可言，却有的是‘苦’。办这本杂志，我们可以说是历尽了辛酸……像文星这样风格的刊物，在我们这个消沉的社会里要想‘一纸洛阳’，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之所以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理，是因为基于我们读书人对社会、对时代要尽其应尽的责任。处在一个堕落的时代，如果知识分子也要放弃责任，那么，我们的前途将更加可悲。因此，读书人必须要有自觉，并唤起广大社会理性的觉醒。于是，我们创办了文星。我们明知这声音是微弱的，但却是真诚的，它的存在总是有其价值的。”

    《文星》的编者在这里表达了他们不畏挫折的勇气，要以《文星》的风格来唤起读书人振兴社会的责任。一般来说，《文星》出刊不久已开始为爱好文学艺术的知识份子所喜爱，在逐渐茁壮充实的过程当中，《文星》得到作者、读者的认可。《文星》的读者涵盖面很广，年龄从老到小，学历从大学教授到中学生，职业从商人到军人，凡是关心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台湾处境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不知道《文星》的存在，也很少有人没有读过它的文章。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月刊2003年1月号，题为“‘不按牌理出牌’的《文星》杂志”。编辑时对文字做了相应处理，大小标题亦重拟。）